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陈祥元走进复旦教育系，他的人生也与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初秋的一个寂静午后，在浦东新区的亲和源老年公寓，他翻着相册，平和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从复旦到东北师大，从高校工作到政府就职，以及退休后重拾起的校友联络。这是一份来自复旦教育系末届校友的记忆底稿。
01 求学：从复旦到东北师大
1932年的中国仍然处于烽火战乱之中，生于这一动荡不安的时代，意味着“不稳定”是陈祥元在进入大学之前读书生活的基调。16岁从上海念完初中毕业后，机缘巧合之下，陈祥元得到家乡浙东中学奖学金的名额，出于当时家境贫寒和弟妹众多的现实考虑，他带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回到宁波就读，为家里省下一笔负担较重的学费。
然而好景不长，在濒临全国解放的边缘之际，初解放后的宁波受到国民党的轰炸，当地的学校暂时停办，陈祥元和弟弟也只能选择寄居在乡下的姑妈家中，但这一状态并非是长久之计，于是，1950年初，陈祥元和弟弟又从宁波回到上海。
回来后的陈祥元面临着窘困的境况：因战争轰炸而中断的学业，高三毕业班不再招生，再加上曾是驾驶员的父亲已经失业……重重困境之下，“继续学习或是找工作，帮助家里挑起一些担子”的想法一直在现在他脑中争扎。”
“那时候我妈妈也讲，那高三也没念，你怎么考大学？这个（考试的）报名费不是白白浪费吗？”但是父亲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去考考看”是他对陈祥元的嘱托，在父亲的默默支持下，陈祥元选择在家继续自学以备考。
1950年，在上海普通高校首次实行的统一招生考试中，陈祥元以同等学历考入复旦大学，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列入复旦教育系的录取名单时，欣喜之情实是终生难忘。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复旦大学”的名称前面还有“国立”二字，而那时，恢复国民经济是最迫切任务，急需各项建设人才，如陈祥元这样一些二十岁不到的莘莘学子，怀着对祖国建设的无限热情，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生。
复旦大学教育系成立于1929年，是在1920年全校开设教育学等课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当时复旦文理商法四大学院中文学院的一个重要学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陈祥元进入复旦之时，教育系正处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师资汇聚于此：著名心理学家肖孝嵘、谢循初、胡寄南、张耀翔教授、教育学家曹孚教授，时称教育系的“五虎将”。他们学贯中西，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在校教学期间则重视基础教育，为学生们开设了各类优质的基础和专业课程。
除了扎实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之外，教育系的老师们同样心系于学生平日里的成长发展。陈祥元还记得，入学第一天，时任教育系主任的肖孝嵘和每一个新生逐个谈话，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入学后的打算，并且向学生介绍院系的课程设置，以及推荐外语语种。
“那时候教授很多，青年教师反而较少，所以很多的课程都是教授亲自上的。”在复旦就读期间，自由的学术思想和氛围让陈祥元得以接触到众多大师课堂，比如由王中先生在登辉堂（现为相辉堂）讲授的社会发展史、陈守实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胡曲园老师的新哲学、黄有恒先生的俄语课等等。这些课程也在此后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陈祥元的发展，以俄语课为例，他回忆道：“虽然后来俄语我们实际用的很少，但是当时还是打了个基础，我后来到北师大参加学马列主义教学讲习班，是苏联专家来讲课的（有翻译），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是有一些内容还是听懂一些，查查字典能加深理解。”
刚入学不久，基于当时抗美援朝的全国形势，教育系里开展了政治教育活动，反对恐美、崇美思想，树立对国家的自信以及振奋士气。受此影响，他所在班级也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有的是到后方的军事干校，还有的则是直接踏上战场。“当时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涨，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在这些活动中得到培养。”
而最让陈祥元印象深刻的经历，则是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镇反工作。他直接参与了对犯人教育审讯、整理材料等活动，那时候正值酷暑，没有任何排气设备，一进入监狱大楼，就会有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涌入鼻腔，不过陈祥元表示，“后来就慢慢习惯了。那个时候上海抓了很多反革命的，像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从苏州监獄转入）也在，监狱的教育管理人员不够，那时候我们也是小年轻，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对我们的教育也是蛮深的。”
除此之外，教育系学生还去往上海纱管厂，与工人直接交流；参加复旦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三周年举办展览会等等活动。回忆起这些经历，陈祥元谈到：“通过这些社会实践和工作锻炼，促进了我政治觉悟的提高，对我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我从高校教师、系主任到副校长的事业发展起点。”
由于全国的教育亊业发展，1951年上海筹建华东师范大学，包括复旦在内6所高校的教育系全体师生均被合并转入华东师大教育系，拉开上海高校院系调整的序幕，从此以后，教育系成为复旦校史上的历史记忆。
“并校的话，大家都很高兴的，院系调整是参照苏联的模式，按专业来搞，我们教育系还是跟师范完全对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点失落感，要离开复旦了，没有像一年级的那个时候选修那么自由了。总的来说，还是以服从安排为主嘛。”
新筹建起来的华东师大教育系，仅我们一个班级就有6个院校的130多位学生，但陈祥元表示，合并之后，无论是开参加建校劳动，还是在课堂学习、课外活动等日常生活，复旦的学生都是其中的积极骨干分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就是系里面第一个入党的，53年的时候”，陈祥元说。
1953年同样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一五计划” 下迎来经济建设高潮。由于当时高校的政治学校教师紧缺，陈祥元那一届的本科学生被提前毕业，而他则和系里面的另外3个同学来到东北师大就读总共17个人的研究班。
这3个同学里面，其中一位就是陈祥元后来的妻子杨雪芳，她和陈祥元一样，同是从复旦教育系来到华东师大，后到东北师大。“我跟我爱人那个时候关系已经比较密切了，一起在研究班学了一年半。”1954年7月，他们俩作为东北师大的中国革命命史第一届研究班学生顺利毕业，两人一同回到上海参加工作。
02工作：从高校到政府
从东北师大研究班毕业之际，同学们在分配工作时都有志于扎根边疆，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时任东北师大校长兼党委书记的成仿吾则告诉学生们要实事求是，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受此影响，陈祥元与杨雪芳回到上海，她回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而陈祥元则来到刚刚成立的、师资缺乏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国革命史教师。
在学校工作期间，尽管受时代政治因素影响，陈祥元曾于1957年下放至农村，又在文革期间调至南京梅山钢铁厂成为机修厂钳工。但是教书育人仍然是他的事业主心骨。前往北师大参加马列主义教研学习班、回校做教职工政治辅导报告、实地考察红色教育基地、参加全国政治课工作会议、开设中共党史进修班等等，都是陈祥元潜心于高校政治教育建设的印证。
此外，陈祥元所在的政教系也较早开设了硕士点，他和政教系的另一位教授共同培养了3位研究生，其中一位学生正是如今复旦历史系的吴景平教授，谈到这里，陈祥元对于学生的发展深感欣慰，他感概道：“他现在已是专家了。”
谈及作为一名教师的心得，陈祥元表示和学生之间的充分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与现在高校的教学氛围相比，他认为虽然现在学校里的软硬件建设都很不错，但是师生关系却并没有过去那么密切，“要了解学生，注重全面发展嘛，那就是不仅是（关心）这个专业上，也要关心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我们那时候师生关系比较紧密的，除了讲课之外，平常接触也很多。像我做老师的时候，有的学生有困难还住到我家里来。”
在高校工作的三十多年来，陈祥元见证了上海师专、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他自身也从学校宣传部副部长、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务。学校行政方面的工作经历也为他此后调职至政府部门而埋下基础。
1987年，这是海峡两岸关系历史发展中不平凡的一年。过往的几年里，在两岸长期隔绝的状态下，党和政府与时俱进地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到“邓六条”，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政策感召下，台湾民众要求打破两岸对峙状态，比如台湾老兵进行游行示威等各种活动强烈要求回乡探亲，迫使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开放探亲。国务院也在1987年10月公布了有关接待探亲的办法。11月2日，首批探亲台胞进入大陆，打破了长达38年咫尺天涯的隔绝状态，开辟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市委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局面，决定加强上海对台工作机构，在此情势下，陈祥元也于1987年8月从上海师大调至上海市台湾事务（市委对台）办公室任副主任。
从教育系统转到政府部门，是两套不一样的工作逻辑，相较而言，涉及两岸关系的工作更加复杂，工作量和难度也有所提升。在原来对台工作基础上，上海市委采取了诸多加强台湾工作的措施：扩大人员编制、成立上海市台胞接待协调小组、加强宣传工作、成立浦江之声广播电台、推动促进两岸“三通”等等，陈祥元也参与其中。
而他更多要负责的，则是众多沪台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多领域间的交流与接待活动。比如和一些赴台交流的团体配合做好行前工作，他亲自到上海昆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京剧团等介绍两岸形势、台湾情况及赴台注意事项；又如对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来沪成员的接待等等。
陈祥元所亲历的两岸关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当属汪辜会晤，1998年10月，从和平饭店会晤达成包括继续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汪会长应邀赴台等四项共识，到兰心戏院的辜老登台演出，也是他参与的重要活动。
1996年6月，陈祥元从市台办退休，但而后因工作需要被延聘三年，直至2000年初才算正式退休，他亲历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十多年历程，对台工作的经历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组成部分。
03退休之后：重拾校友联络
陈祥元对复旦一直保有深情，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复旦的学习期间结识了妻子，并且家中也有很多亲人也相继考入复旦，其中也包括陈祥元的小儿子陈巍。他在父母的影响下，于1980年考取了复旦物理系，后被选拔到美国攻读物理专业研究生，很巧的是，陈巍和妻子的相识也是在复旦，后来二人成婚赴美工作。陈祥元感叹道：“我们一家有十口人先后都受到复旦老师的教诲与复旦精神的薰淘，成为日后健康成长与事业发展的起点，真是终身受益，一生难忘。”
1984年，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作为一种桥梁和纽带，教育系的校友们经此得以重新聚集在一起，此时据当年教育系并入华师大已有32年之久。由于这一院系调整的特殊历史，关于教育系校友的众多原始资料是缺失的，因此在筹建教育工委时经历了一番波折，最后是通过个別串联的方式，一层层逐渐联系到从1938年入学到最后1950年进校最后一届的校友，其中可见诸多不易，这也离不开瞿葆奎、罗经文、姜琦等校友的付出。
校友会也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活动，比如历年的校友会返校活动，几十年来，校友们不顾年老体弱、路途辛劳，尽可能参加返校活动。而就教育工委内部而言，也自行举办了多次活动，比如报告校友工作情况、组织专题报告、为老师庆祝生日、举办迎春聚会活动等等。
退休后的陈祥元开始接任校友会教育系工委工作，而那份记录着教育系校友的名册也由陈祥元管理和收藏。这本深蓝色打底的小册子上用铜金色写着“复旦校友通讯录（教育系）”，翻开内页，里面详细记录着一届届校友的姓名、年龄、住址、入学年份、邮编、电话等等信息。
同样也可以注意到，在一些页面的名字前，有铅笔写下的一个个日期，钝灰色映在暗黄的纸面上，刻出生命的灰度，“好多都已经去世了，其实现在像我这样最后一届的校友都已经快90岁了，年老多病的更是居多；还有这些都很分散的，全国各地及到国外定居的，联系到就很不错了。我们现在也很难开展活动了，因为就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呀，只能是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
不过陈祥元认为，尽管困难重重，校友之间的联络还是一件很必要的事，“在平时当然大家还是很想念，虽然有时候也很感慨，听到的很多都不是好消息，这个走了那个走了，但总是心中总是牵挂老同学的一些情况，了解我们教育系的同学现在如何？”但是听到校友获得成就，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比如比我高三届的于漪老师，在被评为上海首位特级教师后又被国家授予“人民教育家”的荣誉称号,一生甚至一家三代都奉献给敎育事业，我们曾请她校友作过报告，也举办小型聚歺表示庆祝。当她获得党和国家给予奖励和各种称号时我们暗暗在心中欣喜。说着这话时，陈祥元的手还不自觉地摩挲着那本校友名册，名册上的一个个名字、一行行信息都载满了历史的重量，那大概是关于那个曾消失于复旦的教育系的最后一些记忆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