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校友举办“我的复旦故事”校友茶话会

许明校友分享了她在校期间的求学趣事和复旦生活的细节。对于复旦人的精神，她说：

“时任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一直教导学生：新闻的生命在真实性；新闻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新闻一定要讲真话。这些教导让我们终生受益。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我和同学们基本做到了‘有不便说的真话，但绝不发明假话’。”

章迪诚校友分享了在复旦期间的学习经历和回到贵州以后的工作经历。他说：

“是复旦大学交给了我一套学习新知识和应对新问题的方法论，使自己在频繁变换工作环境和角色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适应并有所作为。从复旦毕业回到贵州工作的30多年，亲历了贵州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深感贵州有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有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事非经过不知难。今天的年轻人多数不是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怎样的困难条件下一点点展开、一步步推进才走到今天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曾经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自己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告诉给后人。”

刘智校友讲述复旦上海医学院的发展历史。他说：

“我最特别，我是没有复旦两个字的校友。20年前复旦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是两个学校，现在是一个整体。2000年之后，枫林校区发的毕业证是复旦的，1952—1985年早期，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发的毕业证。现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图书馆，可以说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图书馆。”

分享会上，刘智校友通过不同年份的医学博士毕业证书，记录性短片等，表达了对母校的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感慨，以及深深的热爱；更为当时的母校，现今的复旦医学院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做出的贡献，而感到深深自豪。

余建伟校友穿着戏称“平时有点不敢穿”的、印有“7711”的复旦纪念衫走上分享台，回顾走进复旦和走出复旦的故事，他自称是“一棵废柴”。他说：

“我的故事可是有点‘颓废’。”

余建伟校友1974-1976年下乡当过知青，1981年毕业后分到贵州广播事业局政治处，因不甘学无所用，次年去了贵州电视台“学以致用”。后1988年闯海南到《海南日报》办报，1990年回黔后创办《贵州经济报·星期刊》，在当时的“晚报”“星期刊”浪头上弄潮。1998年调到《贵州科技报》，并通过调研思考，“与时俱退”，努力将一张地方性面向农村但读者市场年年溃退的小报改版为一张面向全国的城市科普报纸——《科学快报》，并在报纸出版之前，系统全面周密地做出了几十万字的办报方案。“但天不予人，”余建伟校友说，“历经省科协三任领导，历时12年，《科学快报》还是没有如我所愿出现在市场和读者面前。”2010年最后一天，余建伟校友拼了一把，总算是让《科学快报》在贵州“昙花一现”。“结果是‘从一而终’，从一开始，至一而终。”余建伟校友说，“到此，我这一棵废柴就练成了。”

余建伟校友感慨万千：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百余年来，邯郸路上的校园不知走出了多少学子，只是“光华”的毕竟是少数，我看到的经历的体味的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多少人学子在邯郸路上，青春、生命、智慧和才华的蹉跎和荒废。

“希望后来，不会再是‘旦复旦兮，一声叹息’，不再会有‘废柴’。”余建伟校友表示。

而后，王朝森校友回顾在混乱和机遇相行的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王朝森校友在贵州脱贫道路上俯首攻艰，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倒霉的起步，无悔的奋斗，本心的坚守。说到本心的坚守，我可以说：我工作这么多年，没贪过一分钱。”

最后，王朝森校友说：“我对自由而无用的理解：自由且自律，无用但有为。人格求独立，行为守规范。坚守本心，追求奋斗的过程，坦然面对结果。”

秦淮校友分享的时候，他说：“刚开始的印象就是去复旦一路好困难，因为买不到去复旦的卧铺票，从贵阳站到株洲才有座位，第二天到复旦脚已经浮肿。”

他表示，对成长来说，平台很重要，后分享在复旦学习期间，白天听课晚上做实验，听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还参加学习了当时世界领先的多功能万能显微镜、DNA片段识别合成仪器、采色摄影等理论操作技术培训班和课程，后来在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遗传研究所遇到当时的某中央领导，一句“多关心一下改革开放以后，所学能为社会、贵州做点什么。”这让他的观念改变很多，为此，他还去同济等学校听课、与同乡交流等。

回首过往，秦淮学长说到：“如今做了这么多事情，对我来说人生很丰富，经验就是一定要掌握原则，法律意识要强。

读书很安逸，复旦的平台在全国是顶级高阶的，但同时也要靠自己。我觉得是‘修，行，悟’，修和行是基础，然后才是悟。对我来说，修行不是想折腾，是在被折腾；悟是要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去接触不同的东西，最后才能殊途同归。因为这些修、行的基础和我个人的因素，我什么人都接触，特别是凡与人文有关的知识或事件都有兴趣探讨学习，特别是近十年，每年我都自主游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国进行人文角度的学习、考察和研究。

以上这些在复旦的修、行、悟也许是天意要我在这三年里“德、智、体”进行大提高和大改造我的生活质量和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