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发生以来，除497名复旦白衣战士奔赴武汉战场外，全国各地还有无数复旦人战斗在前线，或支援湖北，或出征武汉，或坚守在当地抗疫一线......他们同舟共济、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用逆行和大爱践行复旦人的担当，用初心和使命为全国人民筑牢战疫堡垒。
对此，《复旦人》杂志近期独家专访了孙贵新、陈进宏、张文宏等校友的抗疫故事，校友会公众号将推出“抗疫复旦人”系列推送。
今天，是武汉解封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走近孙贵新校友，看看他在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的抗疫故事。
孙贵新
2000级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外科学研究生（硕博连读）
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东方医院创伤外科主任，骨科主任医师、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执行队长
2020年3月7日下午5点，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名病人，准备正式休舱。
那一刻武汉天气晴朗，天空是一种接近口罩和手术帽蓝的颜色，在忙碌了一个多月后，孙贵新仍然无暇欣赏。他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创伤外科主任，骨科主任医师、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执行队长。作为东西湖方舱医院B厅医务部的负责人，孙贵新正在开方舱医院的总结会，另外还有紧急会议排在其后，因此在那个下午，他没能亲手关上那道舱门，只能通过视频连线，指挥助手关闭B舱大门。
但作为首批建立的最大的方舱医院，东西湖方舱从2月7日开舱到3月8日休舱共计收治了1760名患者，其中B舱作为最后关闭的方舱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出院。B舱所有患者的转院及出院，最后都需要经过孙贵新确认并签字，以保证健康出舱、零召回。
他是方舱的大门，也是出院和转院的最后一道关卡，是东西湖方舱最终实现三个“零”目标（“患者零召回、医护零感染、病人零死亡”）中，实际把控“零召回”指标的人。哪怕并未亲手接诊每位患者，无形的责任的大山始终压在他的肩膀上。
一个多月的连轴转停歇下来，他终于能够短暂地放下这块大石了。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2月7日，走进东西湖方舱医院的第一眼，孙贵新及同伴看到“密密麻麻全都是床”。没有分区，没有隔断，没有编号，几乎没有明显可供辨识的标志，两千张床位密密匝匝地铺满了武汉客厅1.6万平方米的空旷展厅，一眼望不到边。
厕所、洗浴间、茶水间全部位于过于密集的床位区域外围，病人离开床位去做以上任何事，都可能会找不着回来的路及自己的床位。除此以外，管理也是个大难题：东西湖方舱是最早建起的三座方舱医院之一，并且是当时最大的方舱医院，没有任何经验可参考，对于医护来说，是“一片未知的处女地”。一切管理措施、统筹方法都得从零摸索，并且医生护士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医院，假如消极管理放任自由，“大家都管，就是大家都不管”。
原定在2月6日开舱的东西湖方舱医院临时将时间延后了一天，原因是，更早开始收治病人的另一家方舱医院因开舱匆忙，插座还没能全部供电，为避免交叉感染无法使用空调，而电路受限无法使用电热毯等设施，体育馆室内温度极低，患者们忍着病痛，取不着暖，一时间舱内的医患关系也临近冰点，有些病人甚至嚷着要离开，几乎酿成群体事件。
汲取教训，孙贵新与领队雷撼商量，当即提出延期开舱的建议。他们向上级坚持，哪怕牺牲一部分床位数量，也要先给床位分区、做好隔断，电力供应稳定跟上了，才能开始收治病人。当天，东西湖区电工组和电力公司负责人都到了现场，又一个通宵，分区做了隔离，电通了，从设备到每个床位的电力供应都保证上了。开舱第一天，水电组的整改任务多达60多处，这是必须为之的选择。
紧急状况下，对方舱管理水平的要求在一开始就被提到了最高。
“我不是搞传染病，也不是搞呼吸科的，所以我不算是真正的专家。”孙贵新坦言。谈及自己在方舱中的工作时，他笑得谦虚而真诚：“医生有两种。一是值班医生，去完成你的病历，治疗病人；还有一种是专家，做出指导性意见，提出一套诊断标准、治疗方法，然后大家都来拷贝。”
“这两种我都不是。”他回忆道，“我觉得我相当于一个协调者。”
首批建立的三个方舱中，东西湖方舱医院规模最大。第一批医务人员队伍由8支救援队组成，来自上海、新疆、宁夏、广东、江苏、北京、四川、陕西、重庆、武汉各地不同的医院和科室，级别从主任医师到住院医师各异，对病情认知程度不一，治疗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在众人摸黑探索的前两天，甚至有病人反映前后两名医生对其是否需要进一步接受CT复查的诊断出现了矛盾。方舱医院的理念在于“集中收治、统一管理”，可体量上来了，团队的整体性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医生各自为战，病人无所适从，对方舱医院运转能否尽快走上正轨的担忧始终萦绕在孙贵新心头。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面对“一盘散沙”的局面， 此时孙贵新主任和领队雷撼过硬的管理经验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首先开始推广医护对病情的认知同质化，要求每个班里选出相对专业的医护担任组长，一个小组几位医生，每位医生分管10个病人，这种管理模式在之后被称为方舱医院的“责任田”“自留地”。通过组长，一些存在模糊之处或有争议的病例被分享在会议中，共同讨论、会诊，并得到最好的治疗方案。
讨论中，观点的分歧在所难免，而八年主任医师的经历加上国际救援队执行队长的丰富经验，给了孙贵新在方舱医院B舱一锤定音的资本。他和组长们开过三次会议，每当讨论陷入僵局时，就需要有人下权威判断。“我就说，你按照我的规则来做。”孙贵新回忆称，“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在后来，口头判断的量化标准也具体确定下来。如肺部炎症吸收只剩下30%的患者，描述病情时就说“较前明显好转”，如果吸收到50%，就说“有好转”。规范形成后，病人对诊断的质疑也就变少了。
“按照科学原则，我来负责”，这话孙贵新说惯了，说得铿锵有力。
“在不断试错中不断前行”
武汉之前，孙贵新就不知在多少救援现场担起过做决断的责任。
2014年8月2日7时34分，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铝粉尘爆炸事故。由孙贵新担任执行队长的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
国务院处理小组下了命令，要求全力救治伤员。但当时的昆山医疗资源有限，将重度烧伤的病人转移到上海长海医院或南京的烧伤科的提议却在实际执行时陷入了僵局。原因很简单：病人在转院过程中发生意外的风险极大，尤其是对烧伤的病人来说。
谁来为最坏的可能性负责？
时至今日，孙贵新回想起当时在现场拍板做决定时的场景，还对心头的重压记忆犹新。他与当时的应急办主任，以及几位核心骨干所带领的应急医疗队接下这个任务，做了气管插管，用上呼吸机，连夜将病人从昆山运到上海。万幸的是，最坏的预案并没有派上用场：病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在长海医院烧伤科，更专业的治疗团队在等待他们。
从过往参与的国际演习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孙贵新对战时状态与平时的区别有自己的理解：一是很多突发事件不会给人准备时间，二是很多失误没法避免，只能尽量减少。就像规划方舱医院时王辰院士所说的，“虽非至善之法，却是现实之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举措”。
“在不断试错中不断前行”，他这样描述在东西湖方舱医院中的尝试。而在这样不断的试错中，他像从前一样化身团队的“安全网”，用一句“我来负责”，承托起了东西湖方舱医院B舱种种决策的可靠基石。
从2月4日到15日，正是武汉市新的方舱被密集组建的时间段。每当一个崭新的方舱建成，就会有一个或几个医疗队从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的成熟方舱被抽调出来，注入一片空白的新方舱，成为鼓动方舱心脏的第一股血流。之后建立的方舱医院大多以东西湖方舱为模板：它在管理模式和运作经验上取得的成功，就是以这种抽血输血的方式不断被复制、传递下去的。
没有人能想到在开舱最初，东西湖方舱的运转情况，并不像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样成熟而有秩序。
2月7日，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正式开舱，当日收治500余名患者。
“进舱那天早晨我们正好听到一条新闻，说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因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了。”孙贵新说，“一瞬间，大家都触景生情。”
方舱的三个“零”目标中，第二个“零”就是“医务人员零感染”，孙贵新认为这是最大的困难：假如一位医务人员被感染了，不仅是他作为一线战士的战斗力消失了，由过去照顾人的对象变成了被照顾的对象，这对于军心也是一种动摇。
开舱第一天，东西湖方舱就遇到了防护服不足的问题。孙贵新与东方医院的领导沟通后，当即从自带物资中取了两百副鞋套出来救急，终于让穿着“铠甲”在方舱工作了一天的医护人员能够成功与下一班人员换班，避免因为使用时间过长导致湿透的口罩和防护服隔离病毒的能力下降。
几天后，情况好转。在两次进舱后，医护们发现方舱内多是轻症患者，加以治疗手段后，很少转成重症，只要做好防护，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危险。但压力从未从医护们的肩膀上卸去，有些队友会紧张到腹泻，也偶尔出现咳嗽，还好经过情绪舒缓及检查，都及时得到恢复。孙贵新与雷撼领队和负责方舱医院感染控制的吴文娟主任达成共识，一定不能因为放松大意引起医务人员感染。直到休舱前一天，孙贵新还在反复强调不能松懈：“行百里者半九十，院感问题一点不能马虎。”
护士们有许多都是90后的年轻人，每次进舱前，他和雷撼领队都会帮他们检查护目镜、防护服之间还有没有缝隙，不仅是确认安全，也是表达他们无言的关心和支持。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休舱的那一天。
东西湖方舱的C舱在3月2日最先休舱，C舱余下的80名病人转入B舱。然后是3月4日，A舱休舱，A舱60名患者也并入B舱。3月7日之后，整个东西湖方舱基本进入休舱流程。
在孙贵新心里，一块大石放下了。
“治病要治心”
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的执行队长，孙贵新的硕博生涯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中国工程院顾玉东院士的门下度过的。硕博连读，是顾院士的关门弟子。毕业这么多年，他与导师的联系一直很密切。
▲2005年孙贵新（右一）与导师顾玉东院士（左一）合影
2月3日晚出发前，孙贵新作为通讯编委，正好在顾玉东院士任总编的《中华手外科杂志》有7篇论文需要审稿。他连夜做完了审稿内容，让学生帮忙寄给《中华手外科杂志》编辑部。此番援鄂，孙贵新在六院骨科做主任助理的同学郑宪友教授和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同学李文军教授，以及中华显微外科学会的顾立强教授都发来了关心和问候。到达武汉后，孙贵新给顾玉东老师打了三次报平安的电话，一次是在刚抵达时，一次是在武汉情况稳定之后，再就是接到撤离任务返回上海后。每次打电话，导师顾玉东院士及师母杨小英老师都很牵挂，“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们是英雄，我们一直在关心着你，要注意身体”。孙贵新坦言：“跟顾老师和杨师母相处二十年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都是这样默默地关心和帮助我，唯有在科研工作上有所精进，才能不负师恩。”
谈及顾院士对他的影响时，孙贵新说：“治病要治心。”在他看来，“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理念与顾院士不谋而合：“老师一直在说，包括语言在内，我们对病人各方面的关心也是一种治疗方式。关心大于药物，药物大于手术。”顾老师的言传身教也一直影响着孙贵新，他在读研究生期间的刻苦好学也曾获师长们的肯定，他并先后获得“上海市优秀研究生”“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我们是外科医生，但手术刀不是说我想拿就能拿起来的。做任何一个手术都要知道它的利弊。要知道怎么做手术，更要知道哪个病人不需要做手术。”孙贵新觉得，越是成长，自己就越是感受到如何能够最大化地有利于病人，在他看来，“顾院士很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
▲孙贵新与导师顾玉东院士合影
患者在网上评价，称赞孙医生是其在上海居住12年里求医过程中碰到的唯一一个耐心、认真又关心病人的主任教授级医生。听到这样的赞美，孙贵新有点害羞地笑了：“我觉得他们这样写，是因为没看过顾老师，也没看过我几个师兄。”
“假如你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的话，绝大部分病人都能意识到你的这份真心，也会心存感激的。”他说。
至今，新冠肺炎仍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手段。治愈病例中，病人自身的免疫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忆起方舱医院的救治经历时，孙贵新坦言，但作为医生，他对患者提供的精神支持一定是实打实的。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孙贵新向很多记者都讲述过934床患者的故事：一家四口全部被感染，父亲重症却不知去向，母亲和弟弟在其他方舱，遇此变故，这个24岁的女孩怎么也没法冷静下来接受治疗。花了很长时间劝慰无果，孙贵新出了舱便四处打听，终于查到女孩的父亲在武汉三院接受ECMO治疗。他及时转达女孩，让其安心治疗。几天后，奇迹发生，这位父亲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拔了管，最终康复出院。
这样的奇迹很罕见，但对孙贵新来说，哪怕一例都能给人以巨大的信心。
新冠无情，人亦有情。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孙贵新也不想把流程走得冷冰冰的，出院转院的把关就不失细节处的关怀。有一位家长与孩子的出院时间恰好只隔一天，一番考虑后，他决定，将这位家长的出院时间后调一天，和孩子一起出院。
这一点点温暖于他，就像在做一场骨折复位手术。100%的精确复位在片子上非常好看，但要达到那最后1%，可能是以对软组织和血管的10%损伤为代价换来的——孙贵新不去追求那漂亮的100%。疫情是对所有人的一次巨大创伤，他是外科医生，手上拿着救人的手术刀，希望可以尽善尽美地完成那温暖的99%。
春天的颜色
这个年关，孙贵新原本有自己的休假计划。作为创伤外科主任医师和国家应急医疗队的执行队长，本职工作与救援任务的层层累加，已经让他整整三年没能回山东老家与亲人团聚。今年的休假时光本来是难得的，他定好车票，盘算着终于能回家一趟。
1月22日，武汉的情况传到上海，他主动退掉车票，告诉家里“今年不能回去了”。
1月24日，支援湖北的指令正式下达，东方医院第一批三名医护人员奔赴一线。这一天，孙贵新就整理好行李放在车后备箱里，时刻准备出征。
2月3日傍晚，国家卫健委的一则通知把刚刚下班、正从医院返家的孙贵新截在了半路上。孙贵新直接下了高架掉了个头又开回医院，连夜准备人员物资的安排和工作汇报。物资协调、打包、装车，以及人员配置……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踏上援鄂专列的那一刻，他都没来得及回一趟家和家人告别。“战时状态，就相当于上前线！”孙贵新说。
家是最温馨的港湾。因前线密集繁忙的工作而疏于照顾的家中妻女，是他返沪后在医学隔离期间最牵挂的人。
孙贵新的妻子王新红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的副教授。在援鄂期间，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通个视频电话。“早晨报个平安，晚上也会。休息时间，都会偶尔视频一下，让她知道我的情况。”孙贵新说。到达湖北时是2月4日，天气还很冷，住宿的地方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不能开空调，而当时酒店的被子比较薄，作为方舱医院的战备用品不能过多提供，后来宾馆又想尽办法送来19条被子，但孙贵新想到很多女生可能更需要，就要求女士优先，自己选择穿好秋衣秋裤、盖上军大衣才能睡觉，“睡觉时把自己裹起来”。这些小事，他事无巨细地告诉妻女，让家人放心。
3月20日晚，回到上海没几天，他就受爱人王新红的邀请为基础医学院的同学们做了一次线上讲座，分享方舱医院的建设过程与具体运作。之前因疫情停摆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也重新提上了日程，22日，孙贵新在隔离酒店里线上听取了学生们关于近期学习和科研工作的汇报。“有句话说隔离人不隔离爱——也不能隔离学术嘛。”他笑道。
隔离期间除了继续在线教学和诊疗工作，孙贵新还在筹备着联合武汉以及各省市的援鄂医疗队，计划制定方舱医院的中国标准。“比如方舱医院如何进行建设，里面需要有哪些必要的设施、必要的人员配置，以及出院标准的制定，另外还有病人如何管理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总结和思考，如何把这些工作做到再细化，然后如何把它落地。”
现在，孙贵新最大的企盼还是国泰民安。全球疫情还未过去，作为医疗救援队的执行队长，未来支援其他国家的任务也有可能随时下达到他肩上，对此，孙贵新还是像从前一样，对于既来的命令与责任义不容辞。“人是整个社会的一份子。”他说，“这是一个大的洪流，没有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亲历种种，让孙贵新眼中原本平常的生活突然变得珍贵了起来。“等疫情结束了，我想带着爱人和孩子一起出去吃个火锅。如果吃完火锅能够到公园里边逛逛，唱着歌，看看春天的色彩，感受一下春风拂面，晒着阳光随意走走，摘下口罩——这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4月2日，是孙贵新自武汉返沪隔离期结束后的第一天。一大早，他就拖着行李箱直奔医院。来不及收拾，行李箱往办公室角落一放，他麻利地换上白大褂快步赶去开八点的早晚班交接会……
这天夜里十一点三十分，孙贵新更新了自己朋友圈：“从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从逆向而行到凯旋而归。人间最美四月天，恢复平淡而幸福的工作和生活。”
组稿｜复旦大学校友会
统筹策划｜恽小婧 褚菊梅
采访记者｜余宜谦
文字编辑｜朱月萌
图文编辑｜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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