卓越而有趣的复旦人 | 投身公益，开出一朵朵复旦精神之花

有一批复旦毕业生，他们热忱投身公益，将胸怀天下的情怀化作躬身力行的坚守。他们活跃在助学助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各个领域，用行动诠释“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他们的故事里，有坚强信念，有专业智慧，更有赤子之心……

上海市蒲公英教育发展基金会（下文简称“蒲公英”）于2016年在上海注册设立，是一家致力于助力教育发展，帮助偏远地区青少年开拓视野，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基金会，也是从多方面探索公益素质教育、助力青少年全人格成长的平台。它的核心创始人是沈丽萍与她的先生王宝峰。同时，“蒲公英”也聚集了一群怀揣教育理想和爱心的家庭，帮助更多孩子拥有优质教育资源。

沈丽萍（后排左六）在“蒲公英”的活动中

那一年，夫妇二人商量后，想把自己对教育创造美好未来的愿景落到实处。王宝峰根据耶鲁大学教育基金的设计模式，提出了最早的蒲公英基金会运作模型。他本身有着从农村走出来的经历，深谙教育的改变力量：“如果当年有人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拉我一把，我或许能更早打开眼界。如今我有能力了，就想拉更多人一把，让那些孩子不会因环境而被困住。”

而那些背景各异却志同道合的捐赠家庭，与蒲公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用彼此的真诚陪伴与不懈付出，让偏远地区的孩子感受到了世界的温暖，也在这一段充满挑战与感动的旅程中，彼此鼓励、共同成长。

蒲公英自2017年以来致力于帮助来自偏远山区的有志青少年实现梦想，追求卓越。其中两位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青少年马海给做和阿皮史格，通过蒲公英获得更多教育资源和机会，走出凉山，进入国际知名的世界联合学院，目前已考入美国知名大学。而他们俩也始终作为蒲公英核心志愿者，帮助更多像他们一样追求梦想的少数民族青少年。

孩子们接触到更多教育资源

蒲公英还帮助过一位自闭症青少年轩轩。轩轩自从结缘蒲公英后，参加了多次蒲公英线下公益活动，轩轩爸爸非常喜欢蒲公英这种尊重和包容的氛围。还有一名孩子，想“专升本”却付不出学费，捐赠家庭们在群里稍作商量，很快就有人站出来决定支持。

经过多年积淀，如今蒲公英的志愿者们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家庭，还有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地区的经济和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家庭的家长和青少年们，十年来累计募集了近两千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蒲公英教育公平和乡村教育公益项目。帮助过的学生包括来自云南、新疆、青海、贵州、宁夏、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数千名品学兼优积极上进的青少年学生。如今，许多曾经受助完成学业的孩子又逐渐回到蒲公英，成为年轻的志愿者，带动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对沈丽萍夫妇而言，这正是他们当初创立基金会时最想看到的场景：帮助能够传递出去，爱与希望也能在更多地方生根。

“蒲公英”大家庭在九周年庆祝活动中的合影

▲来源：“上海市蒲公英教育发展基金会”公众号

爱芬环保是一家专注于推动社区垃圾分类的社会组织，长期关注由环境和废弃物领域带来的公众环境意识觉醒和社区治理能力提升。2011年前后，爱芬环保开始与上海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紧密结合，在上海的300多个社区持续深耕，探索出有效的社区工作模式和方法,并推广到深圳、青岛、珠海、北京、南京等城市。

郝利琼

来自复旦中文系的女生郝利琼是爱芬环保的联合创始人，因热爱大自然而与环保结缘。从大学毕业后，她曾短暂地在新闻传媒业工作过，后来因为对环境保护有关切、对社区如何触动人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意识感兴趣，郝利琼转入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工作。“我深深地认同，美好的环境不仅可以给人带来愉悦，还能带来尊严和慰藉。”

郝利琼（左）在公益活动中

2009年，世博会前夕，她所工作的社会组织曾协助共青团、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共同主办“换出更绿色的上海——垃圾分类新理念推广活动”。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让一本“上海绿色账户”成为一次环保新探索，也让她和工作伙伴们发现，在社区推动垃圾分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社区、改变人的意识和觉知的机会。

绿色账户走进千家万户

2011年前后，他们正式开始在上海的社区里推广垃圾分类工作。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通过不断的实践，郝利琼和伙伴们探索出了一套在城市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三期十步法”。它详细列明了社区从零开始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步骤，以及每一步需要做的工作、遇到问题后的应对办法。按照这套方法，通常来说，一个社区可以在3个月到6个月内实现有序垃圾分类的基本目标。2016年之后，这套方法开始走出上海，成为更多城市和组织的选择。

社区里用废旧物资打造的菜园

“如何通过垃圾分类这件小事，使普通人的环境意识觉醒”“如何让市民更多地参与到垃圾议题的讨论中”“什么样的垃圾分类才是好的垃圾分类”，这些都是近年来一直萦绕在郝利琼心头的课题。郝利琼认为，“好的分类是带着微笑的”，不是苦大仇深、怨天尤人的。微笑源自自发的认同和支持，源自为自己做得好而感到有收获、有尊严。她始终认为，垃圾分类不是目的；通过分类工作，带动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和参与，带动居民产生环境意识和责任感，并能将这些转化为长期的行为，才是目的。

郝利琼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推动社区自治的方式去做垃圾分类？因为她明白，环境意识的觉醒可能是人的觉醒的一个起点，比如垃圾问题，这是每个人天天都可以触碰到的。“另外就是公共意识。人不再只是为小我而活，还可以为更大的东西、为公共的精神而活。我们工作本身就是不断启发每个人去思考，人跟环境的关系是什么，跟社区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否愿意为这种关系的调整而去付出。” 在爱芬，郝利琼总是那个“温暖的底色”，她会一边唱歌一边做事情，有时候还会写诗；对于她来讲，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 从2018年开始，她减少了爱芬具体的项目和管理事务，开始了持续的思考和对行业及其他城市伙伴的推动。 “我希望这个社会是公正的，人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我更大的追求是希望每个人能够藉由各种途径，达到意识的觉醒，能够不被任何外物所束缚，包括权力、金钱、贫困、欲望、外貌等。我觉得人终究是要摆脱束缚，走向自由之境的。这是我自己，也是我对社会及他人的终极梦想。”郝利琼说。 

▲来源：“上观新闻”App

在上海，有一个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网站，叫“老小孩”网站；网站上有一群活跃的“60后”，他们年龄在60岁以上，有活力、有梦想、有温度，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小孩”。这群“老小孩”在网上记录生活、交友互助、展示风采，在线下做志愿者发挥余热，生活时尚又充实。

“老小孩”网站由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主任吴含章牵头创办。他说：“老年人也应该成为科技进步的受益者。中心的核心业务就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挖掘老年人潜能，让老年人乐享晚年。” 

吴含章

2000年是互联网创业如火如荼的一年。吴含章萌生了一个想法：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为何不创建一个服务于老年人群体的专属网站呢？经过一番尝试，吴含章决定打造一个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论坛。论坛一经推出，立即收获热烈反响，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专门服务于老年人的社交平台，迅速吸引了近10万用户关注和使用。后来，论坛迭代升级为现在的“老小孩”网站。

如今，“老小孩”网站已经成为老年人“精神养老”的线上家园。他们借助博客建立、维护自己的社交圈，彼此间保持紧密联系。吴含章说，曾经有一个活跃的老年用户突然变得沉默，是网站上的网友最先察觉并表达关心，起到了及时疏导情绪的作用。“精神养老”的重要意义在此刻得到彰显。

此后，从“扶老上网”到“智慧助老”，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又开展了一系列科技助老公益项目，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同时，考虑到老年人的活动时间集中在早晨和日间，中心还提出一个全新理念：让上海白天的时间和空间更多地服务于老年人。中心为这个创意赋予了一个极具海派特色的名字——“早上海”。2023年7月，中心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等单位联合发起“乐龄申城·早上海”志愿服务活动；中心邀请商家通过简单的店铺改造和适老化设计，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早间闲置时段的服务，在日间提前对老年人开放；在“早上海”小程序里，有“早场馆”“早消费”“早活动”“早课堂”等模块，老年人可以预约足球、网球、篮球、公园等场馆，领取各类优惠券、套餐折扣，查询全市社区长者食堂地址，购买中华老字号食品和生活用品，学习反诈、智能手机使用等课程。

吴含章表示，不应将老年人简单看成受助对象，他们只是在体能等方面有所下降，但一生积累的智慧与经验无疑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中心将持续用科技为老年人赋能，让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造福社会，过上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老年人写下梦想：上网发博客

▲来源：《中国社会报》、界面新闻、澎湃新闻

时间回到2011年。那一年，刘伟伟25岁，正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抉择。

作为一个热爱公益的年轻人，刘伟伟在复旦读大一时，就开始参加公益社团的活动，去学校附近的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本科毕业后，更是跑到云南大山支教了一年。

刘伟伟（右）在太阳花讲课

支教结束后，他回到复旦继续读研，并一直利用课余时间到上海一家名叫“太阳花”的流动儿童社区服务中心（下文简称“太阳花”）做志愿者，担任项目助理，后来逐渐成长为太阳花项目委员会成员。“太阳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项目”是2003年上海市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发起的，致力于为5-15岁的来沪随迁子女提供长期、稳定、多元、优质的公益社区教育服务。

孩子们在“太阳花”度过欢乐时光

在距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之时，意外发生了——太阳花的全职项目主管突然离职！在当时的情况下，刘伟伟是最适合的、也是唯一的继任人选。如果他不立刻接下这份工作，太阳花项目将面临关闭的风险。可是如果他接下这份工作，他则不可能兼顾到学业，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完成硕士论文，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两难的抉择下，刘伟伟最终选择了太阳花。

而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也没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种自我牺牲式的感动。他是发自内心地觉得：比起一纸硕士学位证书，守住这些流动儿童在上海的“家”，是更有价值的事情。

太阳花是上海第一家专注于服务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社区中心。如今，太阳花在闵行、静安、虹口和浦东，各有一处小小的“大本营”，每年共服务约800名流动儿童，希望通过长期的陪伴和多元教育资源的提供，让更多的来沪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成长为自信、乐观、正直、包容的未来社会建设者。

这些孩子在5-15岁之间，正处在应该无忧无虑的美好年华。但他们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或者老城区待拆迁的狭窄破旧的出租屋里，生活环境脏乱差，也缺乏安全保障。他们的父母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因为工作繁忙，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很少。太阳花不仅让孩子们在放学后有了一个安全、有朋友陪伴的好去处，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们每天帮他们辅导功课。

刘伟伟（中）与太阳花小朋友

有一对双胞胎姐妹，父母在菜市场里经营一个小菜摊。从前，姐妹俩放学后就在乱哄哄昏暗暗的菜摊旁，摆一个大板凳当桌子，一个小板凳当椅子，佝偻着身子写作业……来到太阳花以后，她们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还有一个男孩，之前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的溺爱加上父母的补偿心理，养成了他暴躁任性的脾气。刚来到太阳花时，他经常和别的小朋友打架；经过两年的陪伴和引导，他变得仗义、凡事也懂得为他人着想了，因此交到了许多好朋友，简直成了太阳花的“人气王”！另一个女孩则相反，刚来到太阳花时，内向胆小到甚至不敢开口说话。上围棋课，下一步棋要犹豫十几分钟，一输棋就哭鼻子……在刘伟伟的引导下，她渐渐喜欢上了围棋，因为从围棋中找到了自信，性格也变得开朗、果敢了起来。

正在参加围棋比赛的太阳花小朋友

这正是刘伟伟所坚信的：只要给流动儿童同等的机会和资源，他们都可以变得很优秀。

多年来，太阳花累计服务了数千名流动儿童。但是这些年来太阳花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生死边缘，“缺钱”是最大的常态。作为总负责人的刘伟伟，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忙到飞起，却连一张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微薄的薪水在高消费的上海也只够刚刚维持基本生活而已。

为了让太阳花活下去，并且变得越来越好，对物质无比淡泊的刘伟伟，不得不想方设法四处奔走筹款。很多朋友说他“疯了”，这样不为人理解的“疯狂”，只是因为在刘伟伟内心深处，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他深知：即使错过了哪怕一个孩子的成长，那就是永远错过了……

2024年5月19日，复旦大学钢琴协会25周年音乐会在复旦大学相辉堂举办，太阳花钢琴班优秀学员赵雯倩、李嘉樱的四手联弹作品《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一&第五乐章》入选正式演出曲目，太阳花钢琴班其他学员也来到复旦大学观看本场音乐会。

太阳花小朋友在相辉堂前留影

太阳花，正在刘伟伟和伙伴们的努力下，越来越灿烂地开放……

▲来源：“益美传媒”公众号、“上海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公众号

作为名校国际关系高材生，汪星宇留学时经常被外国朋友问 “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发现自己只熟悉大城市，居然答不上这个问题，由此下了决心，毕业后一头扎进乡村。他的创业项目乡村笔记是一家基于“人”链接城乡、助力共同富裕的社会企业，团队秉承创新实干的精神，希望从读懂乡村、服务乡村、建设乡村三个维度，投身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

汪星宇在复旦和纽约大学学了6年国际关系，还录制过 20 多档综艺节目。但2017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一头扎进了乡村振兴的创业路。为什么选择乡村？他的答案有两个——情怀和学术。

村漂开放麦现场，汪星宇正在讲述自己漂到乡村的故事

情怀方面，汪星宇的老家在上海郊区南汇大团，他总说自己是上海乡下人，可别人都说上海没有乡下。后来他走遍全国各地的乡村，才发现上海乡村确实不够典型。学术上，他学的国际政治，写了很多国际关系文章，可外国朋友问他 “中国是什么样的”，他却只能想到北上广深和上海郊区的老家。这让他很不甘心，于是毕业后说服了家人，2017年6月从纽约飞到湖南湘西花垣县，开启了村漂之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卖腊肉，收肉时老乡们不让他挑肥拣瘦，还说 “小汪啊，猪是为你死的，你得负责”。他很崩溃，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位老师点醒他：没有人喜欢被居高临下的帮助。他明白了，想要帮助一个地方，得先了解这个地方。于是，他开启了第一个创业项目“乡土研学”，带年轻人走进乡村，去看看真实的中国。

做了一年乡土研学后，他们也开始思考：回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卖腊肉、做研学都不是最终目的，他们想的是如何真正帮助乡村、改变乡村。而真正能改变乡村的，是当地的教育、当地的孩子。他们要基于孩子的学习动力去做一套解决方案。这个项目以前叫 “城市职旅”，现在叫 “未来之旅”，专门资助县乡家庭人均年收入1万块钱以下的孩子到城市，让他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有光鲜亮丽的投行、咨询，也有批发市场、餐馆服务生这样的工作。

汪星宇（后排穿橙色T恤者）和山东菏泽戏曲研学团

到今天，汪星宇已带了几万名城市青少年和青年走进乡村，资助了上千位乡村孩子到城市，还尝试过乡村咖啡基地、乡村振兴孵化器，一路上跌跌撞撞，有成绩也有教训。但他说，他去乡村，不仅因为情怀，更因为他相信乡村是未来。

“乡土研学”来到了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凉灯村，汪星宇（右）在给学员打饭

“大家都知道乡村振兴很难，因为乡村没有年轻人，发展很难融入城镇化、数字化、工业化……”汪星宇认为，乡村振兴的第一种解法是让乡村参与进分工，大多数乡村振兴项目，本质上都是在城市或互联网上发现需求，然后在乡村组织生产，满足需求来盈利，这是很好的方式。但他发现，还有另一种让人们走进乡村的理由。就像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去云南大理，为的不是钱权名利，而是风花雪月；去景德镇，也是为了追求艺术。所以，乡村振兴的第二种解法，就是在乡村创造非共性的成功。“当世界的成功标准非常单一的时候，不可能人人都成功的。只有当世界变得多元，你的成功和我的不一样，却能彼此欣赏、尊重，这才是更好的世界。”而且他觉得，在乡村人们不仅能获得非共性的成功，还能拥有好身体。“我们的身体不是为高楼大厦和数字屏幕而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围着篝火聊天，没有蓝光辐射，但是有白噪音，这才是更好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就在乡村。”

▲来源：“中国人的一天”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