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龙：志广大而行深远，我的求学从教之路

我去年才入职湖南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我教学方面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也非常认真地听我的课；而且很多学生会私底下跟我进行交流，共同探讨。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可谓是我从事教学工作以来最大的收获。至于经验教训，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和作为一名博士生之间，其实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也是人生转型期的一大挑战。比如说像我所在的学校，课时量会比较大，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备课，这样的话就会挤占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保持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平衡，既推进科研又努力上好课。对此，我的想法就是尝试下是否能“以教促研，以研导教”，也就是通过教学方面的工作，例如备课和授课等，去深化自己的想法，带动自己的研究，同时也把我研究的重点和教学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比如，我这学期开设《西方哲学史·下》，授课过程中会随机讲授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我的最新研究，力争深入浅出，既带动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此期间又促使我自己想得更清楚。就我目前的观察看来，这个效果还不错，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而我自己的研究也未止步。期待以后能找到更为妥帖的方法，力争在教学和科研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均衡。

我非常感谢丁老师和佘老师对我在复旦学习成长的重要指导。我本人是从齐齐哈尔大学考进复旦大学，齐大氛围比较自由和包容，我在本科阶段囫囵吞枣地读了一些书。刚开始我的哲学基础可能不是很好，但无论是丁老师还是佘老师，都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们非常认真地去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对此我始终感恩于心。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丁老师，因为丁老师作为我的博导，无论是在我博士学习期间还是在博论写作期间都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和帮助，同时也把我领上了一条适合我秉性又直追深切问题的学术道路。丁老师对我的指导更加偏向于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所以他始终强调我们为学之前一定要立远大的志向，这个对我来说影响是最大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跟丁老师、佘老师那一代人有比较大的差异，因为现代学术工业会强调要做非常精细或者说非常专门式的学问，但是丁老师始终强调我们从事哲学研究还是要有宏大的视野和深厚的哲学史基础，力争既对问题做精细研究，又能在更宽广的视域中回看此问题。所以我往后的研究兴趣也会比较宽泛，并努力在宽泛的兴趣中做好均衡。例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莱布尼茨的知觉本体论，但我却是从物理学切入这个问题，为此我花费了一年时间专门研究自然哲学史或科学思想史。如此，我不仅能够更好地推进博论写作，而且还扩展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同时丁老师在我博论写作期间也非常关心我的写作，他始终鼓励我慢工出细活，如果自己选择要做一个艰难的题目，那么就要非常努力地专注于此，不用太在意一些外在要求。我的学制是三年，但我延毕了两年，期间压力很大，但丁老师始终对我保持最大宽容，也非常关心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正是在丁老师的宽容和鼓励下，我才能在疫情期间尤其是最后冲刺阶段坚定地去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正如我博士论文后记所言，“皓月当空，而夜路不惧矣！”

佘老师是我的硕士导师，在我从本科进入研究生，或者说从学习阶段进入研究阶段给予了我很重要的指导。因为刚进入复旦，对许多课程都充满了兴趣，也试图同时学习德语和法语，有点摸不着头脑，所以佘老师经常跟我说的就是不要做既丢了西瓜又丢了芝麻的猴子。佘老师非常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有规划，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想拿到，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想抓到手上，要学会取舍。我从佘老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做学问一定要有规划，对于自己的学习、研究，乃至于对自己的人生都要有一个规划，在不同的阶段对规划做一些相应的调整，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我个人的话，基本上每学期乃至于每一周都会提前规划教学和研究的安排和进度，并努力完成。

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反复考虑的事情，因为我前面说过丁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做学问要有一个远大的志向，当然这个也是复旦的学术传统对我最大的影响，无论是丁老师还是张汝伦老师，还是很多其他老师都会始终强调做好学问要满足以下三点要求：第一，要熟读哲学史，努力做到贯通理解；第二，要有宽广的视野，多多研习其他学科知识；第三，要对人类的普遍命运始终保有深切关怀，时刻关心现实境况。所以在读硕和读博期间，我都在努力夯实自己的哲学史基础，并且也致力于培养自己的研究兴趣，例如试图研究科学思想史和艺术哲学。

我个人而言，在进入硕士阶段更加偏向于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花了很多精力去阅读康德和黑格尔方面的一些著作，但是因为毕竟佘老师是国内的法国哲学专家，所以我还是选择法国启蒙哲学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虽然法国启蒙哲学可能在整个哲学史里面不是特别受到重视，但是通过我硕士论文的研究，发现我的研究对象狄德罗，他本人是一个莱布尼茨主义者，确切地说是一个非常狂热的莱布尼茨信徒。我就有疑惑，为什么十八世纪有非常多的莱布尼茨拥护者，于是我就回溯到了莱布尼茨，又发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研究点。比如就莱布尼茨而言，他本人既深浸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同时又受到同时期的笛卡尔、霍布斯等机械论者的影响，所以我就凭借研究莱布尼茨，一方面夯实自己的哲学史基础，另一方面也借机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研究兴趣。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既花费了很多功夫研究莱布尼茨，而且也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霍布斯和斯宾诺莎，这为我以后拓展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因为我的博论涉及到一些近代的自然哲学，所以我也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家的思想，这也激起了我对自然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兴趣，因而我近期以中世纪的自然哲学或科学思想史研究为重点。

至于说其他兴趣，比如说艺术哲学，这是我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兴趣，因为我高中有段时间学习过美术，所以对艺术非常感兴趣，也有一个疑惑始终困扰着我，即究竟什么是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为何梵高看似“笨拙”的画作更能直击我的心灵深处。为此，在读博期间听了张汝伦老师的美学课程和沈语冰老师的艺术史课程，又经常去博物馆欣赏艺术作品，在课下也会花大量的精力去阅读一些艺术哲学方面的书籍，或者说也从事一些艺术哲学方面的研究。我的一个看法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者来说，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可能接受的教育是要做专而精的学问，比如博士论文就是非常专精的著作，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研究兴趣还是可以宽泛一点，尽量在硕士阶段就培养出比较广泛的研究兴趣。但这广泛兴趣也不可能是完全发散的，也是需要有一些具体的关联，这当然就智者见智了。例如我的研究对象笛卡尔和狄德罗，他们是公认的对艺术哲学有所推动的哲学家，从而我就将我的纯粹哲学兴趣和艺术哲学兴趣关联起来了。如此，这就有助于我们以后写作博士论文，乃至于以后作为青年教师，这都会助益良多，我觉得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经验教训传授给学弟学妹们！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例如，我有很多体育爱好，我每天都会夜跑，每天都去健身，加强体质锻炼，有时候也会约同学一道爬爬山。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良好的兴趣爱好是必不可少的，这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舒畅的心情。我每天都坚持跑步，在很多人看来，跑步其实是极其乏味的事情。但我通过跑步，一方面是锻炼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体质的话，很难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在跑步的过程中，会复盘今天或者这一段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就或者说我犯了什么错误，我会通过跑步来让自己放松下来，从而来反思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通过运动能够让我们在紧张的学习和研究之外，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进入沉思状态。像我的话，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时间非常紧迫，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安排了相应的写作任务。按理说我不应该浪费时间去运动，而应该心无旁骛地写作。事实上，我那段时间每天都坚持跑步，风雨无阻。跑步过程中，我会思考我明天应该写什么东西，或者我明天应该完成什么样的进度，明天所要写的这部分框架应该如何安排。通过跑步，在极其放松的情况下，我很快就可以想到一些好的想法，在第二天就会很好地帮助我推进写作，甚至我博论的题目也是我夜跑时构想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跑步虽然是一件极其枯燥乏味的运动，但却能够帮助我们很快进入沉思状态，也可以磨练意志和增强耐力。总之，保持一定量的运动确实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剂。

非常感谢国家和复旦能够给予我这些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这些荣誉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对我学术研究的肯定，因为我也经历过一些彷徨，就是自己到底究竟适不适合做学问，尤其是是否具有从事哲学研究的能力。我相信很多学生或者青年学者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总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到底自己是否应该坚持下去做学问，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学问。这些荣誉会进一步地去让我坚定，自己应该有能力勇攀学术高峰，可以进一步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些荣誉毋庸置疑在我的求职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增加了用人单位对我的好感。因此，我非常鼓励学弟学妹们去争取这些奖学金和荣誉，也是为以后的求职做准备。最后，我认为这些荣誉称号也是对我的警示，虽然我取得了这些荣誉，但问题是这些已经是过去时了，不能因此滋生惰性和傲气，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我更加应该在这些荣誉的基础上去挑战自我，把自己的学术进一步往前推，同时也希望能够坚定自己当初从事学术的初心，一方面能够解释自己心中的困惑，同时也能够推进一下我国的学术研究。总之，我认为这些荣誉一方面是对我学术上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警示，不断地去激励自己，去超越自己，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首先非常感谢兴正德·士恒基金会授予我这一荣誉称号。就我个人而言，这个荣誉称号是非常及时的，从学生向教师的身份转型阶段会有很多压力，也有很多彷徨，所以这一荣誉称号本身能够给予我一些奋斗的动力。在此我分享一下李猛老师在兴正德·士恒青年学者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即基金会之所以授予青年学者这一荣誉称号，其实并不是看重项目或者课题，而是青年学者对学术本身的热情和执着以及对时代的关切。在当下，对于青年学者乃至于青年学生来说，这种对从事艰深学问的鼓励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求职和考核都比较看重项目和课题，但是这个导向可能会导致我们有时候仅仅是为了获得项目或者课题而去做研究，这可能就会违背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初心，而且这些研究未必就真的能促进学术。所以兴正德·士恒基金会恰恰是不再单纯地考虑项目或者课题，而更多的是去考察青年学者是否具有广大的志向，无论是对学问，还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是否有宏大的关怀，同时也考察青年学者是否具有从事这份事业的能力。

在此我稍微引用一下自己的获奖感言：学问之途肯定诱惑重重，那么基金会及各位评审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盼，就不啻为惊涛骇浪中的灯塔，为迷路之人指引前进的方向。不惧枯燥的生活，回避灯红酒绿，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往往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于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学问不解或者冷漠，这都是在加重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的负担。比如说，原先在复旦的资料室每天都踏踏实实地读书做学问，我觉得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因为琐事缠身，可能就没有这么快乐了，所以我们学生时代的思想虽然非常稚嫩，但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纯粹的日子。可能有朝一日，慢慢地踏入学术之路后，我可能会劳心于各种零碎琐事，烦心于各种课题和项目，但是每每想起自己所获的这个称号，总能激起我心中的羞耻之心。荣誉和奖励可以催人奋进，但对于我来说却一直是警钟，提醒我回到生命的原点，追问自己为学的初衷。我希望自己能够凭借这个荣誉称号，进一步坚定我选择这条道路的初心，在充满着各种诱惑和荆棘的旅途中，不断地去探寻我自己所要追求的学问，去揭示我自己所要追求的真理。

对于学弟学妹们的话，我想献上五点建议，或者说五点鼓励。

第一点，我给自己设定的座右铭是“其志也，广大而清明；其学也，精微而中庸”，不断地刺激自己，唤起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我个人觉得做学问，首先要先立其志，只有先立一个远大清明的志向才可能做出好的学问。现时代要求我们做精细的专业研究，但在此之前，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的学术兴趣扩大，即要在宽广的视域中去反观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式研究，避免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我有运动方面的爱好，同时我也喜欢烹饪，因为我觉得烹饪也是一个很好地缓解紧张学习生活的方式。现在是一个普遍内卷的时代，我指导的学生们也普遍向我反映压力巨大，我也经常鼓励他们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在学习之余从事一些其他事情，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一则能更好地学习和研究，二则也能丰富枯燥的生活。

第三个建议，可以将读书和写作结合起来。我自己的感受是，单纯读书很容易无的放矢，而且很多想法也是断断续续的，容易浮于表面，所以可以在泛读之余，寻找若干个自己十分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专门精读，做一些学术札记。在此基础上，集中研读一些相应的二手文献，就可以将札记进一步整合成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例如，我在阅读康德的过程中对其道德情感概念十分不解，于是就集中研读，最后写成了《爱与敬——论康德道德情感的内在张力》这篇文章。一方面，“以写促思”，很多问题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得到进一步分析论证；另一方面，求职需要一定的论文发表，可以将这些精心创作的学术论文投稿。

第四点，我认为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多交流。虽然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读书和思考，但我也有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经常与他们饭后散步闲谈，有时也彻夜长谈，无论是最近的研究困惑，还是一些时事，都会交换看法。即使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这些争论并未削弱我们的友谊，相反还会促使我逐渐认识并摒弃了自身的偏见。其次，这也能在非常枯燥的生活之余，排遣心中的忧郁或不畅。尤其到博士阶段，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单调、愈来愈乏味，所以这时有一些能够互相倾听的好友，相信定能裨益无穷。如果与这些好友能够长久保持良好友谊，工作以后彼此之间也能信息互通，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所以也祝愿学弟学妹们在取得优秀学术成就之余，同时也能够结交一些志向相投的好友。

第五个建议，师门之间应该团结友爱。相较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最亲近的同学关系往往来自师门。我非常荣幸，有两个非常温馨和谐的师门，丁门和佘门。在复旦八年的学习和生活中，各位同门的陪伴是必不可少的。或春光明媚之时远足踏青，或年关将近之际切磋厨艺，或繁重学习之余相伴研读，这些都构成了我在复旦八年美好生活的剪影。

来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