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张刷爆朋友圈、感动无数网友的“落日余晖”的照片吗？
今天，春日暖阳下，那位看夕阳的老人痊愈出院啦！祝福❤
照片中陪老人共赏夕阳的背影，正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刘凯医生。一张简单的照片，温暖了无数人心，照亮了人间，也道出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守望相助、共抗疫情的温情大爱。
《复旦人》杂志独家专访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领队、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
本期“抗疫复旦人”，让我们一起看看他自带温度和阳光的抗疫故事。
“约时间吧！我现在zoom、腾讯会议、瞩目、华为TE、好视通云会议、钉钉、BizConference（这些软件）都有。”
2020年4月初，在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领队朱畴文约视频采访时，他爽快地告诉我，自己早已安装了远程工作的N种“武器”。
这并非因为他是软件控，而是，即便在结束了援鄂抗击新冠疫情工作、从武汉撤回上海隔离的14天期间，他依然忙得停不下来——一个个与海外同行探讨救治方案的视频会议、一场场与疫情严重国家分享经验的远程直播、一次次与校友和医学生共话抗疫经历的连线交流，还是不断占据着他的日程。
沉甸甸的战疫重任，从未与他“隔离”。
“武汉终于堵车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在网上会议室见到朱畴文，是4月4日的晚上。隔离酒店的房间里灯光溶溶，照亮了他的脸庞。相比在武汉时的新闻照片，他头上的板寸长长了不少，左侧额角那一块淡红色的斑块，已不再那么显眼。
“还没完全好，但比那时候好很多了。”提到斑块，朱畴文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额头。
这个斑块是他在武汉带队奋战时由于操劳和压力而发作的神经性皮炎，“那时候”则是指刚到武汉的最初两周。2月7日，他率领着一支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36人组成的医疗队奔赴武汉，入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正面迎击前所未有的汹汹疫情：当天，武汉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万例，而当地医疗机构已过承压极限，被感染的医护人员超过1000例。
“刚开始的两周，焦虑啊，一切都在摸索。”朱畴文回忆，“那段时间，心里可以说是有底，也没底。有底的是，我相信我们根据疾病的规律、依靠专业的能力，一定是能做点事情，让情况好起来的。但没底的是，这需要多长时间？要花多大代价？谁也不知道答案。”
没有答案的任务，也要全力以赴。
作为领队，一个队伍的头儿，朱畴文被大家奉送了一个诙谐的昵称——“朱头”。这个“头”可是不容易当的，一边组织救治病人，一边保护全体队员“零感染”，每时每刻、每个细节都必须操心：与人民医院方面如何磨合？管道氧气量不够，要解决；病房分区的门会被风吹开，要解决；防护服的胶没黏性了，要解决……并且，他反对给医护人员下达不切实际的指标，也从不主张大家穿纸尿裤硬撑，“有合适的强度、合理的目标，加上通畅的信息传递交流，才能把事做好”。而精细化、人性化的安排其实要损耗掉更多“脑细胞”。
“那段时间，没有到夜不能寐的地步，但的确睡得不多，每天就睡5小时左右。不像这几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艰苦磨合的两周一过，情况开始向好。事实上，回望在武汉的这55个日夜，朱畴文脑海里留下了最初和最后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初到武汉，城市面目全非。朱畴文至今记得2月7日那个雨夜，飞机落地武汉天河机场后，他们走过空旷的机场通道里，只听得自动人行道嗡嗡运转。上了车，街上看不到别的车辆与行人，只有沉沉暗夜和潇潇冷雨，连最年轻活泼的队员都沉默了。
第二个画面是在撤离武汉的前一天，3月31日，朱畴文开车去位于汉口的上海援鄂医疗队前线指挥部的驻地，惊讶地发现，路上竟然堵车了！
“从3月中旬开始，武汉的马路上开始有车出现了，到了3月下旬是公交车恢复运营。那天我开车从武昌到汉口，一路走在高架上、长江大桥上、地面上，只看见车流不断，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恢复过来了。虽然大的商场还没有开，但看见很多小店已经开门营业。很感慨！这时觉得堵车是件好事情！”
心情同样雀跃起来的，还有当时坐在副驾驶座的中山医院医生刘凯。刘凯医生就是此前因“陪做CT的老人看落日”照片的主人公。他转过头，兴奋地对朱畴文说：“朱院长，刚到武汉那时候心里真是难受啊，现在，（难受的心情）没了！”
久违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让堵在车里的两位上海援鄂医生心热了，眼眶也湿了：“这座城市在恢复了，我们是该回去了。”
“我们帮助国外，就是帮助中国”
住在青浦隔离点的这些天，朱畴文时不时在朋友圈“发吃”，晒隔离点的餐食及吃完后的“光盘”，感谢供餐方的“投喂”。不过，其实这轻松的画风却并不是他的隔离期生活全貌。
“开会！现在都是在网上开会。”这才是他的主打日程。
朱畴文参加的网络会议，大多是与海外连线。因为此时，武汉的“病毒阻击战”终于打完，国内的新冠疫情得到控制，虽然还在防控输入型病例，但此前疫情的燎原之势已不复存在。“你知道的，现在中国的疫情算是相对比较太平了，但西方国家正在爆发，这些会议主要是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救治和防控经验。”这繁忙，也与他担任过多年复旦大学外事处处长的职务有关，现在又利用积攒多年的大量国际人脉，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
就在接受这次采访的前一天，4月3日，朱畴文就参加了国内国外两场视频会议。其中国外的一场是连线芬兰，应赫尔辛基大学医学集团的要求，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专家与对方交流防控经验。
“芬兰的医疗水平很高，但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朱畴文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作为抗疫一线专家分享了中山医院团队救治武汉危重症患者的经验。芬兰驻沪总领事Pasi Hellman、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参会并致辞；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副主任、传染科主任曾玫，也介绍了各自领域抗击新冠疫情的方法和经验。
早在援鄂期间，朱畴文就已经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李兰娟、乔杰等一同参加过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国际分享交流会。回到上海短短四天中，他又和芬兰、意大利等国的医务工作者及驻外使领馆、海外校友团体等进行了多场连线，其中与欧洲一家医学组织的视频会议辐射了2万5千名欧洲医务工作者。他给会议做的讲稿PPT文件名，除了日期外还要标注“day”或“night”。
这还不包括为其他会议牵线搭桥：“张文宏受邀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做直播的事情，一开始他们是来找我，我说‘张爸’很不错，我来介绍，你们赶紧去找他……”
朱畴文坦言，与海外开视频会议“蛮累的”，一场接一场，碰到有时网络抽风，或者外国人说话口音重，就更吃力了。忙不过来的时候，朱畴文就开玩笑地叫：“我需要个秘书了！”
可事实上，他认为这样的分享交流非常必要，也是自己作为医者的责任。“我去武汉的时候，在上海虹桥机场对记者说，我们是应该去的，帮助武汉就是帮助我们上海自己。一样的道理，现在我们帮助国外，也是帮助中国。”
“医生不能改变所有患者的命运，
但要做好自己的事”
在这次关于各援鄂医疗队的媒体报道中，朱畴文的亮相并不算多，但反响都很大。2月26日与北大校友的近50分钟语音交流里，他数度哽咽；参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云课堂时谈及面对灾难的“悲悯”，他忍不住落泪。
似乎是想拂去一点沉重的感觉，朱畴文在提到那些对话时，打趣了自己一下：“嗨，那次又让我流眼泪了，他们‘害’我呀……”但同时，一谈及医学中的人文关怀，他的神色又认真起来。
“医学和人文是不可分的，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一直强调医学是要关心人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种论调，认为以前的医学教育只重视技术不重视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医看整体，西医看局部。我都坚决反对。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的；过去的医学教育也是与人文相通，而不是对立。不要为了褒一个就想去贬一个，或者为显示现在做得好就贬低过去。”
学医是朱畴文少年时代就确定的人生方向。还在上海育才中学念书时，他想过两个选择，一是学医，一是学管理。父亲对他说：“管理，与社会、关系相杂，好像很复杂，还是学医纯粹些吧。”加之父母身体都不好，朱畴文最终决定学医，1984年考上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也一直怀念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阶段的2年半时光，“有点相当于现在的通识教育加生命科学教育”，接触学习了很多人文方面的课程、讲座等。1992年，结束在京8年的学习后，他回到上海，在中山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和消化科医生。
无论是求学时，还是工作后，“医学就是要关心人”的观念都深深扎根在他心里。“我们临床上都是将病人看作一个整体，并不是说我做内科的就不需要懂外科，搞消化的不需要懂心脏，你是治疗脚趾头的就可以不管治疗脑袋。”
工作几年后，朱畴文又涉猎了医院的管理。“当时我在美国进修，已经申请延期，但院长叫我回来，说有更重要的岗位需要你。”于是1999年中，朱畴文回国当了中山医院医务处的处长助理，不久担任副处长，开始从一个单纯的临床医生转型成为“临床与医学管理”双肩挑。
而这一转型，让他对医学与人文的融合体验更加深刻。
“管理，要跟医院里头所有的科室都打交道，包括临床和非临床的部门，还有后勤。要把医院里所有的资源乃至院外的资源都安排好，共同为病人服务。在这个层面上，肯定不能仅仅从医学的技术出发了。你会发现，每项工作都涉及到人性，要关注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他本身的专业、他所判断的关系、他所实施的方法……管理要从人的角度去全面考虑事情。”
这次带队到武汉，作为一个从医30年、“把全队平均年龄都拉高了”的资深医者，朱畴文也秉持了这样的管理理念。
“我跟队员说过，我们到武汉，只是换了个城市，换了个医院在从事本职工作，只不过更具挑战性和危险性。”
作为领队，他也给自己提了四方面的目标：“我要做的事，第一是给大家提供足够的防护和保护，no protection，no action。第二，我不会对队员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有些情况，我必须要‘担肩胛（扛责任）’。第三，要合理安排工作强度。那些宣扬穿纸尿裤、写血书、按手印、不计报酬之类的声音，太扯了。第四，要有很好的工作流程和章程。这些规矩在中山医院已经有了，在前方没有或需要调整，我们要制订出来然后执行。有了以上这些，我们这支队伍才能把事情做好。”
对于自己带领的这支队伍，朱畴文不假思索地说：“我以他们为骄傲！我们都是‘中山’人，在操作上、交流上、规矩的执行上，都有默契。我非常有幸，带了这么好的一支队伍。”
朱畴文很爱惜队伍里占比60%的90后，也对年轻一代的医学生很关心，在武汉时还给医学生开过网课。
“现在有些医学生看到社会上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医生收红包、患者杀医伤医的新闻，觉得很受不了。我总是告诉他们，这不是主流，因为只有这些非正常的事件才会被报道，正常的医患关系是不会上头条的。我想把我的理解和感触告诉他们：社会上的很多情况我们无法左右，我们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显示学医人对这份职业的尊重。以后医患关系到底怎样？我不知道；该抱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我不作评价。我们需要的是做好自己，医生是一个团体，你是团体中的一员，你的行动很重要，个人也并不是完全地无能为力。”
这次疫情中，舆论对医生颇多褒扬，而朱畴文对此保持清醒，也经常给年轻的医生们解压。
“现在好多赞美之辞都来了，白衣天使、逆行者、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其实不要特别溢美，医生也就是在做事情，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必须要承认个人力量的不足，承认医学还有太多的未知，承认很多事必须依靠团队去做。心态摆正了，就能尽力去解决能解决的，对无法解决的事情坦然放下。不要觉得医生可以改变所有患者的命运，可以一个患者都不死，那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做的是尊重规律办事，善于归纳总结前人的经验，既要对得起这份职业，也不要附加不必要的包袱。”
访谈将近尾声，提到武汉工作的收尾，朱畴文又想起了那张“落日余晖”的照片。他说，那边医院的病人现在都已移交给另一支医疗队了，但他和队员们都还在关心一个人——那张照片中被刘凯医生推着共赏夕阳的87岁老爷爷王欣，他的病情正在不断好转，并于4月9日康复出院。这张只有2MB大小的照片，记录下了医疗队与新冠病人之间那束温暖的阳光。
阳光所及，是人与人的心有灵犀，也是城市与城市的情感传递。在离汉前的简单交接仪式上，朱畴文带着医疗队将剩余的捐赠物资转交给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大家约定了未来通过学术会议继续交流。有位年轻的女队员还表示，要在城市恢复正常之后，来武汉跑一场难忘的马拉松。
阳光，还将延续。
▲朱畴文（中）同暖心照片拍摄者甘俊超（左一）、暖心照片背影医者刘凯（右一）合影
组稿｜复旦大学校友会
统筹策划｜恽小婧 褚菊梅
采访撰稿｜常煜华 97级中文系校友
图文编辑｜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