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6日晚，复旦大学海南校友读书会10月份读书分享活动，在海口市美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五楼举行，第二次阅读分享比尔·盖茨所著《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众校友和书友针对温室效应、碳中和、节能减排等领域相关的政策、技术、市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与会的复旦校友和外校书友（以报名先后为序）：郭瑞俊、薛自华、王格平、孙瑜、赵颖、林怀宇、吴秀玲、何金强、方筱、蔡志中、洗乃兴、陈少兰、祁瑞臻、林琳、杨光东、王红兵、谢勤、庞立。
主持人：郭瑞俊
主分享：薛自华
开场白
郭瑞俊：严峻的现实
今年以来，气候异常成为频发事件。7、 8月份，高温席卷北美，冬暖夏凉的温哥华、西雅图出现了40度的历史性高温。7·20郑州特大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01.9mm，打破了中国大陆小时降雨量极值记录；单日最大降雨量达552.5mm，接近郑州年降雨量平均水平，被称为“千年一遇”，292人遇难。10月2日至7日，山西省出现罕见的大范围暴雨，全省平均降水量达119.5mm，太原市185.6mm，全省有18个市（区）降雨量超过200mm，最大为285.2mm。全省有59个国家气象观测点日降水量超历史记录。全省175万余人、285万亩农作物受灾，
今年新疆降雨特别频繁。据一位资深记者报道，从甘肃到新疆，近年来暖湿化特别明显，植被大面积恢复，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生洪水灾害。
今年是北京连续夏季多雨的第14个年头。北京密云水库库容不断增长，最低时只有10亿立方，今年突破34亿方，是1960年建库以来最高的。官厅水库在2007年时只有1.1亿方的死库容，2020年库容突破了6.4亿方，整个水库起死回生。今年开闸放水2.6亿方注入永定河。永定河已经干涸了25年，今年全线复活，重现了古书中记载的绿树成荫、柳暗花明的景象。
在中国地域上，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同时也是400mm等降水量线。胡焕庸线西部约一半的中国领土，只拥有约5.6%的人口。但过去十几年间，西北日益暖湿化，华北重回水乡，胡焕庸线被打破成为大概率事件。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我们会发现更多气候变化的现象。在三千年到五千年前，中国的华北地区曾经气候湿润、植被茂盛，河南有大量的黄河象，“豫”字即因此而来。本书中，比尔·盖茨也谈到过去北极曾经有鳄鱼生活。在地球存在的46亿年间，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其中第五次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是由于小行星撞击墨西哥湾造成的。这次生物大灭绝导致了当时地球上包括恐龙在内的大部分动植物的消失。
这本书主要谈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内燃机的发明，人们更多地使用化石燃料产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造成了地球温度的上升。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严峻现实，正是本书产生的背景。
1、政策背景
什么是温室气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划分。从广义上来说，凡是由两种以上不同原子组成的分子气体都是温室气体。它们造成温室效应的原理是，地球反射的来自太阳辐射的红外线可以被它们吸收，从而将部分热量锁在大气层无法向宇宙散逸。从这个角度来说，水蒸气也是温室气体的一种。但是水蒸气在自然环境中变化太快，因此《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人类应该控制的6种温室气体，即狭义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 、全氟碳化合物、六氟化硫。此外，《巴黎协定》还确立了人类控制气候变化的目标：“较前工业化时期升温2℃以内、争取1.5℃以内。”这都是人类为减缓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
我国于2020年9月22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指狭义的温室气体）力争于2030年前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亦即从2030年以后，中国境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绝对值总量将开始掉头向下；到2060年，全国土范围内实现净零排放。这是一个艰难而宏大的目标，也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随后，“双碳”目标写入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从全球气温变化来看，自1860年至今，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0.8度，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增多、海平面上升、远古微生物释放等问题已经愈发尖锐。但是纵观我国5000年来的气温变化曲线，温暖时期多数处于大一统或者说太平盛世阶段，而寒冷时期却伴随着国家分裂、游牧民族南侵、发展迟滞等现象。可以说单从历史经验来讲，全球变暖对中国并不一定是坏事。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双碳”目标呢？
在此，我提出四点解释：（1）外交层面，控制碳排放已经是西方国家的共识，我们要保留一个和西方沟通的共同话题；（2）经济层面，我国的新能源相关产品已经独步全球，用“双碳”政策可以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3）国际竞争层面，尝试引领能源革命，在工业赛道上从追随者变为先行者；（4）国家战略层面，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进而削弱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
我们能不能实现“双碳”目标呢？怎么去达成这个目标呢？我认为是可以达成的，但是过程会非常辛苦，需要做大量工作。
纵观全球碳排放情况，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完成了碳达峰，美国也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达峰，目前在全球碳排放量增长较快的就是中国和印度，而我国的排放量近2倍于美国、4倍于欧盟和印度，且仍然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所以说，控制排放总量会异常艰辛，尤其是碳减排不应以牺牲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
从排放构成来说，我国的排放量主要来自于电力、交通、取暖/制冷行业中的化石燃料燃烧，工业制造过程中的工艺排放，矿产开采行业的地下气体释放，以及农业中的农作物降解和禽畜水产排放等几个方面。
了解了排放现状，我们再看看怎么去减少排放，进而达成目标。总的来说，达成路径就是“电力脱碳化、能源电气化，辅以低碳、负碳方案”。
电力脱碳的路径主要是风电、光伏、生物质、水电、核电的大规模推广利用。在达成零碳电力的基础上，将能用电取代的能源形式全部从烧煤/烧油/烧气/烧柴等转换为用电。此外，像生物质制气、氢能利用、地热能利用等其它零碳非电能源形式也应该加以研究推广。
在以上三项工作做好后，其实我国80%的碳排放也就解决了。但是，非能源领域的排放量减少或清零还需要其它工作的推进。例如，通过能效提升降低单位产出的排放，通过生产工艺的改进达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零排放，再有就是利用生物的光合作，或者直接工业捕捉的方法产生负排放等综合举措，最终达到碳中和。
3、影响主体
“双碳”目标的提出，其影响链第一个传导到的就是各级政府。政府的应对主要有三点：一是摸清家底，即编制自己辖区内的排放清单，搞清楚辖区内的排放量有多少，都是哪些因素构成的，发展趋势如何。比如海南省今年5月份曾经发布了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的服务采购需求；二是定计划，主要是当地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研究或者达成方案规划等。例如海南省曾在2020年4月面向全社会征集“海南省碳排放达峰路线图研究”项目的协作单位；三是对具体项目的支持，目前主要是个别的低碳、零碳示范项目。
第二个影响主体是重点排放企业，或者叫控排企业，也就是排放量的大户，这将是未来国家调控的重点对象。我国目前将电力、航空、石油、化工（塑料、化肥等）、钢铁、有色、建材（水泥、平板玻璃）和造纸这八大行业作为控排企业。他们正积极应对“双碳”的新形势，具体要做的是：（1）企业应建立自身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将自己的排放管起来，从被动执行政策切换为主动管理；（2）制订自己的碳达峰行动方案，不管通过业务转型、技改项目还是购买减排量来逐步实现碳达峰；（3）这八大行业都被国家强制纳入碳市场，每年要进行排放量交易履约的企业必须进行年度排放量的核算、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核查并进行碳交易进而完成履约。
什么是“碳市场”？国家给每个控排企业下发了碳排放配额，即当年度可以排放的吨位数上限，可以理解为“碳指标”。企业的实际排放量与碳配额的差就是当年的排放盈余/亏缺，对于盈余的企业，富余配额可以在碳市场上出售获利，对于亏缺的企业，则必须在第二年底之前在市场上购入不小于亏缺量的碳配额，以完成履约，这就是碳交易市场。
全国碳交易市场已经在今年7月正式开市，地点设在上海。碳配额的开市价是48元/吨，由于今年国家配额发放得比较松，市场上整体供大于求，现在碳价已经跌到40元/吨左右，但长远来看，碳价肯定呈上涨趋势。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生态环境部的规划，将来国家会开放交易机构甚至自然人的开户限制，届时做市商以及自然人都可以参与到全国碳市场中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双碳”目标的提出，会利好哪些行业。首先是可以助力实现零碳电力的行业，可再生能源——风、光、生、水、核自不必说，和新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匹配的储能、特高压肯定也是要井喷的。另外，把其它能源用电来替代的技术产品肯定也会发展，比如电锅炉和大家都知道的电动车。在其他的零碳能源领域，对于氢能的制备、存储、利用，对于生物质、地热的利用，以及矿物开采过程中的煤层气、油层气的利用都是发展方向。最后，凡有助于提升能效的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会有市场前景。
4、专业服务
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事儿，我国诞生了碳专业服务行业。它的前身肇始于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业内公司最初的商业模式是将国内的清洁能源（主要是水电站）开发成减排资产（CDM），然后卖给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当时这是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也在业内诞生了一批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后来随着中国CDM的遇冷，整个行业陷入沉寂，直到去年国家提出了“双碳”目标。
专业公司目前的业态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咨询类的公司，主要是给地方政府或者大型企业做碳排放的研究、制订碳排放规划、核算某时期内的排放量等；第二类是金融投资类的公司，利用大量资金在碳市场对碳资产进行投机交易或提供经纪服务；第三类是项目开发类的公司，锚定一些碳减排的项目，将他们开发成国内或国际上通行的碳减排资产，再通过出售获利。总体来说，碳圈儿里的公司刚熬过漫长寒冬，正处于复苏的初期，未来的发展空间受政策影响很大。另外，现在圈内的公司以民营企业为主，国企的专业公司则致力于服务于内部客户。其实国企的碳专业公司如果想对外发展，是可以对民营企业形成降维打击的。
最后介绍一下CCUS，全称为碳（Carbon）捕集（Capture）、封存（Storage）和利用（Utility）。CCUS目前技术还很不成熟，尤其是成本巨高，每吨减排量都在500元以上，完全不具备产业化价值。国内目前的几个CCUS项目都是示范性质的，而且据我所知，很多项目平时其实是不运行的，宣传展示意义可能更大。谁能在CCUS上开发出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肯定会站上时代风口。
5、产业机会
我们看看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布局哪些产业。首先是零碳园区的建设，这一点可能对地产开发商比较有借鉴价值。内地有些地方政府想搞低碳/零碳示范区，于是会给潜在的拍地开发商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或者开发商在向政府提报地块开发方案时，将零碳园区作为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获得政府首肯的加分点。关于零园区的建设需要用到的技术有低碳规划、分布式光伏、储能、地热及余热梯级利用、绿色建筑、能源/碳排放管控平台、绿电及减排量交易等。
另外，对海南国际旅游岛来说，经营场馆按照碳中和的标准进行营业，大型活动可以按照碳中和的标准进行举办。比如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完全可以按照低碳的标准进行操办，并详实核算因为论坛的举办而产生的碳排放量，随后到市场上购买减排资产进行核销，这样就实现了本次活动的净零排放及碳中和，这将十分具有宣传意义。
此外，随着免税政策的深入实施，将来肯定会有很多企业在海南开展进口零部件加工为成品再销往内地的业务。我们可以考虑将零部件在海南的加工过程进行碳排放量核算，然后尽量将这部分清零，再加贴零碳标签销往内地。这样做可以表明，该产品的生产至少没有在海南向大气中排放过二氧化碳，也很有意义。
看多方
孙瑜：全球推进节能减排和碳中和，是中国又一次关乎国运的重大机遇
中国实施推进“双减”战略虽然晚于欧美，向国际承诺碳达峰并向碳中和过渡的时段也相对较短，但我个人认为这并非是中国这件事上的被动和落后，而是水到渠成的实力呈现，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并推进产业升级、领跑全球制造业的重大机遇。
主流学界的观点是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国际上大部分国家也认为，人类确实需要一种关于碳排放的秩序安排，那么这个秩序怎样才能建立起来？这涉及到政治学上的一个基本逻辑： 一个能有效运行的秩序安排，一定是和实力结构相匹配的。 实力结构最根本的是伤害别人的能力，只有“我有能力伤害你，我却选择不伤害你”，才能有效谈判。如果你没能力伤害别人，那就不能指望别人愿意跟你谈。换句话说，彼此都有能力互相伤害的人，就都会意识到靠暴力没法实现诉求，谈判才更符合自己的利益，才会坐下谈出个秩序来，这样谈出来的秩序才是能有效运转的。各方都知道，违约的成本会远大于收益，大家就愿意守约。
如果根据这个基本逻辑，碳减排要想谈出成果，除非是有碳实力的国家愿意主动谈判、主动合作，否则什么也搞不成。碳实力的核心要素就是：第一，我必须得特别能排，这就是伤害别人的能力；第二，我又必须有能力减排，这就是选择不伤害别人。这两个要素哪怕欠缺一条，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碳实力。光能排不能减，人家跟你谈也没用；光能减不能排，人家凭什么要坐下来跟你谈。
中国碳排放占全球的比例，在2000年之后迅速上升。因为2000年之后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开始了，中国迅速工业化，当然中国的排放量就会迅猛上升。根据2013年的数据，各国的当年排放量，中国占全球的29%，美国占15%，欧盟占10%，印度占7.1%，其他国家都是在5%以下。根据进一步的测算，中国到2016年已经成为历史上累计碳排量最高的国家。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年度排放量已经开始下降，也就是减排开始见效了。而印度的年度排放量却在上升，上升的量比中国减排的量还大。由此可看到一个大致的碳实力结构关系：中国和美国都有强大的碳实力，特别能排，技术水准到位，所以也都很能减。欧洲就不行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排放量很低，所以是能减不能排。印度正好反过来，工业化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是能排不能减。其他国家，排放量太小，能排还是能减都不重要。真正拥有完整碳实力的就只有中美两国。如果中美两国不配合，气候谈判多少轮都没用。虽然欧洲在气候问题上占着道德高地，但没多大用处。 碳问题要想真正获得解决，必须是中美两国有主动的动作。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几乎是在为全世界生产，当然也就是为全世界在排放。西方国家的生产都转移到中国了，当然排放就少了，回过头来再指责中国太能排，这事不合理。制造业大规模外包也使得生产已经完全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运行了。但是气候谈判中争吵最激烈的内容之一就是碳排放的配额，每个国家每年可以免费排放的数量，却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分配。超出配额的部分就得向其他配额用不完的国家来购买。生产和排放并不以国家为单位，但是配额却以国家为单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有足够的碳实力，甚至是最强的碳实力，也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可以发起一种新的谈判议程，让其更有创造性并且更能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立足点肯定得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就是我是最能排的。为什么我能排？因为我在替全世界生产，从而是替全世界在排放。反过来看，我减排，就相当于是替全世界在减排。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所在，中国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超大规模效应，意味着减排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也是有规模效应的，技术应用的效率会远远大于制造业分散在各国、以至于减排技术也只能分散应用的情况。人类的减排大业，将因为中国的减排，而获得更大的成效，这是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因此推动新的新的国际秩序建设，充分拥有话语权，从而能把握机遇在落实国际责任的同时，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祁瑞臻：气候变化与鱼标效应
听了自华的详细介绍，让我获益匪浅，尤其是最后关于产业方面的内容，让我这个做环保的对“双碳产业”的工作范围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界定。非常感谢！
首先我明确一个观点。上次读书会云晴老师的观点我个人表示赞同。虽然比尔·盖茨是个商人，但是根据最近几十年他个人的工作经历和世界行业发展趋势，他对人类发展的忧患意识是强烈的，比如他提前十多年就开始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支持科学研究。所以，他是一个有一定情怀的人，这一点和马斯克有些类似。
其次，我说一点感受。今年全球的气候变化都很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书里面提到的“异常炎热”、“强风暴”、“山火”、“海平面上升”等现象在最近两年频频出现，今年最为强烈，特别是以上几种现象的“叠加效应”令人感到震惊。比如7月份的“郑州暴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而在今年4月份的“世界地球日”我就曾经发过一个微信：澳洲的著名气候学家、联合国气候理事会成员威尔·斯特芬在接受采访时说：“如今全球的15个已知的气候临界点，已经激活了9个，气候变化已变得不可逆转，人类文明崩溃将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就忧心忡忡，因为根据近两年自身的感受隐隐约约感觉到今年或许有大事将要发生，但没有想到真的这么猛烈。
以上现象和我个人一个粗浅的“理论”——“鱼标效应”遥相呼应。因为很多很复杂的事情，普通人往往因为信息量比较少而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标志物作为参照物，就如同钓鱼时候的鱼标。我们虽然不知道“鱼在哪里”、“鱼有多大”，但是通过“鱼标”的动作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出来变化程度。所以，我们普通人如果不去抓住这些“临界点”进行观察和了解，就不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什么大局感，毕竟老百姓都是渺小的个体。如果气候继续按照威尔·斯特芬的理论发展，那么比尔·盖茨这本书里预测的发展节奏将会大大加快，“叠加效应”会飞速发展，人类的未来会更加不可控，这不是杞人忧天，关于这一点我很确信。
我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有一部分是从我的专业经历所来。2007年，我看到由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参与编著的《不可忽视的真相》画册，这是我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次的直观感受。2010年，我在深圳参与了法国威立雅公司的环保培训，期间有位外国专家专门说明了“碳足迹”和“碳捕捉”的相关内容。2014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亲见威马逊台风横扫海南之后，我对大自然有了敬畏之心。最近几年，我也陆续参与“海南省节能减排协会”的一些工作，感受到国家对碳排放治理力度在逐渐加大，各种宣传教育也慢慢深入人心了。
郑敏：碳中和战略势在必行
碳中和是一个逻辑性和系统性的概念，客观上是欧洲人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能源革命，通过能源替换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方面，以前欧美的技术是最领先的，但最近四十年我们实现了工业革命，已经超越他们了。
我们要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当下大国博弈也要有所有交待，因此，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势在必行。
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51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盖茨的核心数据，但其来源没有实证，并且这个数量在如何变化，增长还是减少，其实也不甚清楚。我国环保事业起步较晚，1983年开始招收生态学研究生，才有了环保的概念，可见任重而道远。
看空方
郭瑞俊：艰难的路径、虚构的故事
1、艰难的路径
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和欧洲人看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富豪、前世界首富，做慈善多年，他从理工男、技术派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是，碳中和的压力巨大，路径是否可行？今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拉闸限电，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发改委碳排放指标年中考核，很多地方指标远远超出了控制值，下半年压力巨大，不得不拉闸限电完成指标。同时也因为山西水灾，燃煤奇缺，导致煤电倒挂，不得不开放澳煤进口——即使如此，也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国际知名的能源专家、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刘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碳中和误区及其现实路径》。从这个报告中可以发现，我们对碳中和的认识还有很多误区，而碳中和的实现路径道阻且长。
如果没有核能的利用，碳达峰、碳中和只能停留在美好愿景上。由于存在间歇性的特点，风力、光伏的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技术的潜力不是无限的，不知道可控核聚变何时能够真正实现。
2、虚构的故事
我在上一次读书会曾经说过，气候变暖可能是个伪命题。在全球向左转的大背景下，气候变暖成为东西方共同的政治正确，成为中美关系缓和的垫脚石，比尔·盖茨的说辞至少成功了一半！
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思考气候经济和人类未来，结论或许与本书有所不同。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类理性做了一个悲观的注解，他认为人类不可能真正认识客观世界，就是物自体不可知，人类的理性只能认识到能够被我们认识的现象世界。康德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哈耶克对人类理性的认知判断，即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不是无所不能的。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人类的构建理性是有限的，超过了这个范围就是理性的自负。因为构建理性有限，所以一套复杂的世界秩序是人类理性无法设计出来的。复杂的世界秩序超越人类理性、超越个体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基于构建理性设计出来的社会制度都面临必然的崩塌。
哈耶克认为，人类无法通过理性设计出某一个秩序去替代一种进化出来的秩序，这种进化出来的秩序就是扩展秩序，或者叫自发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是人类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复杂结构，它不是纯粹理性的，也不是纯粹本能的，但它让人类文明成为可能。自发秩序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产物，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人为设计的没有经过自由竞争的观念所构建的社会是有风险的。哈耶克的这种理论直接指向苏联的计划经济。（郑春晓插话：那碳达峰、碳中和就是最大的计划经济！）
哈耶克的理性有限和自发秩序，不单对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正本清源，他也批判了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自负、计划者的狂妄、构建者的傲慢，正是因为他们理性的自负才导致了人类历史上那些让无数人承受苦难的灾难。哈耶克用深邃的洞察力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为人类社会杜绝绝对理性的灾难提供了先知般预见，这是他留下的永恒财富。
碳达峰、碳中和可能是富豪、政治家和相关企业共同构建的一个新故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碳减排，并列出时间表，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实验。这一点足以值得我们警惕！
赵颖：请来一碗“碳中和”的汤
世界著名IT男比尔·盖茨心怀天下、忧国忧民之作《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以一个理工男的视角，谈到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以及用碳中和技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前景。看完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部直男之作——问题明确、思路清晰，像解决一个BUG一样解决气候问题。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真的如此确定吗？
1、人类活动与气候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气候经历过非常大的变化：从恐龙生活的时代到今天人类生活的时代，如果今天的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那没有人类时的气候波动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人类对气候的影响是否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大？我们知道的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注：新仙女木事件是根据丹麦哥本哈根北部阿尔露德剖面粘土层所发现的八瓣仙女木花粉而命名的，又称为Y.D事件。在距今1.29万年~1.16万年时，原本正处于变暖期的地球变暖进程突然中断，并出现全球性的快速气温下降，整个事件持续约1200年，全球平均气温在该事件中下降6℃。
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地球的温暖进程中断，进入间冰期。）——距今一万多年前的一次气候快速变冷事件；还有15世纪初被通称为“小冰河”的全球气候寒冷期……这一切，是否可以用人类活动来解释？
换言之，气候变化是不是有它自身的规律？而人类的活动只不过是影响因子之一？
2、消费社会与气候
比尔·盖茨认为，今天的人类活动与温度升高呈正相关，所以，要减排、要碳中和。可是，我们碳中和难道仅仅是因为地球的不可持续吗？如果地球可以持续，我们是否就要继续过这种高耗能的生活？还是，我们要反思这种生活方式的本身？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崇尚消费。消费不仅“伟光正”，甚至还和“爱国”扯上了关系——“消费爱国”是我始终不能理解的理念。
我并不反对消费，但我理解的消费是过一种欲求有度的生活，是为了追求幸福，而非浪费。穿一件一百万的时装可以，那叫高消费；但如果这件时装只能穿一次（就是所谓的不可机洗、不可干洗、不可手洗一类），那就是浪费。
正确认识什么是消费社会，合理区分欲望与奢望，否则多少商品都填不满欲望的空洞，其结果一定是过度生产、过度损耗。
我尊重的一位研究科技哲学的老师，他批判“消费社会”时，给出的理由总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你大可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这样过度追求消费的生活方式很LOW！
老师笑了，他始终是个温和的人。而我想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想度过怎样的一生，将最终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
3、科技进步与气候
知行合一，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再来谈一谈我们该怎么做？比尔·盖茨给出的技术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可取的。清洁能源，包括甘肃“钍反应堆”技术的商业化试运行，中国在发力，至于能不能在这一关键弯道超车，最终还要看科技实力。这是一个机遇，当然，也是挑战。
比尔·盖茨还谈到了每个人的责任，最好笑的就是这一部分内容。以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节俭，盖茨的建议就像是何不食肉糜一样可笑。他说，要买电动汽车，不知道我们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叫“11路”吗？
其实，要说浪费，国内的浪费不在民间，而在政府决策。有新闻说荆州的关公像事件，建起来花了一个多亿，拆了又花了一个多亿，这一建一拆，花了三个多亿归零。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浪费。
人类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许，只有我们承认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团结互助、共同努力，而未来，也才真正可期。
蔡志中：减排之路困难重重
中国是第一碳排放大国，降碳行动受全世界瞩目。当前中国的目标是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而相比之下，美国2007年实现碳达峰， 计划2050年碳中和；欧盟1990年实现碳达峰，计划2050年碳中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基本承诺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
虽然中国制定的时间表比西方国家滞后，但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美国其实是更加让人担心的，因为两党相争容易造成政策反复不稳定，如果出一个特朗普这样的领导，瞬间可以让前人努力白费。而在美国实际掌握话语权的是军工复合体，是华尔街巨鳄，美国的政策是否能延续，根本取决于走碳中和路线的势力是否能掌握更大话语权。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其实更具执行能力。
几年前看过国内某知名记者采访丁仲礼院士的视频，双方就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到的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进行过争论。IPCC的方案中指出，今后人类排放的碳不能超过8000亿吨，否则将引起灾难。进而建议从今以后发达国家人均年碳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在这份方案中，发达国家11亿人口获得44%的排碳额度，余下的55亿人口获得56%。在采访中，丁院士明确指出碳排放问题是发展问题，对普通的国民意味着发展的改善、福利的增加，以及工作的权利。他认为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应该考虑的是累计人均碳排放量。即以1900年至今各国累计排碳总量除以各自总人口的值。权威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目前排放总量较大，但中国累计人均碳排放仅160吨，相比之下，全球累计人均碳排放210吨，美国累计人均碳排放1250吨，G7国家累计人均碳排放950吨。G7国家在1900年-2005年累计人均碳排放是发展中国家7.54倍。上述数据引出了丁院士的灵魂发问，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是人，中国人的碳排放权要比西方人低这么多，这其实就是一个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一个国家政党如果不考虑这个实际问题，是很难说服大众去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
有趣的是，该记者在做完采访后，着手做了宣传环保的专题片《苍穹之下》，猛烈批判中国的工业排放，却在没过多久就移民到拥有更大个人排放权的地方——美国，去享受更好的生活，这是莫大的讽刺。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西方国家总是借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而一直为中国人民争取发展权利的的丁院士，却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时间表，是中国政府以及各界学者不懈努力下争取来的。这个碳中和的时间点，也是世界各国十几年博弈的结果。
减排目标或许是全人类第一次尝试为共同的生存问题一同努力，同时也要考虑到人类需要相对平等的排碳空间，这一路必定困难重重。引用丁院士在采访中最后的话来说，人类最终能否共克难关，取决于是否能出现更具有包容性的文明。
陈少兰：核能才是终极解决之道
直觉告诉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暖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整个地球和太阳系的生态中，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人类能源的终极解决之道，应该还是核能，尤其是可控核聚变。尽管个别核电站也出过一些事故，但总体来说，核能依然是最廉价、最清洁、最环保的能源。
核聚变有很多优势，比如源料的无限丰富、能源的高效等，它也是太阳系和宇宙中最普遍的一种能源转化形式。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可控，技术上目前仍然看不到希望。
第三方
谢勤：碳中和给企业带来了压力
我在洋浦金海浆纸业工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线的情况。
洋浦金海浆纸业有自备电厂，因此发电和造纸两个行业都需要接受碳核查。但碳中和对传统型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因为中国和欧美不同，中国现在主要还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是世界工厂，我国的碳排放量高目前属于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制浆造纸行业，碳中和会增加大量成本。
光电设施目前我司有规划，但是产电量很小，而且储能技术不完善，供电相对不稳定，对锅炉稳定运行不利。另外，企业自身使用光电不能产生碳汇，只能减少自备电厂发电量，以配额目前分配方法，并不能给企业产生配额优势。同时海南光电和煤电的上网价格是一样的，外售电力没有补贴，因此光电对有自备电厂的煤电企业吸引力不大。
目前政府节能降碳的控制手段有“能耗双控”和“双碳目标”，即控制能源总量和单位产品能耗，同时对企业碳排放有更高的要求。目前，发改委负责双控，环保厅负责双碳，这两个部门综合起来，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迫使企业必须增加投入进行节能减碳技术改造。
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企业能耗高碳排放量大，工业增加值小，如提产扩建或新建，会造成区域考核指标的降低，这类企业政府支持力度小。
虽然碳中和对企业压力大，但为响应国家决定号召，企业也会尽力而为。2021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后，企业才真正感觉到了这方面的压力。
郑春晓：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读《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有几点感想：
1、好奇心、责任感、谦逊品质。比尔·盖茨坚信人类应该拥有更好更文明的生活，并且是地球上所有的人，并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反而是有能力的人和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在气候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在思考、解决这一问题中得到的快乐是面对未知的领域、挑战，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向他们学习。他是一个技术派，相信创新可以解决问题，对此我持保留意见，但他的好奇心、责任感和谦逊的品质，让时常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惭愧。
2、大数据时代，我们的一呼一吸都被监控、被分析，我们生活的地球被越来越精细地监控、分析、管理，精细到一头牛的打嗝、放屁对气候的影响。人类渴望寻找到最优的路径，最科学的管理方法，为人类谋求最大利益。科技飞速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享受到更多的的舒适、便利，也制造了新的问题，我们基于分析的数据是否可靠？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准备走向哪里？
3、读这本书你可以了解关于碳达标碳中和各个领域最新的发展，核心都是解决“绿色溢价”问题，可以发现未来的风口和投资机会。
4、过去的几十年，比尔·盖兹关于科技创新的很多著名预言都已经被证伪。我想关于气候的预言有一天也会被证伪，因为人类是这样一个物种，我们有能力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问题，或许我们还没意识到，或者永远没有机会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