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校友会读书会共读《辛亥：摇晃的中国》

说实在的，我对辛亥这个话题感觉很陌生，借主持的机会复习了一下。虽然大背景是辛亥革命，但落脚点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变化的是局势，不变的是人性。必然和偶然交织，不同身份的人一会打一会加入，各种观念既相生又相克，整本书读下来竟也有一种哲学的味道。所以我也特别期待今天的主分享。哥敏在复旦读的是哲学，可是上至北斗卫星，下至潜艇，他都研究过，涉猎范围极其广泛，感觉他啥都懂。

他经常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前两周海南校友会举办迎新送新活动，现场的师兄师姐给新生们人生建议，大多数都着眼未来，建议新生遵从内心，开拓视野，回报家乡等。但哥敏说的是“今天的风景很好，大家站起来看看窗外吧”，在打开格局和打开思路中间他选择了打开窗户，把大家拉回到现实，大家可以细品。不知道今天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他上一次主分享是在2022年12月，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哥敏给我们带来这场时隔2年8个月的主分享。

1911年10月10日的枪响，将一个疲态渐露的老大帝国摇晃恰如泰山之崩，书中一种表述是“摇晃”，但是他又用了更为激烈的说法“泰山之崩”。“摇晃”和“泰山之崩”看起来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张鸣看起来对这一事件的感觉也在摇摆中。在书中不同的部分，他表达了很不相同的印象，甚至做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的立场是不完全一致的。

革命的对象我们可以认为是满清，说“满清”摇晃似是恰如其分，但作者又针对中国，说“摇晃的中国”。因此，我觉得他的题目要改成“摇晃的大清帝国”怕是会更准确一点——也就是说“摇晃”的应该是大清帝国或者满清政府。既然讲“摇晃”，总还得有一个参照系，最近读书会读了不少关于中国史的书籍，比如《最早的中国》，还有最近读的《枢纽》，这些书籍是否可以作为参照物进行比照？

我认为要讲辛亥革命要回到中国，回到晚清，并且在这两个概念之间要做到一点区隔。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本书作为“摇晃的大清帝国”来读，或许会更有意思。中国是什么？我觉得不动的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的文化。在这三者中，最为稳固的是文化，因为土地和民族还是动荡的。故此，我觉得首先书中谈及“摇晃”的参照系应该是“中国”，有着其特定含义的“中国”。

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方面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其准备不足与不彻底性，也最终导致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这场革命的发生，源于旧制度已再难适应时代洪流，中国被裹挟进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正如书中所言：“清朝的覆灭，实际上是上层社会的事——在朝者已对朝廷失去信心，在野者有心颠覆，革命党一点火，大厦顷刻崩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武昌首义极具戏剧性与偶然性。若当时湖广总督瑞澂没有临阵脱逃，若其应对不失当、不按名册捕杀革命党人，那么1911年10月10日晚那一声枪响，或许就不会演变成一场席卷武汉三镇的起义。

本书中多次阐述“势”对革命党人的影响，也从不同维度对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进行了说明，我从“道法术器势”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道

革命党人的道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1905年同盟会也提出了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二

法

    革命党人的法有二。一是成立同盟会以最大程度联合革命力量，同盟会由孙中山牵头成立的兴中会、黄兴牵头成立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牵头成立的光复会联合成立，总理以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有人负责筹款、有人负责宣传、有人负责暗杀等。同时三个团体又保留原组织，这也为同盟会内部的派系纷争留下了隐患。二是在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维护共和体制，以法典形式宣告“君权神授”的终结。

三

术

    革命党人的术有四，一是发动起义，二是炸弹暗杀，三是联合会党，四是舆论宣传。书中也有相关的一些详细史料。

四

器

    革命党人的器主要有三，一是金钱。革命需要花钱，但并无可持续的财政体系。同盟会中筹款能力最强的当数孙中山，其主要在境外筹款。同时，革命党人在国内还使用了其他多种筹款方式，更显实用主义。武昌起义后，初期则依靠库房里四千万两左右的银子。二是武器。革命党人获得武器不太便利，所以其最喜欢的武器是炸弹。到武昌起义的时候，武汉除了前面提到的银元外，还有汉阳兵工厂里的军械，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三是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实际是一所体操学校，但其也会教兵操、射击打靶，可以称得上是民间军校。还有蔡元培在上海办爱国学社等。由于学堂是新式教育，教师多为留学生，于是很多地方学堂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五

势

回看武昌起义的成功，其并未用到前述同盟会所筹款项，武器也在汉口租界据点内被查抄，反倒在瑞澂等人准备按图索骥搜捕革命党人的流言下，最终由基层士兵们发起了这场起义。领导人方面，策划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在据点被查抄的时候，要么被捕就义、要么安全逃跑，黄兴是在武昌起义18天后才抵达武汉，孙中山则是在2个多月后才回到国内，反倒是被黎元洪、立宪党人汤化龙在首义后担任了要职。

可以说，武昌起义的领导者更像是一个集体群像，由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接着立宪派走了第二步，共同导致了武昌首义的成功。这其中，就是势在起作用。

从保皇派角度看，在西太后去世之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清新贵们，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仍然贸然收权揽权，八旗兵的腐败问题亦无好转，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的出现，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一定条件。

从立宪派角度看，立宪派的主要人员构成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大多既有功名在身、又经商办企业，如张謇、汤化龙等人。五大臣立宪考察后，满清政府宣布自1908年起启动预备立宪，而后成立了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在后续三次立宪请求过程中，满清政府同意将预备立宪之期从9年缩减到5年，但在1911年成立的责任内阁中，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更有7人，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这一事件表明其并无诚意推行真正的宪政改革，彻底伤了立宪派士绅们的心。预备立宪虽然未取得实际改革成效，但其中一个附属产物是各省建立了谘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求代表团、电报协商等沟通渠道，有效地实现了跨省区的政治协调与联合行动，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将一省一地之火，迅速扩散到大多数省市。

从底层民众角度看，底层民众的觉醒，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本书提到内地农村和沿海地区对革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内地农村，醉心革命的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谁能维持秩序就拥护谁。在沿海地区，市民们对革命普遍都比较热情。

从外国势力角度看，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派士绅们的加入，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则保持中立。这一公然承认革命军的举动，为革命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革命党后续也在处理涉外事务中均保持了克制。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段历史可以跟周秦之变来对比。周是封建的，周秦之变由封建变成了帝制；辛亥革命则是结束了帝制，产生了共和，这超出了价值、文化、制度的变化。参考周秦之变的表述，我把辛亥革命叫作满清共和之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历来改朝换代的时候，对人口的屠杀是很厉害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汉朝结束以后，魏晋南北朝三国这么下来，据统计汉人十仅存一。但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尽管最早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引用的是明朝的这个口号，但是这场运动的结果是非常温和的，辛亥革命把满人完全融进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辛亥革命是蛮伟大的，尽管还在摇晃，但在摇晃中保留了我们的根基。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共识，起码国共两党基本上对革命的评价分歧不大。满洲国对这段历史的描述虽然没有经过查证，但应该也会非常有意思。正如我们所知，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描述会大相迥异。举个土耳其人对长城的描述的例子，可能会让我们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土耳其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来自长城，“既然我们的祖先从那边来，终朝一日我们要回去的”——土耳其人就是这么豪气冲天！

梁启超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大变局最核心标志的辛亥革命，实现了终结帝制、开创共和这两件事，对此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从展现了中国的面貌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感谢辛亥革命。没有它带来的共和，也没有五四运动，也没有共产党，这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历史没有假设。所以我们从现在为止，该给先人的感恩，该给先人的致敬也是值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致敬辛亥革命，我们要致敬1911，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我觉得我们读辛亥革命很好。

作者指出，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其实是一种持久的制度困境与变革焦虑。革命为我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共和制度，却未能如魔法般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实。中国不仅未因共和而立即富强，反而陷入更深层的混乱。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骤然实行美国式共和，难免出现“制度消化不良”。但在当时，许多人不愿承认这种“不适配”，不愿正视中西社会土壤的根本差异，只得将乱局归咎于“革命不彻底”，从而不断推进更激进的变革：从制度革命延展至文化、伦理乃至阶级革命，最终将传统结构彻底打碎，试图重建一个无人能真正预知的新世界。直至今日，我们仍可见某种“求新症”——往往忽视适用性，盲目追求“最新最潮”。这本书提醒我们：制度并无绝对的“最好”，只有是否“适宜”。我们必须认清自身实际，因地制宜、谋定后动，避免水土不服与冒进之险。

我们应当深切缅怀那些为民族前途奋斗牺牲的先烈。正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今日的和平与国家版图的完整。今年9月3日，国家将举行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我们由衷为祖国的国泰民安与繁荣昌盛感到自豪。阅兵歌曲《当那一天来临》中有一句歌词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是的，我们虽身处和平国度，却必须清醒认识到：国际格局暗流涌动，落后必会挨打，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便会面临威胁。2024年感动中国人物、清华大学的庞众望曾说：“科技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叫科技，掌握在别人手中，很多时候就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如今的竞争，是科技战、经济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作为年轻一代，更应不忘历史、砥砺前行，以持续奋斗为祖国的长治久安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分享人说，本书的“摇晃”实指大清政府濒临崩坍的摇晃。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在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只有法术，因为制度是出之于公，法术则出之于私，清代的这种私心，是满洲部族的私心，这种部族政权必须通过革命推翻。主分享人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意义，自那时起至现在，可说是对共和的一直探索。这让我想起鲁迅后来说“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起灰黑的手，当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在看不清楚前方道路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先人，有勇气继续前行。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个辛亥革命，我们不能强求统一。只有在不同的阅读和资料的占有上，我们才能相对完整地去认识100多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以及它对现代中国带来的无比深远的意义。

    哥敏开篇伊始就提到我们应该想到满族人、蒙古人怎么看辛亥革命？发生这场革命的时候中国边远的省市比如新疆人怎么看？西藏人怎么看？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我在阅读傅国涌的书时，他提到有一本书叫《民国乃敌国也》，是一个台湾作家林志宏写的。那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是——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推荐给大家，希望里面有答案。

记录历史的方式，可以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也可以是细微的纪实描述。张呜先生的《辛亥：摇晃的中国》明显属于纪实描述的这一种。

受解构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非虚构写作，就是一种贴近生活进而去记录和展示历史的创作方式。《辛亥：摇晃的中国》明显受到非虚构写作的影响。在我看来，张鸣先生这本书是我国这类作品的杰出代表。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推翻满清皇朝统治的革命，终止了中国三千年帝制，开创了共和。这是宏大叙事对辛亥革命的经典表述。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这是张鸣先生的描述。可简化为辛亥摇晃。

在我看来，宏大叙事和纪实描述共同构成的书写才完整。

“语言决定思想边界”，这是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宏大叙事和纪实描述都用中文，但其范式和关键词汇差别巨大。在某种意义上，纪实描述丰富了宏大叙事的语言，共同扩展了思想。

严复先生开始的百年翻译运动重构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为代表的百年翻译成果，构成了我们对欧美认识的宏大叙事。提升认知，还需加大20世纪兴起于美国的纪实描述著作的翻译和阅读。

作者在持续做一些“借助重写历史来重塑观念”的工作。不同的历史观念对“秩序”的理解是不同的，决定论的秩序意味着可知、稳定及确定；但另外一种观念是“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未来的进程也是不可预测的。而历史没有规律，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西方思想史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挑战，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只是作者借助民国史这个载体把这种观念鲜活地展示了出来。

本书书名叫作《辛亥：摇晃的中国》，摇晃的象征意义是不确定、偶然，与历史决定论相对。

在“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这一小节中（P288），“摇晃”的象征得到了说明：“这个被多只‘手’摇来摇去的摇篮，没有规矩，没有章法，让人感觉好变，最终还是摇出来一个共和的小宝宝”。

摇篮就意味着没有确定的轨道，倒向的方向是依照力量大小而随机发生。这引出了作者重要的历史观念：历史不是宿命的，或是前定的，历史的发展的路径也不是必然的。

作者的目标：“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对反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后果，作者是警惕而惋惜的，这可以从他在本书结尾的表述中看出来：“……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

英国反理性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可以让我们理解作者在描述革命过程中各种角色做出一些难以理解的举动的动机（例如通过暗杀阻止立宪派的出国考察）：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哈耶克（F.A.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Hoelderlin）的话：“将人间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与这句话相对应的还有十八世纪英国塞缪尔·约翰逊的版本：到地狱去的道路是由好意铺成的（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历史决定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其基础在于归纳法，也就是说当个别现象达到一定累计数量后就能得到普遍适用的科学理论。卡尔·波普尔认为，归纳法的本质缺陷在于逻辑上的推导错误。使用有限推导无限，使用过去经验预知未来，在逻辑上不成立。

历史锁死了我们的思想，思想作用于现实，又进一步锁死了未来。历史本身是丰富的，但我们惯常接触到的历史书写经常是单一的、狭隘的、贫瘠的。普通人的生活无法留下记录。历史书写却始终是精英视角。我们之所以觉得很多原本荒谬的事情理所当然，是因为轨道早已铺就，谁上去都会到这里来。我们承认如果能够有一个新容器，新东西可能才有容下的余地。这个容器，我理解就是作者需要我们爬到“雷池”边上的要求。

整体来说，这本书填补了我在正统历史课本里面没看到的空白，是值得一读的，同时稍微批判一点。

如前分享，本书采用了解构叙事写法，这种写法颠覆了传统叙事的确定性逻辑，更强调本场变化过程中的意外作用，通过碎片化的描述消解权威，过度强调有关事件的偶然性。此外，里面的一些文字表述，会让部分人看起来不太舒服。

历史的进步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此外还可能有地理位置、气候变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一味地强调个别人物、偶发事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上次在分享中我谈到辛亥革命是近代史的显学，各种图书资料、回忆录、专著特别多，想要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资料的海洋里面去写一部属于自己的辛亥革命史，我觉得张鸣是下了功夫的。他自己也说这本书所有的事例、细节皆有来历，他搜罗了几百万字的资料，然后捧出了这样一本小书，书虽不大，却是专家的精心之作。

这本书其实全景式地描绘了辛亥革命的方方面面，它并不只是沦陷于历史细节的随笔，作者是有他的学术野心的。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他力图扫描当时的每个阶层、每个方位、每个时间段，他想通过他的描述让人看到一个更鲜活、更立体的辛亥革命全景图卷。

段曹林

我怎么看待这本书？

对照作者自述的写作动机：为了自己好玩，尽可能玩出名堂；为了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让读者能够从教科书的雷池里爬到边上。再看他的自我评价：总体上写得还不够潇洒，有时候过于直白。

首先作者够实诚也自知。用文学的手法写历史，回避论证和思辨的架势，作者自己和读者都可以乐在其中，总体上算是“玩出名堂”了，瑕不掩瑜。单看这本书，历史、文学的成色可信度高，但哲学角度或观念性的东西有没有高度深度，不好判断。云晴特别提取解读的那几段话，我没有觉得背后真的包含多少高明的新意。

其次作品表现的是辛亥期间的“众生相”，和他们共同出演的“十幕剧”，视听感受不同于以往的寻常历史书。剪辑后的碎片化镜头配上画外音的“杂感”，足以冲击狭隘认知，挑战普通人的成见，但不足以呈现全貌，也未必反映本相。

在2023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向读书会推荐了这套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这套书的表述方式和张鸣的方式特别像。这套丛书总序言的第一句话表述道，它记录历史的方式是宏大的历史趋势的方式。我认为在汉译名著的基础上，有这样的一套书给我们来读，那意义是蛮大的。过去我没讲过，但是我发现我推荐这套书的时候，周围的赞同不多。到了读这本书引起共鸣，已经是两年过去了。维特根斯坦有两句名言：第一，语言改变思想；第二，我们要对语言抱有敬畏。我们读书，在某个程度上实现了被人家格式化，甚至连词语叙述方式都灌进去了。所以我们在坚持读书，尤其是读了10年的书之外，防止被格式化。这就是说，我认为改变这种方式来叙事很重要。反观我觉得张鸣先生《摇晃的中国》用的是细微地描述个体的小故事，而并不宏大——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表述，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读书会还是很有挺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还有一句话，他说哲学如果没有同生活联系起来，那就等于扯淡。所以我认为读书会还可以加个标语“好好读书，改善生活”，如果不能改善生活，基本上也是扯淡。我们在改善生活除了经济上的以外，还有思想的愉悦，开拓视野和感觉愉悦就是“好好读书，改善生活”的注脚。

这是第二本颠覆我常规眼界和视角的历史书，幸得与同好们一起分享，刷新我的认知系统。

一

读史：颠覆的意义   

    我们接受的正规教育，一般属于“主流”范畴。而这几年在读书会上分享的很多好书特别是历史书籍，往往会有不同的视角，有时候甚至颠覆自己固有的认知，但不得不说，这又是很有意义的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有了这些优秀学者的整理研究与输出，让我们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重新审视历史叙事和逻辑，重新审视自身认知系统，打破信息茧房和文化茧房，突破自己的局限。

二

见事：观察与反思

    前面哥敏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来自在读书会和各种微信群里的观察。在读书会上校友书友们头脑风暴式地分享读书心得，思想碰撞、火花四溅。而在微信群聊中，观察群友的发言、讨论甚至辩论，以此为鉴，反思自身，也会有受益。每个个体的认知框架在他的言论中表现出来，可能筑起樊篱，也可能突破边界。通过观察与反思，慢慢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性思维。

三

观己：开放与辨析

    今天主持人在她精彩的开场白中提到哥敏的“打开窗户”，让我想到当年邓公那句“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也会飞进来”。我想只有新鲜空气和苍蝇都进来，才能知道什么应该吸收，什么应该摒弃。如果连苍蝇都没见过，怎么知道它是坏的呢？回到我们所学的知识，不管是主流还是“杂书”，我们只有读得够多，才有能力去分辨好坏。

作者张鸣老师用了《辛亥：摇晃的中国》来命名，通过各种人物的故事细节地描述了这场变革。内容非常精彩，如此细节那是比宏观的描述更让人动容的。毕竟高手就是拼的细节！

作者张鸣老师，认为辛亥革命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结束了2000多年的帝制，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共和制度，自由、民主和文明，但是小儿脾胃弱再好的食物消化不了，就成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书中原文：“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这有一种优生看着差生学不好的着急与无力感，但同时书中原文：“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可见，差生的快乐和松弛其实也不失优雅。

这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其实是必然的，面包不是一下就成面包的，是在加入酵母那一刻就开始慢慢发酵的，人生的态度应该是允许一切发生，而发生的一切又都是最好的安排。

广义来说，革命无处不在。每个人在革命中，都有自己的定位。放眼到现今中国，基建时代基本已经过去，多少人在这辉煌的20年（2004-2024）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当然也有那么多人还来不及或者握不住这20年带来的时代红利，但我们已经又迎来了新的20年，这何尝不是一场新的革命呢？未来的20年必定是拼精神财富的20年，守住自己的初心，在自己的领域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一个自己最自洽的方式，让革命，自由发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