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边疆写天明
——11级新闻学院黄云飞
导语：
桂西南边陲，一座拥有省内最长边境线的传奇县城，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矗立于此。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仅有的四个边境县之一，这座县城见证了各个时代的兴衰浮沉，其自身也几经更名。从“镇安”到“睦边”，建置千年来，其县名都是取自“镇守、安宁边疆”之意。1965年，毛泽东一句“还是那坡好”的称赞，让无数次的改头换面终于尘埃落定。
十年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2011级本科生黄云飞就是从家乡那坡县出发，踏上了前往复旦的远途。而毕业后的他，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定向选调生，回到了家乡广西工作。
2015年从上海回到家乡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黄云飞先后在那坡县县委组织部、百南乡团委、百色市纪委监委任职，在新闻学院2020级本科生第一团支部同学采访他的期间，黄云飞正在自治区纪委监委跟班学习。
他的基层工作节奏始终紧张，往往在晚上八九点才会离开办公室，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的日子也不少见。在那坡县工作时，他和家人同住，却早出晚归，每年最忙的日子里一周只能说上不到十句话。
有时，他翻阅着朋友圈，看到老同学各自选择的生活，自己的思绪也时不时会飘散开去。然而，即便深入边疆的同行者不多，黄云飞也在这独特的经历中自己摸索出了光亮。
踏遍百南，俯首甘为引线人
2015年，在黄云飞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毕业之际，他在多方权衡之后选择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定向选调生这一条路，“回到家乡，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可以离家人近一些。但这条路走到今天，我意识到家乡真的需要人，这条路我没有选错。”
报考时让勾选层级，黄云飞把自治区、市、县三级全勾了。“没想这么多，（对我而言）只要去了，哪我都愿意。很感谢组织考虑到我来自那坡县，第一个岗位就将我安排在了那坡县的组织部。”
作为那坡县土生土长的小伙子，黄云飞在上任前还是挺有信心的：再怎么样他也算得了解那坡了吧？结果开始工作后，他还是傻了眼：“2015年我回到那坡，那年开始搞脱贫攻坚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那坡县识别出13670户、53768多名贫困人口。我是很惊讶的，因为那坡县当年也就21.8万的人口。”这样庞大的数字带来的冲击，在他年少时的日常生活中是难以明显感受到的。
除此之外，对于县内各个乡的乡情，地方的行政运行模式，群众习惯的沟通方式，他都不怎么了解。“读书读了十几年，我用那套和同学沟通的语言体系去和群众沟通，发现他们听不懂。”很多地方还不适应，起步并没想象的那么顺利。
贫困县当时的状况，黄云飞看的心里是真着急。可他越是满腔热血四处劝说，越是会吃闭门羹。“你发现你设计了很多自己觉得很好的方案，基层就是不执行。”讲起这话时，黄云飞甚至都带着点恼火，但更多的是迷惑。这样的迷惑，直到2016年10月他自己来到基层，来到那坡县百南乡任团委书记时，才得到消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越外交回归正常化，当地百姓才回归平安的生活，但后遗症却并未消除。贫困，一直在村落之间游荡。一开始来到百南乡，黄云飞和他负责的八户贫困户交流，“他们没有任何（发展的）思路”，也不解释为什么不出去打工。黄云飞甚至一度猜想，这些人的贫困和懒惰必不可分。
但直到他做了大量工作，与村民搞好关系后他才了解到，由于百南乡内多民族文化共存，有着各种各样的节日。缺乏技术的村民出去打工本就收入不高，而每逢节日又都赶回家乡，一年工资还不抵车费。外出打工，越干越穷。
而留在本地的村民，日子一样不好过。那坡县桑蚕业一向是优势产业，尤其是地处那坡县南部地区的百南乡，是全县“南桑北果”发展路线中种桑养蚕产业的重点地域。然而，不论黄云飞怎么鼓励帮扶的贫困户参与种桑养蚕，他们就是不配合。深入了解后黄云飞才发现，百南乡海拔落差大，他帮扶的村海拔过高，气温偏低，桑叶长得慢，能养的蚕数量就少，靠桑蚕根本赚不了多少。村民只是不说，但他们肯定已经吃尽了苦头。
不通过脚力、眼力深入一线，看过、听过乡民遭遇，黄云飞大概还在为自己的方案受阻而白苦恼。但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并非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在乡民提出的千万诉求与政府提出的千万政策之间，实质上还缺少一股力量推动彼此一一配对。黄云飞意识到，这穿针引线“拉郎配”的工作很繁琐，但确实很必要。而这，正是他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的职责所在。
为了解决“打工致贫”的困境，黄云飞根据帮扶政策为贫困户牵线技能培训与务工岗位，提升村民的个人竞争力。而在百南乡本地，黄云飞履行好“桥梁”作用，向上级汇报，为帮扶的村屯硬化道路，为帮扶的贫困群众实施危房改造。在农业产业方面，黄云飞转变思路引导村民改种山豆根，依托农村信合的贷款优惠与政府的产业奖补，实现帮扶群众收入节节翻，顺利实现了脱贫。
“这一轮帮扶，村民们现在都和我成为朋友了，我和同事们习惯把帮扶群众叫做“亲戚”。群众跟我开玩笑说：‘（你来）之前是狗叫人不叫，现在是人叫狗不叫了啊！’”
回过头来总结，黄云飞觉着，和村民打交道一定不要仗着懂得多就高高在上，一定要深入实际、因地制宜的，敢挑硬骨头、解决真问题。2020年11月，那坡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而今年，那坡县又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夜有长短，我有我的天明
有些坎，跨过去就见到了天明。但有些坎没跨过去，跌倒了，还得赶快爬起来继续跑。
在百南乡工作期间，乡镇要求：领导和干部每个月至少去帮扶的贫困户入户一次。有时遇到紧急的帮扶项目，需要在一周之内迅速落实。黄云飞晚上开车往返于帮扶人家，乡镇政府驻地与贫困群众家里直线距离只有三四公里，但由于海拔落差大,实际要行驶单程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有时遇到大雾，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米，黄云飞开车回到乡镇后，觉得一阵的后怕。
更让黄云飞头疼的是，身为壮族人的他，却还是只能在和百南乡民用方言交流时“摸黑前进”。在广西，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众多，那坡县、百南乡很多居民不说普通话，使用壮语、苗语、瑶语、西南官话等方言。在县、乡里，黄云飞一直需要四处走访，与当地人民沟通。黄云飞自己就是壮族人，然而壮语“十里不同音”，百南乡的壮语音调，和黄云飞讲的音调不一样。
黄云飞有时走进一户壮族人家，反而听不懂人家的壮语，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自己懂壮语，懂讲西南官话的群众就不会跟自己讲官话，村干部也不会介入帮助翻译，也许交流起来反而更为困难。后来，本就是壮族人的黄云飞说，发现群众的语调与自己的语调差距过大时，他往往会说自己不会讲壮语，然后同群众使用西南官话或者普通话交流。在群众只能讲壮语的时候，还主动请求村干，依靠村干部和群众实现沟通。
“不过，如果要论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寂寞’。”黄云飞告诉我们。
百南乡里有居民8000多人，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只有二三十户人家。黄云飞每天的固定工作，包括在乡里处理文件，去村里与群众打交道开展各类工作等。虽然任务繁多，但在业余时间与人接触的范围很有限。像是想起来在大山里独处的时候，他对着前方轻呼了一口气：“自己在乡镇待久了，人会有‘生锈’的感觉。一旦有机会去城市里，就像‘野人进村’。”
恍惚的时候，他会拿出吉他弹一会，让飞奔不暇的思绪歇一会，飞一会。偷闲时，打开朋友圈，看看校友发出的各类推送和报道，屏幕那端好像就连上了世界。不过，看着他的老同学们各自的生活，时间长了，黄云飞也会陷入沉思。
站在分叉口上，他也曾经和老同学一样，考虑去党媒或者是一些商业媒体就职。当时去《当代广西》杂志社面试，杂志社对他的表现还算满意，“几乎已经半只脚踏了进去”，但是后边仔细权衡了之后，他还是选择了选调生这条路。
有人问过他，要是走了其他路，说不定又是另一番风光，你就不羡慕吗？黄云飞坦言，说没有比较那不可能，但说羡慕那也未必。基层工作或许是和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一点距离，但他经手的的每一件任务，它会很直观的反馈到他的辖区当中。
“你看着那条新建成的路，看着田里长满了的山豆根，你会告诉自己，‘那里面有我的努力’。在这里，你的努力会带给一群人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变化。”付出，甚至说是奉献，足以激起层层涟漪，传回他的心中。
独立、自由，磨不平的“倔强”
经过一年的基层锻炼，再回县委组织部，黄云飞和初来乍到时相比已经蜕变了不少。想起刚走出校园的模样，黄云飞笑称：“第一次来到组织部这边，还是顶着些复旦的光环的。”五年的磨砺是会磨平一些棱角，但对他而言，有一些他丢不了，也舍不得丢——复旦教会他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就是其一。
“这八个字对我的影响其实蛮大的”，黄云飞微低下头，再抬头时就又想起些什么，“对一些政策，我执行的过程中，我不是说只去考虑怎么做，我要去设身处地的想（如果实施会）‘怎么样’，为什么要这么执行，处于什么考虑出台的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对基层有什么作用。”
他还记得，刚入职不久他就接到了一个群众来访。他详细地记录下对方的诉求，在和领导汇报沟通过之后，两天后将来访的初步结果电话反馈给对方，没想到对方竟然非常激动地回复：“太感谢您了！”
那一瞬间黄云飞觉着，自己有点触碰到这件事的意义了。但其实，或许是他的勤学多思、是他身上的那股为更多人的公平与正义努力的执拗劲，让每一个他的选择，开始有了意义。
而复旦带给他的，不止是领航人生路的精神与思想。在县里，帮助电视台审核新闻稿、在乡镇，帮助宣传委员拍摄新闻片、制作活动背景板，黄云飞在复旦新闻学院学到的技能，都应用到了这些实际的工作当中，让他多少还有一丝能够“学有所用”的慰藉。在那坡县团委工作期间，他带动同事们一起努力，让那坡县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焕然一新，将公众号的排名从自治区县级共青团系统内80名提升到13名。选题、约稿、组稿、修图、编辑、排版——在那里，寥寥数人的团县委，在他的鼓动下组成了一个“新闻工作团队”。
可能是因为他身上的这股劲，和他的丰富技能与突出的学习适应能力，黄云飞目前已调入百色市纪委监委，开启新一轮的机关工作。当初那个青涩的少年，考虑到家人的原因回到边疆；但从基层到机关，工作后的他却常常因为公务无法回家。那股助他选择这条路的驱动力，成为了他现在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他牵挂的，还有很多。当被问到想对复旦，或者是对新闻学院的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时，他有些迫不及待地说：
“最近几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跟不同势力在各方面的交锋越来越多，而我们国家事实上，在话语权争夺这一块并没有占据很大优势。复旦作为全国新闻传媒学科第一梯队的学校来讲，我觉得，学院的学弟学妹们应该要更多地担负起焦扬书记讲的家国情怀，更多的去从事那些‘哪怕不是去做新闻传媒这一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更多的去参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的工作，能够为我们国家打造软实力做出更多贡献。”
他自觉，自己应该是没办法为这个目标出一份力了。可他不自觉，他早已将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名为“那坡”的田野之上。在贫困、在寂寞，在长达207公里的可能中，他在边疆写天明。
（撰稿：王越、计丹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