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0日下午,复旦海南校友读书会在海南成美医院举办。这是读书会第一次走进医院,也是第一次创新性地两书共读。本月阅读的两本书保罗·卡拉尼什的《当呼吸化为空气》和朱锐的《哲学家的最后一课》都与生死相关,在医院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复旦海南校友、书友和医生朋友们开启了一场关乎生死意义的人生大讨论。

参加本次读书会的校友(按接龙顺序):赵颖、孙瑜、何俊、叶向元、韩明、任春亚、朱明霞、周芊妤、王红兵、云晴、杨双星、黄书益、黄晓曦、唐嘉仪、林怀宇、章一鸣、廖晖、潘婕、蒙桂玉、黄家寅、刘建刚、陈雅欣、陈晓燕、段曹林、陈阳君、戴文鑫、颜蕾、董春、李婧、杨臻、舒恋、陈鹏。
主持人:赵颖
主分享:孙瑜 何俊



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第十季第九场(总第114期)!
我们这次分享的两本书分别是由宋冬雷校友推荐的《当呼吸化为空气》和由我推荐的《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前者从个体的角度告诉我们该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后者从哲学的高度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活在什么样的观念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活在什么样的现实里。真正值得我们珍爱的是哪样一种生命?是“死之畏”在背后驱赶的苦役还是“生之欲”在前方引领的历险?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主分享,请他们从各自的视角为我们分享他们的感悟。

书友们今天相聚于此,共同探讨一个所有人终将面对,却又避而不谈的命题——死亡。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死亡?当生命的终点清晰可见,我们又将如何度过余下的时光?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深刻认识生命有限并且拥有健康时,如何过好当下?
大家可以通过这两本用生命写就的书,来寻找答案。一本是医生保罗·卡拉尼什的《当呼吸化为空气》,他用感性的叙事为镜,映照自己和自己患者的生命,讲述了在生死之间为存在寻找意义的真实故事。一本是哲学家朱锐的《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他用理性的思辨为刀,解剖死亡,试图为我们绘制一幅清醒的生命地图。
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哲学家,走上了同一条路——用自己即将消逝的生命,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上最后一课。我分四个部分谈谈我的阅读体会:两个人、两本书、一种精神、最好的告别,请大家指教。
朱锐和保罗,他们都是天之骄子,都在各自的领域攀登到了令人艳羡的高度,却都在盛年被诊断出晚期癌症。他们将命运的悲剧,活成了一场哲学的实践和一场医学的献礼。
朱锐,是思想的攀登者。作为哲学家,他的武器是理性。他的成就,不在于留下了多少不朽的著作,而在于他践行了哲学最古老的使命——“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在生命的终点,他没有选择哀叹,而是选择思考。他将自己作为思想的实验品,冷静地观察恐惧如何侵蚀自己,分析身体与自我的关系,思考时间对于生命的意义。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勇气——在雅典法庭上,苏格拉底选择赴死,用最后的时刻与学生探讨灵魂不朽,然后从容饮下毒酒,朱锐的最后一课,是现代版的“苏格拉底之死”,他用自己的消亡,完成了对生命最深刻的论证。从“教授哲学的教授”升华为“实践哲学的智者”,他的智慧,体现在一种极致的清醒,一种将个人悲剧转化为公共思考的非凡能力。
保罗,是生命的践行者。作为神经外科医生,他的武器是双手与仁心。他的成就,不仅在于他拯救了多少生命,更在于他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他的勇气,不是无畏,而是明知道最终的结局,依然选择“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他没有故作勇敢,不抱虚妄的希望。在确诊后,他可以选择休息,但他选择回到手术台;在生命最后阶段,他选择与妻子生下女儿,选择写下这本书。这是他最深刻的道德选择:将生命的延续,从生物学层面,拓展到了情感与精神的层面。他的责任,是对病人的责任,对家人的责任,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责任——他必须弄明白“是什么让人类的生命值得一活”,并用尽最后一口气去回答它。
如果说朱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死亡的望远镜,让我们能看清远方的风景;那么保罗则为我们提供了体验生命的显微镜,让我们看清了生命纹理中的具体与真实。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抵达了同样的高度——人的尊严。
两本书串读,如同哲学与医学的一次对话,可以体会一次理性与情感的二重奏。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是思维的体操。朱锐教授试图帮我们破除对死亡的魔障,他给我们概念的工具和思维方法,观点极其精彩:
恐惧之辩:他指出,对“死亡”恐惧源于对未知和失控的想象,如何区分“死”和“死亡”。
生命图景:他提出,生命的意义就像一幅画,它的美在于整体构图,而非无限延长画布。死亡为生命设定了边框,恰恰赋予了整幅画以形式和意义。
三种时间:日历时间,客观、均匀的物理时间(钟表);事件时间,以重要生命事件为节点的有意义的时间(“我的大学时代”);身体时间,身体内在感知的时间(童年慢,老年快)。不要被冰冷的“日历时间”奴役,要去创造丰富的“事件时间”,活出生命的密度。
关于身体:引用佛学里的法身、报身、肉身,以月亮月光投影作比喻。
大小之辩:旅行者1号从64亿公里外拍下地球,只是一个0.12像素的“暗淡蓝点”。“小”:这个视角下,一切人类纷争与成就都显得渺小,教我们学会谦卑,放下我执;“大”:“暗淡蓝点”却是我们所知唯一承载生命的世界,教我们对这颗星球和所有生命生出无限的关怀与责任。这种视角切换,让我们能同时拥抱生命的渺小与伟大,获得一种既超脱又深情的智慧。
《当呼吸化为空气》是心灵的共鸣。保罗医生则把哲学拉回了人间烟火,给我们以行动的借鉴,他的实践震撼人心:
医生的使命:他用生命重新定义了医生的天职——“医生的使命不是阻止死亡的来临,而是在生死之间为生命和心灵寻找通路。”当治愈无望,照护应取代治疗,成为医学的中心。这与另一本书谢普·纽兰德在《我们如何死去》中的批判完全一致:医学英雄主义的过度治疗,常常牺牲了生命的质量。
具体的生命:他深刻地指出:“病人的生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具体到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与家人的拥抱。”这句话是对现代医学将人“病例化”的最有力反驳。他提醒我们,生命的价值在于这些具体的、情感的瞬间,而非化验单上抽象的数据。
关系的意义:在生命最后,他选择要一个孩子。这个决定是充满哲思的:他将自己对生命的热爱,通过爱和血脉的形式传递下去,这是一种超越生物性死亡的价值不朽。
两本书,一者授我们以“渔”(思考的方法),一者授我们以“鱼”(生命的体验),合在一起,便是一顿滋养我们灵魂的盛宴。
从朱锐、保罗身上,我们会发现一种共通的、闪耀的精神内核,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乐观,而是一种深刻的“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勇气,它包含三个层次:
他们拒绝欺骗自己,也拒绝被欺骗。《相约星期二》的作者莫里教授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朱锐用哲学分析死亡,保罗用医学记录死亡,都是为了剥开恐惧的外衣,直视死亡的真相。这种清醒,是构建有意义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生命的觉醒来自于对死亡必然性的接纳。
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在集中营中发现:“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朱锐选择思考,保罗选择书写和创造新生命。绝症剥夺了他们健康的身体,却无法剥夺他们如何诠释自身遭遇的自由,他们选择了将个人不幸转化为公共财富。
在生命的终点,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归到“爱”与“关系”。莫里教授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保罗在书中无数次感谢他的妻子、女儿和家人,朱锐教授保持着上课和对话,家庭交流的习惯。现代死亡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性孤寂,而朱锐和保罗,用他们最后的生命能量,奋力打破这种孤寂,紧紧地拥抱他所爱之人,并最终与读者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结。
这种精神,就是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方法:保持清醒,自由选择,全心去爱。
前面三部分围绕朱锐和保罗,讨论的是他们个人的勇气、智慧和品质,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依然看到了他们最后的尊严。作为芸芸众生的普通人,我们也终将迎来自己告别世界的一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如何让普通人也能拥有“最好的告别”。一个人能否“死得有尊严”,我想不仅取决于他自己,更取决于他所在的医院、家庭和整个社会体系,个体的力量需要系统的支持。我从三点谈谈我的思考:
死亡教育:我们需要像朱锐、保罗一样,主动思考死亡,阅读相关书籍,参加读书会(就像我们现在做的),打破死亡禁忌。这是对自己负责的第一步。
预立预嘱:在健康时,就和家人坦诚沟通自己在生命末期的医疗意愿:要不要插管?要不要进ICU?希望如何被对待?通过法律文件(如“生前预嘱”“预立医疗代理人”)确保自己的意愿被尊重。这是对自己生命主权的最终捍卫。
著名作家巴金去世前在医院躺了6年,甚至被切开气管,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巨大的痛苦让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折磨。这种延长寿命与争取死亡权利之间产生的矛盾,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引发过哲学、法学、医学领域的大讨论,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2017年3月12日,著名作家琼瑶老师在Facebook上公布了她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写给长子陈中维和儿媳何秀琼的,就是一个著名的“生前预嘱”,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核心的意思是:放弃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过度治疗,主动选择自然死亡。
相比于家人的意见不一,或者因为亲情不舍割离,生前预嘱就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但生前预嘱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
医学模式的转变:医院需要超越“战胜死神”的隐喻,不再将死亡视为失败。既考虑避免治疗不足,没能及时有效地干预死亡过程中躯体的疼痛和各种不适;也要避免过度治疗,用各种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让死亡的过程技术化,虽然延长了生命,但是同时也延长了痛苦。医生需要从与死神搏斗的“战士”,转变为呵护生命的“园丁”。当无法治愈病人时,目标是减轻病人痛苦、维持其功能、带来心灵慰藉。
推行安宁疗护(缓和医疗):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最佳实践。它不加速死亡,也不拖延死亡,既不让晚期病人等死,也不给他们虚假的希望,在最小伤害、最大尊重原则上,提供全方位的“身、心、灵”照护,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让患者在家或像家的环境中,平静、舒适、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这是医学所能展现的最深沉的温情。
文化的重构:社会需要拓展丰富和升级人生的告别仪式,不只是追悼会,而是包括如何陪伴临终者、如何允许并接纳丧亲者的漫长悲伤过程。社会应该提供一个空间,让悲伤得以流淌,而不是简单要求人们“尽快走出来”。
社区的力量:校友会、社区、社团可以成为重要的支持网络。一句“我在这里”,一次安静的陪伴,一顿送上门的热饭,都比“节哀顺变”更具体更有力量。我们要共同构建一个能说“死亡”,能谈“悲伤”的支持性社区。
总而言之,个人的觉悟、医学的慈悲、社会的包容,三者合一,才能编织一张温柔的网,接住每一个坠落的身影,让他们在生命的终点,不是冰冷地“消逝”,而是温暖地“谢幕”。
今天我们谈论死亡,但最终,我们谈论的是生命。
朱锐和保罗,他们用生命最后的光,给后人照路。表达了,生命不在于你呼吸了多少次,而在于有多少次呼吸让你自己、身边人无法忘怀。人生一世,也像一块石子投进生命池塘,涟漪一圈圈荡开,在有意无意之间影响着周围的人,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很多年甚至很多代,还会通过其他人再传递给更多的人。
作家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 是一个终将到来的节日。”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越不能充分体验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通过阅读这两本书,也许能给每个读者充当一记有效的“唤醒铃”,提醒大家,时刻感知生命的“有效期”,激发对生命的热爱与紧迫感,更倾向于立刻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比如陪伴家人、追求梦想、表达爱意。最后,我想以诗人海桑的《世界巨大》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世界巨大,
我以渺小来爱她。
时间悠长,
我以短暂来爱她。
我急切、滚烫,
配得上慢慢活着,也配得上突然死亡。
今天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代替因临时开会无法到场的夏鹰老师,参与这场读书分享会。
这是第二次接触保罗·卡拉尼什的《当呼吸化为空气》,第一次是在上海冬雷脑科集团学习时宋冬雷老师的推荐。但那时的我并未认真去读,而今天有此契机再次拜读,让我有了更深刻的感悟。这源于我与保罗相同的神经外科医生职业身份,能更真切地理解书中关于疾病、手术与生死的细节;另一方面,我也到了与保罗去世时相同的年龄(36岁),让我对他书中所展现的生命焦虑、对死亡的恐惧与最终的坦然,有了更强的代入感。
两本书给我的整体感受,就如同精神与肉体,从不同维度诠释了生死,却又共同构成了对生命本质的完整思考。
朱锐教授的著作,更偏向于“精神”层面的剖析。作者以哲学家的视角,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采用旁观者叙述的方式,通过讲述他人的故事,引出对生命的认知与对生死的思考,将生死议题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在这本书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理性的审视,作者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解读生命的价值、死亡的意义,让我们跳出个体的局限,以更超脱的视角看待生死,理解精神力量在面对生死时所扮演的角色。这种思考充满了思辨色彩,像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审视生死的“思想框架”,引导我们从精神层面接纳生死的必然性。
而保罗·卡拉尼什的《当呼吸化为空气》,则更像是我们可以触摸到的“肉体”,充满了烟火气与真实感,紧密贴近日常生活。书中没有宏大的哲学理论,只有保罗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患者的真实感受——他确诊肺癌后的震惊、看到肺癌脑转移CT片时的恐惧、面对治疗时的挣扎,以及在生命末期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保罗比普通人更清楚疾病的走向、更了解死亡的残酷,可当死亡真正降临到自己身上时,他的反应依然是最朴素的本能——书中最让我触动的一个细节,便是他看到满是转移病灶的CT片时,说出的那句“我不想死”。直白地道出只有普通人面对死亡时最真实的心态,对生命的眷恋与对死亡的畏惧,我瞬间产生了共鸣,也意识到,无论背景如何,在死亡面前,我们首先都是渴望活下去的普通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似乎总习惯性地将死亡定义为“生命终点才会发生的事”,认为只有当我们达到一定年龄——比如超过平均寿命,走到人生的“马拉松终点”时,才需要面对死亡。但现实中死亡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生命末期的“固定事件”,而是可能在人生任何阶段突然降临的“无常”,它不受年龄、身份、境遇的限制,随时可能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
这种对死亡的“无常感”,还通过地域性的风俗习惯体现出来,其背后,其实隐藏着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而在日常与患者家属沟通时,夏老师也会特意交代我们,尽量刻意回避“死亡”这个词。很多患者在手术前的谈话中,也非常忌讳听到与死亡相关的内容,仿佛只要不提及,死亡就不会降临。
可越是回避,我们就越缺乏对死亡的思考。如果我们始终无法正视死亡的可能性,那么当它真正到来时,我们只会陷入更大的恐慌与遗憾。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最后一个月,甚至最后一天,我们会如何度过这段时光?是会抓紧时间完成未竟的心愿,还是会与家人好好告别,或是静下心来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些问题,我们或许从未认真思考过,可正是这些思考,能让我们在无常的生命中,多一份从容,少一份遗憾。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每天都在与疾病、死亡打交道,见证过太多生离死别。而保罗的经历、我身边亲友的故事,以及日常工作中的案例,让我从“拯救患者的医生”与“理解患者的旁观者”双重身份出发,对生死有了更细腻、更深刻的感悟。
保罗说:“医生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而是在患者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帮他们拾起那些碎片,直到他们重新站起来,看懂自己的人生。”他这句话精准地戳中了我内心深处对职业的思考——长久以来,我们似乎都将“治愈疾病、延长生命”视为医生的核心职责,可我渐渐发现,有些疾病医学无法战胜,有些死亡无法避免,此时医生能做的,或许不是强行与死神“对抗”,而是帮助患者和家属接纳现实,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这是我对“医生的职责”的全新认知。
神经外科面对的突发死亡案例,比其他科室要多得多,那种“前一秒还充满生机,后一秒便阴阳两隔”的场景,让我深刻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而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两例特殊的动脉瘤患者,术前意识清醒且特别紧张,我安慰他们“像睡一觉一样”,却没想到,他们最终都没能走下手术台。
从那以后,再遇到术前紧张的患者,我再也不会说“睡一觉就好”这样的话,只会真诚地告诉他们:“紧张是正常的,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或许会让患者更焦虑,但比起用“善意的谎言”掩盖风险,让患者和家属对手术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坦诚地告知可能的风险,帮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才是对他们更负责任的做法。医生的职责,从来不是承诺“一定会治愈”,而是在患者和家属面对生命困境时,成为他们的“支撑”,帮他们梳理混乱的情绪,拾起破碎的生活,让他们在面对死亡时,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遗憾。
保罗在书中展现的心理变化,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人面对死亡时的完整心路历程——从最初的恐惧、抗拒,到中期的挣扎、思考,再到最后的坦然、接纳。这种变化没有丝毫“英雄主义”色彩,却充满了人性的力量,尤其是他在生命末期说出的那句“我准备好了”,让我深受震撼。
保罗确诊肺癌后,做了两件看似矛盾的事:一件是重新回到手术室,一台接一台地完成神经外科手术;另一件是在闲下来的时候,直面自己的病情,陷入对死亡的思考。作为一名同样从事手术工作的医生,我非常理解他回到手术室的选择——当医生站在手术台旁时,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高度集中在手术操作上,大脑会自动屏蔽其他杂念,无论是对疾病的恐惧,还是对死亡的焦虑,都会在这种高度专注中暂时消失。对保罗来说,手术台或许不是“追求生命精彩”的场所,而是一个能让他暂时“逃离”死亡阴影的“精神避难所”,让他能在熟悉的工作中,找回作为医生的价值感,暂时忘记自己“患者”的身份。
可当手术结束,闲下来的时候,死亡的焦虑又会重新袭来,就像他最初看到CT片时那样,本能地说出“我不想死”。这种“工作时专注,独处时恐惧”的状态,其实是很多绝症患者的真实写照——我们都在试图用忙碌掩盖恐惧,却又在独处时不得不面对内心的脆弱。
而最让我敬佩的,是保罗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转变。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甚至无法完成自己的著作,后续内容是妻子帮助整理的。当他最后一次被推进抢救室时,他对妻子说:“我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用吗啡了,让我舒服地、自然地走,不用给我上无创通气,让我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刻就好。”这句话里没有丝毫的恐惧与不甘,只有对死亡的接纳与对生命的释然。
我曾无数次设想,如果处在保罗的位置,我说不出那句“我准备好了”。保罗的坦然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需要强大的内心力量,也需要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认知,而这正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
我伯伯的经历,让我对“生命终末期的选择”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他的情况与保罗的病情非常相似——肺癌脑转移。当时,伯伯因为头痛难忍、走路不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我带他去做了CT检查。在等待CT结果的过程中,我也有过侥幸,但扫描到脑转移瘤的典型表现时,我的侥幸心理瞬间被打破——伯伯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在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医疗认知里,肺癌脑转移就意味着癌症晚期,患者的生存期通常只有半年左右。因为家庭条件有限,伯伯最终选择放弃治疗,回到了家里。癌症晚期的疼痛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所以我通过各种渠道,给伯伯找到了很多杜冷丁(也就是吗啡类药物),希望能减轻他的痛苦。而事实也证明,这些药物起到了关键作用——只要按时使用吗啡,伯伯就能保持相对舒适的状态,可一旦停药,剧烈的疼痛就会让他难以忍受,甚至失去理智。
这件事让我深刻意识到,在生命的终末期,“延长生命”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减少痛苦、让患者舒适地离开”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在国外,很多医生会在患者生命的最后阶段,使用吗啡帮助患者缓解疼痛,让他们能在平静中离世;可在国内,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对吗啡“成瘾性”的担忧,很少有医生会主动建议在生命终末期使用吗啡,甚至很多患者家属也会抗拒这种做法,担心“用了吗啡会加速死亡”。可实际上,在生命终末期,吗啡的主要作用是缓解疼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让他们能有尊严地离开,而不是“加速死亡”。我伯伯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生存时间”,更要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帮助患者减少痛苦,才是对他们最温暖的关怀。
在此次读书分享会上,孙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时间的规划”。孙老师说,我们很多人都会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时间线”规划人生:25岁大学毕业,30岁结婚生子,35岁事业有成,40岁达到人生巅峰。这种“标准人生”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尺,可在我看来,这种标尺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让我们在追求“标准”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我们习惯了将“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将“社会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可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节奏都是不同的,有人早早就找到了人生方向,有人却需要在探索中慢慢前行;有人渴望家庭的温暖,有人更看重个人的成长——这些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只要是对人生的合理选择,都值得被尊重。我们活着,不该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开心、活得有意义。
当然,在我看来,人生中也有一些“必须完成的责任”,比如“把生自己的人送走,把自己生的人养大”。这两件事,是我们作为子女、作为父母的基本责任,也是很多人对“人生圆满”的定义。当我们完成了这两件事,或许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死亡,因为我们已经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没有留下太多遗憾。而除此之外的事情,比如事业上的成就、财富的积累,虽然重要,却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
孙老师还提到了“人生两福”——活得长、活得精彩,死得快。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活得长”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享受生活;“活得精彩”是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能留下有价值的痕迹;而“死得快”,则是对生命终末期的期待——我们希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要遭受太多痛苦,能快速、平静地离开,这是对自己的善待,也是对家人的解脱。
保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用行动诠释了“活得精彩”的含义。当时他已经虚弱到握不住笔,却依然坚持给女儿写信,在信中他写道:“我无法陪你长大,但希望你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你是否真诚地爱过,认真地活过。”这句话,不仅是保罗对女儿的叮嘱,更是他对自己生命的总结。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充满了意义——作为医生,他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作为丈夫和父亲,他用最后的力量传递对家人的爱;作为作家,他用文字留下了对生命的思考。他没有因为生命的短暂而遗憾,因为他真正“认真地活过”。
生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它严肃却不应该被恐惧笼罩。我深刻理解到:生命的长度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在何时画上句号;但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我们可以选择认真工作,在自己的领域创造价值;可以选择珍惜家人,用陪伴传递温暖;可以选择热爱生活,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美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我们都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多一份对死亡的坦然。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地活、真诚地爱,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读《当呼吸化为空气》一书,让我有了强烈的共鸣,也让我有更多的思考。
保罗开篇就写到他拿着扫描片,看到肺内、颅内、骨头的病变,唯一不同的,以前看的是别人,现在看的是自己。此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年前成美医院成立时,我刚回国半年,忙碌几个月后开始咳血,后给自己下了医嘱,也看到自己的CT,看到肺部60%的病变,还叫我的医生来,一起分析好的良性病变和恶性病变的鉴别。同事、朋友得知我的病情都很震惊,反而我更镇定。之后我请了三个月的假,但休了两个月就来上班了。三个月后我的肝功能转氨酶指标从3000多降到了200多(正常40),身体也缓过来了。
作为一个医生,面临着死亡的时候在想什么?我的热爱是看病。那一刻只想到,我国内国外求学读博,学了那么多还没给患者用上,一定不能离开!就是这份热爱给我勇气和毅力,帮我渡过了生死难关。
而保罗最热爱的是文学和医学。当他面临死亡的最初,有过失望,也作了选择——为所爱的事情奉献,所以他重回手术室,也有了这本书。因为热爱,当他身体虚弱当不了主刀医生时,他也愿意贡献经验当助手,很多医生不一定能放下身段去给别人当配角,所以这是真的热爱。而他用文学的手段记录下死亡过程和他的哲学思考,又有其伟大的魅力。
这本书探讨生死。为理想而死是一种奉献,一种大爱。死是一个动作不是结束,爱会传递下去。如果生命不可挽留,如何让生命有温度?让死亡有温度?这是我对死的理解。所以我觉得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活,活好当下,活出自己,不要活成别人。所以教育孩子好好读书,帮爸爸妈妈实现理想并不可取,应该教育他们活成他们自己,这才重要。
《圣经》有说“要做盐要做光”,这是《圣经》的伟大之处,所以它是一本灵魂之书。为什么要做盐?盐可以消毒、杀菌、洗涤,净化心灵,让人更纯洁、更友善、更有爱心、更纯真。而比做盐更重要的是发光,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活得这么透彻、纯真、有爱心,影响和感染他们,让更多的人用爱心去奉献。未来有太多不可预见性,所以我并不做太长时间的规划,做自己的盐和光,活好当下,才能让未来更好。
作为医生,很多时候给患者的心理建设更重要。回国后看到我们的医疗在不断做加法,今天病人说头疼就给点止疼药,明天又吐了再给点止吐药,最后病人端着的药比饭还多。所以我提出医疗要学会做减法。想想是因为吃了止疼药引起的恶心呕吐吗?要不要把止疼药停掉?是不是给病人一些心理建设,不那么紧张了就不疼了?我觉得对病患付出爱,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正如特鲁多医生格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读完书最深的体会是,两本书的作者都特别幸运,尤其是保罗·卡拉尼什。他的幸运,我认为来自以下几点:
一是童年时期在爱和智慧的堡垒下生长。他出生在一个父母相当有远见、相当包容的印度裔家庭。亚洲的父母对教育极其重视,尤其是他母亲。从纽约大都会搬到教育资源贫乏的沙漠小镇后,他母亲不仅积极推动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更在父亲严格要求和超高期待下,给予孩子温柔的支持,并注重教育的细节(比如开书单)。这种鼓励卓越又有坚强情感支持的家庭环境,培养出他的优秀。这样的父母值得我们学习。
二是幸运的成长和求学经历。他在亚利桑那沙漠自由和野性的环境中,接触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培养了他的韧性、好奇和理性,奠定了医生面对生死的心理基础。他的教育背景(文学和医学)给了他双重视角:既能用莎士比亚似的语言来感受悲欢,又能用神经解剖和分子生物学的语言来理解悲欢的物理基础。而机缘巧合的一次养老院参观,让他做了弃文从医的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职业选择转变,医生这个职业又恰好是他喜欢的工作,把职业变成天职,这是何等幸运。
三是来自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幸运。他的身边始终被理解包围,《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中朱锐也是。保罗的妻子也是医生,他们之间职业上的理解和默契——随时奔赴工作现场——这是非医学专业的人难以理解的。他们爱超越了浪漫,是灵魂的结盟。还有在他生病以后,家人团结起来用实际行动支持他——帮他带小孩、陪伴他等等,还提供了非常多的情感支持。
四是他此生最大也是最残酷的——面对死亡的幸运。“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这句话非常动人也很深刻。他面对死亡的阶段是做了预知和准备的。他罹患的癌症非常痛苦却又无比珍贵,比起突然死亡,患癌给了他时间:去跟自己最爱的人道别,去反思弥补亲密关系,还创造了最后的作品——《当呼吸化为空气》和他的女儿,获得了我们大多数人求而不得的生命总结。
还有一点幸运在于,他很早就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作为医生获得了非常难得的亲身体验死亡的机会,并作为文学爱好者记录自己的思考和体验。他也有幸遇到一个能治疗身体又善于引导灵魂的主治医生。艾玛与他的谈话,引发了他对自己余下人生的思考和改变,找到最后的使命——写作。
把死亡转化成生命最浓烈的表达,以清醒、勇气和智慧回应命运最残酷的打击,保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人生比活得长的很多人更充实、完整、深刻,这是一个真正、彻底活过的幸运儿。
人生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而恐惧,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是这段旅程中最沉重又必须面对的阴影。如何点亮内心的光,撑大自己的能量场,从容穿越这片阴影?
首先,我分享两段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难忘经历。六岁那年,在澡堂的深水中,我经历了一次无知的“濒死”。那一刻,意识飘忽,仿佛沉睡,又仿佛沉入水底。是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唤,将我的灵魂猛地拉回身体。那次关于死亡的体验,至今都无法忘记。
真正的淬炼,发生在前年端午。儿子肠梗阻病危,手术室外的四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等待。当医生术前谈话,说出“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时,身为母亲的我,内心翻江倒海,面对孩子爸爸哭得稀里哗啦,一遍又一遍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却惊人地镇定。当时并非没有恐惧,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力量支撑着我 ——一种必须相信孩子能活下来的信念力。当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我才感觉“灵魂回到了身体”。面对至亲至爱之人的死亡威胁,那种恐惧远超面对自身消亡。
其次,基于多年超心理学与灵修的实践,我想分享如何凝聚内在能量的心法:
第一,每日冥想,放空大脑。冥想无需正襟危坐,不需要仪式感,哪怕只是睡前或醒后在床上躺着的10~15分钟都可以,关闭外界纷扰,允许思绪如云飘过,不控制、不评判。这是将能量交还给潜意识的修复时刻。
第二,善待身体,从早睡开始。夜晚11点,请务必躺下,让身体进入修复节奏。尊重自然的节律,与地球母亲保持同频率,是积蓄能量的根本。
第三,勇敢改变,拥抱未知。从南京到海口,从外贸到法律,再到超心理咨询,我在最近的几年里经历了各种跨界的转变。建议大家不要被困在对未知和失去的恐惧里,主动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生活习惯,敢于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你会收获更绚烂的人生。
读《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以医者与患者的双重视角,细致记录了疾病治疗的过程。这种独特的叙事不禁让我对医疗体系的复杂、生命与病痛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而医疗与生命健康,本就是我长期关注的领域。
两年多前,一位同事曾向我倾诉,长期照料患阿尔兹海默病的父亲让她身心俱疲。那一刻我猛然警醒: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如何健康地活着、有尊严地老去”,早已不是个人选择,而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
从去年开始,我系统学习健康管理,深入了解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筛查与预防方法,也关注过癌症治疗领域中CAR-T疗法这类前沿技术的突破。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有科学的规划与守护,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百岁人生,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保罗一生追问“什么让人生有意义”,从文学、生物到医学,始终未停。
保罗视医患关系为非凡联结,认为医生最高理想不是救生命,而是用言语引导患者与家属理解死亡。一句话可让家属平和接纳,或陷入遗憾。他说: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
在癌症的最后阶段,妻子露西、父母、兄弟与朋友们的陪伴,让他在艰难时刻仍能感受到生命的温度。女儿卡迪的到来,成为他们爱的礼物,也为保罗的余生带来了最纯粹的快乐与希望。
保罗用一生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远方,而在与他人的真诚联结、对爱的珍视,以及用善意温暖世界的瞬间。
合掌放下,生死一念,将呼吸压缩成厚厚的慈悲!
读了《当呼吸化为空气》有两点体会:
一、这是一本代入感很强的好书。这个医生在面对他的病人,他本身也是个病人。他在讲述人类很终极的问题,生和死。所以当你走进去这本书,看着医生如何面对别人的生死和自己的生死,这种纪实性的画面一帧一帧铺满眼前时,确实有一种血肉横飞的感觉。同时,作为一名律师,我看到了保罗作为一个医生的专业性。我们知道在西方,最早的职业分工就是法学和医学,这两个专业所面对的是生和死、自由和财富这类人生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等重要。所以这是两个最需要专业性的职业。保罗对一个疑难病患详细解释后,病人才决定做手术,如果没有充分的解释,病人可能无法下决心动手术,进而影响他今后的生活质量。从这里我看到专业性不只是专业本身,还包括如何去专业的面对病人和当事人。
二、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不同的年龄段认知不同。30、40岁的时候,心态是一道射光,这道光是对外的,射的越远越亮越好;但是到了50岁,特别是前两年经历了病痛,也面临过生与死的恐惧,感受又不一样了。回望自己的过往,感受最深的或者最有歉意的,其实是自己、家人和朋友。所以50岁以后,最应该的是把那道光收回来,用它去照亮自己、温暖身边的人。
两本书的作者都体现了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勇敢”。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日常俗世而仅仅置身事外的讨论“形而上”的问题,在充满现场感的内心审视中,他们给出了在物质世界、物质利益中如何权衡自身内在的欲望的体验(经营事业、家庭)。他们并不避讳当死神逼近时的脆弱、摇摆和恐惧。借助自己对生命的深刻的体会,他们仍能与死亡相伴而舞,甚至写出激发万千读者反思生命的文字。两位作者观察的视角并非停留在自身个体存亡过程,尤其是作为哲学家的朱锐经常是将整体的观念作为探讨的对象。因为一旦我们观察的对象从“自身个体”变为“自身与大自然直接的关系”、“自身与大自然的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又能突破一些思维的困局——很多时候认知的差异在于视角的改变。
面对死亡我们真正恐惧的,或许是我们面对进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的感受。从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存”状态(即便是非常不幸福的生活依然有“翻盘”的机会)突然被抛入一个沉寂的休止状态,这种反差是非常大的。因此有一些不一样的看待生命的视角很重要。例如古希腊哲学中的“Memento mori(意为“记住你只是一个凡人”“记住你终有一死”);又例如佛教中的“缘起性空”。
今天的主题是谈对待死亡的态度,因为这个主题比较沉重,鲜少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谈,今天能谈死亡,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作为一个佛法研究者,非常乐意分享佛法是怎么看待生命和死亡的。我主要谈两点:
第一:佛法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无始无终的,就如同川流不息的河流,所谓的死亡,只不过是生命形态的转换,有的只是生命的分段生死,这一期生命的结束意味着下一期生命的诞生。在生命的转换阶段,有一种特殊的临时生命形态,这种临时生命形态叫作中有。依照这种生命观,可以缓解很多死亡焦虑,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死亡的背后是断灭,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产生死亡焦虑。而佛法的这种生命观则揭示了死亡的真相,生命是延续的,不是断灭的。
第二:佛法认为,生命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业力的推动,业力在推动生命运转。业力是过往生命历程留下痕迹的总称,换句话说,也就是过往生命历程堆积能量的总称。这个能量是巨大的,它隐含在每个生命的底层,它形塑了每个生命的性格和思维习惯。在生命的运行过程中,如果碰到了合适的条件,能量就释放,也就形成了每件事的结果,重业形成的是生命的重大事件。依照这种业果理论,当生命的重大事件发生了,我们就应该知道是能量在释放了,所以所持的态度是接受而不是对抗,这种接受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具体到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是积极主动的态度。
稻盛和夫先生曾将他的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将60岁后的二十年定义为“为死亡做准备的时期”。他在65岁时查出胃癌,选择退出公司经营第一线,皈依佛门,再次学习人生的意义,为死亡做准备。这是一种走向内在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灵性准备。
而《当呼吸化为空气》中的保罗医生,则从另一条路径抵达了相似的终点。他通过医学的科学视角和对自身病体的切身感受,从“身体”这一生命的实体出发,为我们指明了另一条路:为死亡做准备,始于真正了解并关爱我们终将逝去的肉身。阅读保罗对那些手术刀下组织的细腻描述,我仿佛被唤醒了一般。加上自己经历过大腿股四头肌肌腱全部断裂到治愈的整个过程,我突然意识到,过去几年里,我的潜意识早已在悄然改变(喜欢养生知识,更关注自己身体心理的感受,改变作息时间)……
《哲学教授的最后一课》则为我们提供了第三条路径:纯粹理性的思辨。这位哲学家没有选择宗教的慰藉,也并非从身体的衰亡入手,而是运用他一生所钻研的哲学工具——逻辑、质疑、辩论——去冷静地剖析“死亡”这个概念本身。他试图用理性来理解非理性,用思想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他的最后一课,或许就是在践行苏格拉底所言“哲学的意义就是练习死亡”——这里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消亡,而是对终极问题的思考练习,是灵魂从世俗偏见中的一次次解脱。
起初,我以为这三条路径迥然不同:哲学家的理性思辨看似冷峻,医生的身体感知充满痛楚,企业家的宗教修行略显出世。但直到合上书页我才恍然,它们在最高处汇合了。保罗在爱惜身体的过程中找到了平静,哲学家在穷尽思辨中获得了坦然,稻盛和夫在修行中寻得了准备。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回避死亡这一终极命题,而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去面对它、剖析它,并最终通过这种认识和准备,反过来定义了如何更好地活着。
这艘载我们渡向终点的身体之舟,唯有细心呵护与深刻理解,它才能平稳地载着我们,驶过充满意义的生命之海,直至彼岸。
近日,一位相交三十载的挚友骤然离世,让我深受触动。人生无常,世事难料,谁也无法预知明天。这场告别促使我重新思考两个根本性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
对我影响至深的导师之一,稻盛和夫先生,以其“人生之师,经营之圣”的智慧,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他本计划60岁退休以“准备死亡”,却在65岁罹患癌症后出家。他的经历揭示出,人生的轨迹并非全然随波逐流,而是由“命中注定”与“因果”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观察与体悟,我尝试总结了几点人生规律:
其一,世事无常,需坦然接纳变化。
其二,人生苦短,不过三万余日,当知珍惜。
其三,人生是一个过程,重在体验而非占有,理解“空”的境界有助于我们超然物外。
其四,“二八现象”普遍存在,成功者总是少数。其根源在于,多数人决策时习惯于权衡“利弊得失”,而真正的成功者,如王阳明所倡导的,是依“良知”判断“对错”。
其五,稻盛和夫提出的人生方程式,将人生结果归纳为思维方式、热情和能力的乘积,为如何经营人生提供了可循的路径。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作为非佛教徒的普通人,在唯物视角下,人生的意义或许可以归结为:为了自己与家人能够幸福地度过一生。这是一个朴实且普世的目标。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给出了极佳的实践指南,我每日以此为课:
1.感恩:清晨起便心怀感恩,感恩天地万物,感恩身边之人,甚至感恩逆境与伤害,它们皆是修行的助缘。
2.利他:心怀感恩,自然生发出利他之心。在决策时,是以“利己”还是“利他”为出发点,是区分“二八现象”中“二”与“八”的关键分水岭。
3.努力:任何成功都非偶然,需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勤奋是通往成功的基石。
4.乐观与谦虚:保持积极心态,同时谦卑自持,这是管理情绪、保持内心平和的重要修行。
5.反省:每日睡前静坐反省,回顾一日言行,确认对错,思考改进。若能每日进步一点点,假以时日,人生与事业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通过践行“六项精进”,不断精进灵魂,我们不仅能为家人创造幸福,也能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活出厚度与光彩,坦然面对终将到来的终点。
朱锐教授是同时具备“精英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哲学家”三种身份属性的人。我认为书的第一章“为什么哲学家不惧怕死亡”是这本书的纲,其他章节都为这个“纲”服务。作为一般读者,社会身份属性的普通人,我是被这个纲所吸引,也期望借助朱锐教授的“最后一课”找到不惧怕死亡的底层逻辑。
朱锐教授的姿态揭示了一个真相:对死亡的无畏,本质是对生命充分活过的确认。朱锐教授接受彻底的消亡。但作为一个对佛教和道教耳濡目染、浸透我日常生活的凡夫俗子,读到这里,出现了面临生死观的困惑——既被朱锐的理性说服,又本能地感受到佛、道提供的“后世希望”更具安抚力。我问自己:在直面死亡时,作为普通人的我究竟该选择清醒的痛苦,还是温柔的幻觉?
我的两层诉求:一是不同生死观的适用性,二是寻求可操作的生命指引。我困惑的是:朱锐教授的哲学观和世俗的宗教——何种智慧能真正滋养凡人?
朱锐的体系像精密手术刀,能切除恐惧的肿瘤,但要求患者具备哲学家的心智强度;佛、道则像缓释药剂,用轮回或成仙的叙事包裹苦涩真相。关键在于:恐惧死亡的本质是恐惧意义消散。朱锐教授用“思想传承”对抗消散,佛、道用“灵魂延续”否定消散——两者的路径不同。
读本书,我希望寻到智慧的更高视角。盼望知识分子精英体谅民众“软弱和无知”,能理解所有生死观都是人在有限生命里寻找无限性的努力。对民众的宣教不在逻辑严谨度,而在能否让“贩夫走卒”获得面对死亡的力量。
或许中国人的实用智慧最终会解决这个难题:精英们可学朱锐“朝闻道夕死可矣”,百姓可信佛、道“善恶有报彼岸花开”,而连接两者的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中道——把对死亡的焦虑,转化为对生命责任的践行。
最后,致敬朱锐教授!朱锐教授的《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作为一部在其生命终章完成的著作,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和公共贡献。是朱锐教授知行合一的终极体现。朱锐教授通过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热爱生命、如何热爱理性、如何保持勇气直至最后。哲学最大的力量,或许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能够点燃思考的烛光,让人有尊严地、清醒地走完最后一程。这不仅是“最后一课”,也是关于“如何生”的最重要的一课。
安宁病房。《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作者朱锐临终前选择的是安宁病房。安宁病房的核心是提供症状缓解、心理支持和社会关怀,讲究以最小痛苦度过生命最后阶段,有质量地活到最后。
临终关怀医院。《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保罗前期积极使用化疗、靶向药等方式治疗,临终前转为居家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医院有独立医疗机构也有居家服务,与安宁病房理念相似,较安宁病房会更加简化干预,只提供必要的舒适护理和疼痛管理。
重症监护病房(ICU)。ICU旨在通过积极治疗挽救生命或延长生命,关注的是术后生存率。ICU一般均涉及手术、插管等有创治疗,往往面临高风险操作,可能会增加患者痛苦。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提到,人的一生会死亡三次:第一次是心跳停止(生物学死亡)、第二次是下葬后(社会学死亡)、第三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彻底死去)。就此延伸考虑,我们应该关注生命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长度是时间维度,核心是活得久。黄渤主演的电影《杀生》讲了一个长寿村的故事,有兴趣的可以观看,这里不展开。
宽度是空间维度,核心是要跨界。比如说掌握跨行业的知识,领略跨地区乃至跨国的风景,见识不同的人和事。
高度是成就维度,核心是追求卓越。有了长度和宽度,终究也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不同行业谋生和成就事业,在学术、技术、财富等方面总归要努力成为该行业前10%、1%乃至1‰的人。
朱锐老师的《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与保罗·卡拉尼什的《当呼吸化为空气》,虽题材各异,却在灵魂深处共鸣:当生命行至终点,两位作者所想的仍是燃烧自我、照亮他人,这种“向死而生”的力量,读来令人精神一振。
朱锐老师在临终前十日写就此书,真正体现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关心的并非如何潇洒离去,而是如何为世界留下更多有益的东西。这一点与稻盛和夫在《活法》中所言不谋而合:“当死亡来临,财富、名誉、地位皆随之湮灭,唯有灵魂能够继续前行。”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正是这样一个更高尚、更洁净的灵魂吗?通过“利他”来实现自我超越,克制私欲、成就他人,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我想,这正是朱锐老师给予我们的第一个答案。
作者提出“生他者之死,死他者之生”,这句话深邃而通透。其含义是:一些生命的逝去,恰是为了让其他生命更好地存在;而某些死亡,又为新生命的萌发提供了可能。正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哺,是万物循环的法则。
“消亡”与“新生”并非对立,而是彼此成就、相互延续,共同编织出生命系统绵延不绝的图景。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更能体会作者既热爱生命、又坦然面对死亡的豁达态度。
维特根斯坦曾说:“要克服的,不是智性上的困难,而是意志上的困难。”我们常常陷于“知易行难”的困局——明白运动的重要,却难以起身;知道时间珍贵,却仍在拖延。
生命短暂,于宇宙而言,我们渺小如尘。读完这本书,我最深的感触是:应当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活,战胜内心的怯懦、惰性与犹豫,让坚定的意志引导行动,将“知道”转化为“做到”,在持续5%的改变中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急不躁,保持善良、勇敢与坚韧,走出小我,关怀他人,贡献社会。
唯有如此,当死亡真正来临的那一刻,我们才能坦然说出:“我来人间这一趟,值了。”
读着这两本书,心里翻涌的,是书页文字与过往人生交织的重量——我们总说人生是一场旅途,可走得越远越明白,这场旅途最绕不开的,其实是遇见时的满心欢喜,和离别后的漫长回望。
读《当呼吸化为空气》时,保罗在生命尽头对“如何活着”的追问,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小时候,每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给我包好蛋黄肉粽,放到大锅里,在瓦房外面的土路面上,搭建好柴火灶台,我帮忙看着柴火,粽子在锅里翻滚着。外婆逝世时,第一次直面至亲之人故去的我以为,告别只是葬礼上最后一声“再见”,是那一把撒在坟包上的黄土。可后来有一次端午节的时候,路过老街,看见老街里也有人家在家门口支起了大锅灶在煮粽子,我就突然红了眼眶。这个时候,我才懂,真正的告别从不是一瞬间的事。保罗在病床上反复修改手稿,试图为生命找一个答案,我们对亲人的告别,也藏在无数个“突然想起”的时刻里,在时光里慢慢铺展,漫长到需要用余生去慢慢消化。
如果说《当呼吸化为空气》让我看见离别里“生命的重量”,那《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朱锐教授在书中让我读懂——死亡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
四月的琼海,我送别了一位高中同学,送行的队伍很短,仿佛同学短暂却真实的一生。在这场简单的送别中,我看到了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不需要喧哗,不需要繁复,只要最真实的在场与告别。正如朱锐教授所言,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送行队伍的长短,而在于活着时的真实与坦诚。
我谈两点感受。
一是关于今天的分享会,够得上“叹为观止”。起初我有点担心,为什么?因为孙瑜师兄,一上来就呈现了简直完美的主分享,像唱歌,调子起那么高,别人跟得上吗?没想到,从第二位主分享开始,画风一变,转向了医学从业者的角度,侧重点也转到《当呼吸化为空气》,从深刻的哲理思辨到贴近的人文关怀,不同的风景,相同的精彩。 二是关于这两本书的对读。对读是读书会有意为之的创新,孙师兄也做了系统的比较。我除了赞同他,还想特别补充两点。
其一,除了话题、主题、故事和思考等共性,似乎存在明显的一个中西差异。面对死亡,朱锐最想做的是留下临终嘱托,把作为一个哲学教授的思考和期许用文字的方式留给自己的学生和年轻人。而保罗是在“我不能前行,但是我仍将前行”这句话的感召和驱动下,尽力用余生去见证死亡,探究生命的意义。
其二,怎么去面对死亡?两本书,一侧重经历,一侧重思考,但都做了回答。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作者在实践和认知中都看重一个要素:爱。真爱长在,何惧死亡?朱锐的“用自己的爱去感染别人”“为社会做贡献”“与人为善”,保罗的“拼尽全力为病人奋战到底”“和不同的人与事物建立联系,赋予自己生命丰富的意义”,以及他们对自然、生命和事业的热爱,他们所汇入的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的“真爱河流”,都是有力的印证和诠释。
关于生死,每个人都有或深或浅的思考、或多或少的感悟,因读书会时间有限,也欢迎大家把想说的话用文稿的方式发给我们。
最后,我想用三个致敬来结束这场读书会:
第一,所有的工作都很伟大,但医生工作诚如保罗所言,还有一份“使命召唤”。所以,首先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第二,今天收到甘伟校友的诗集《黄梅雨季》,看他的诗,唏嘘他的意外离世,感慨人生除了“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叫“有趣”。向所有“自由而无用”的有趣灵魂致敬!
第三,“还有呢?保罗想说的应该不止这些”“哲学家为什么不惧死亡”?今天书友们聚在一起,通过阅读为自己的生命寻找值得一过的理由——“只有不为活而活时,我们才有机会做回生命的主人”。致敬所有在场的书友,致敬每一位努力寻找人生意义的人!

场地宽敞明亮


首次共读两本书


认真写作业记笔记


满满的收获


开怀大笑

董春:回应红兵的困惑,我接受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这种无奈和和无助悲凉,但是我们心中装着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希翼和满足。

老朋友再聚首

来源:公众号 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