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复旦人丨任宏:“学习传染病的人,都应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2020-05-20|防控抗疫
抗疫复旦人丨张文宏:“书呆子”的华山路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那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疾控人便是抗疫最前沿的“侦察兵”,疫情在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


《复旦人》杂志独家专访了上海疾控援鄂医疗队领队、全国首批援鄂疾控专家之一的任宏校友。


本期“抗疫复旦人”,一起来看看“疾控人”任宏校友逆行武汉,化身“隐身侠”,在背后默默服务于群体,守护每一位普通人的抗疫故事。



▎采访记者:胡佳璐 

▎文字编辑:陈爱晨


任宏



任宏,1996年进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肝炎防治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上海疾控援鄂医疗队领队



雨夜逆行武汉

武汉封城76天,任宏逆行武汉忙了67天,她是全国首批援鄂的疾控专家之一。


1月25日7点半,上海下着小雨,任宏坐上一列从上海到重庆北的高铁,白色口罩遮着半张脸,但她的目的地不是重庆北,而是两天前刚封城的武汉。


其实早在小年夜(1月17日)那天,任宏就主动报名了援鄂。从事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16年的她一直有着“每一个学习传染病的人都应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的信念。


1月25日,任宏团队驰援武汉前的出征仪式


出发当天是大年初一。那天早晨,任宏梳着低马尾,穿着浅灰色及膝呢绒大衣,去父母家拜年。到家没多久,单位的“出征”电话来了,任宏一边看到父亲眼神中的担忧,同时对着电话那头说:“好的,我马上回去准备。”


从接到电话到出发只有半天时间,回家理行李、单位同事领导送行,一切都匆匆忙忙,甚至都没来得及换上合适的外套,到车站与队友会合的时候,任宏还穿着那件浅灰色的大衣。也是直到坐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任宏才有时间开始和武汉当地团队联系确认住所等信息。


列车一路西行,从25号夜到26号凌晨,窗外也从小雨变成了雨夹雪。凌晨四点的武昌站,“有一种《釜山行》的感觉,你很难想象一个车站非常安静,没什么人,跟平时电影里面看到的画面非常像”。


这是任宏第三次去武汉,和之前的短期旅行不同,这次任宏的行李箱里带足了冬、春、夏三个季节的衣物。和任宏一同出征的另一位同事,大大小小的防护物资塞了半个行李箱,“即使我们自己不用,也可以给缺物资的当地同事带过去”。事实上,任宏带队的三个人的队伍带了满满11件行李,装满了单位筹集的各类防疫物资,包括当时武汉紧缺的N95口罩。


任宏住在武汉疾控中心旁边的酒店,对面是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院区,酒店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步行仅需7分钟。虽然任宏相信“可以通过专业知识保护好自己”,但说不紧张是假的。还在列车上的时候,任宏和同事就商量着入住后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酒店房间消毒一遍,把空调出风口用纸封起来。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



“自由而贫穷的生活”

1月25日晚24点,湖北省卫健委通报武汉已有618例新冠确诊病例,并且这个数字在未来还将不断攀升,一切都催促着任宏加紧投入战斗。26日凌晨4点到达武汉,早晨9点任宏就开始了工作。


在武汉,任宏加入了国家卫健委防控组的疫情分析组,面对疫情之下繁重的工作压力,每个人都要独当几面,只要有需要、有要求,就必须迅速参与一切和新冠有关的工作:设计制定疫情防控调查方案、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开展疫情分析等。


但任宏也戏称那段日子是“自由而贫穷的生活”,自由的是工作范围,贫穷的是手头能拥有的有限资料。“其实在初期我们掌握的数据很有限,以前在上海大家比较习惯于用现成的数据进行分析,但在武汉,需要通过我们的调查、沟通,不断收集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和数据,这是一个困难点。”


1月30日,任宏在湖北省中山医院进行新冠感染谱和院感调查


刚到武汉时,任宏手头上没有一张武汉市的地图层,地理信息技术无用武之地,后来是经由当地的同事帮忙,才申请到湖北省与武汉市的地图层。1月31日,任宏团队提交了第一份以地理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分析报告,将湖北省以“区县”为单位,武汉市以“街道”为单位,制作了“色阶图”和“空间热点探测图”,直观地展现了早期疫情传播规律以及高风险社区的分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了预判和决策的依据。


早在2005年刚进上海市疾控中心时,任宏就开始学习地理信息技术。“当年在传染病防治科,要做一些公共卫生突发应急工作,所以觉得地理信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就开始学习。”这项技术在武汉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月上旬,武汉疫情形势严峻。任宏前往一家三级医院做新冠感染谱应急调查,和院领导沟通的几分钟里,对方连续接了三个电话,“都是打来沟通床位数目的”。那段时间,一个区疾控中心每天要打出四五百个电话,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任宏在区疾控中心做了3天的流调。在电话里,首先她会向患者及家属提问发病情况,若是重症患者,则需要第一时间反馈到医疗救治组,接着再询问患者每一次可能的暴露,推断判定哪一次暴露可能是导致他发病的真正原因,“类似于像一个疾病侦探员的角色,追根溯源”。与临床不同的是,疾控是把关口前移,尽可能地分析并阻断病毒的传播。任宏笑称,疾控人更像是“隐身侠”,在背后默默守护。


每一个电话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生命,甚至是一个家庭的期待。有时,生命的重量也会把任宏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有一次,任宏在做两位老年新冠患者的流调工作,电话是患者儿子接的。患者儿子说,父亲中风偏瘫、母亲是老年痴呆初期,平日生活已然不易,感染新冠后生活更加艰难。打完这通电话,任宏的心像是被绑了石头往水里沉,不得不离开工作房间,到走廊上缓和情绪,因为这通电话让任宏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在武汉工作期间,每天晚上任宏都工作到深夜,“有空的时候家人都已经休息了,交流频次不多”,但对家人的牵挂却始终在线。


那天,任宏在朋友圈许下了一个心愿:“愿所有的老年患者都能得到积极救治”。


从抵达武汉起,任宏团队平均每天参与撰写一份专题报告,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央驻湖北省指导组提供疫情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因此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甚至三四点是常有的状态。


尽管任宏在上海经历过甲型H1N1流感和H7N9禽流感对突发公共卫生疫情处置,但工作节奏却是大不相同。“2013年禽流感应急的时候我们也加班到半夜,不过,当时在等实验室出报告的间隙,我们还是可以短暂休息的。但在驰援武汉的工作中,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讨论和撰写分析报告。”比如目前极为关键的“无症状感染者”问题,任宏所在的工作组已于2月29日提交了第一份相关专题报告。



“人来人往的人间真好”

2月上旬,武汉疫情不容乐观,药品供给也十分紧张。去做流调时,区疾控医务科科长给了任宏团队一盒莲花清瘟胶囊,“他说他们每个人就只有这么一盒莲花清瘟胶囊的配给,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药给了我们”。


作为队长,任宏要保障队员们的安全,每天任宏会观察队员的饭量,如果队员吃得少了,“会担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任宏坦言:“我是队长,但我觉得我做得其实不太够。”


2月上旬的武汉,夜间气温在3°C左右徘徊,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酒店里的中央空调全部停用。也恰是那段时间,任宏也出现轻微的咳嗽症状,团队里也有成员开始不停咳嗽,于是她把从上海带去的3片抗生素类药都给了那位同事。


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里,身体上的不适和心理上的压力共同影响着任宏。“晚上睡觉平躺时,会觉得自己特别胸闷。另外,也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电影《传染病》里面的桥段,心里不免有对未知的恐惧。”


后期随着疫情逐渐向好,任宏才慢慢跨过了自己的心理极限期。3月初的一天,任宏早晨起床看手机,发现微信工作群内“风平浪静”,任宏发了条朋友圈说“感觉到了胜利的气息”。


随着武汉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的救治工作顺利运行,越来越多患者治愈出院,任宏需根据“四类人员”(注: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管理情况,测算床位的供需平衡,“这项工作真像在做财务报告一样。我们做得很慎重,因为数据背后是真实的病人和生命”。


3月下旬起,道路上渐多的车流和人流都在证明:武汉正在复苏。和病毒交手的67天过得漫长而短暂,漫长到任宏“感觉恍如隔世”,却也短暂到任宏行李箱里夏季的衣物还没来得及遇见武汉的火炉天。


3月31日,离开武汉的那天,和战友们击肘话别后,任宏坐着大巴离开武汉市疾控中心。车上的广播中播放着一首忧伤的韩语歌曲,任宏蓦然伤感,眼泪忽地掉出眼眶,“当时很难抑制自己的感情,觉得人怎么会这么脆弱”。


这泪水是复杂的混合物,既有离别的不舍,也有为武汉涅槃重生的喜悦。当天任宏在朋友圈里写到:“人来人往的人间真好。”


武汉把一些东西刻在了任宏的心里,也让她再一次望见了自己当年选择这份事业的初心。


3月31日,单位迎接任宏(左一)团队回家



“服务于每一个普通人”

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宏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2005年博士毕业进入上海市疾控中心工作。


任宏(左一)博士毕业与同学合影


经历过SARS之后,我国为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及应急预案,加强了疾控体系的建设,任宏称自己“相当于是赶上了疾控发展的第一波”。


在后来的工作中,任宏先后参加了H5N1禽流感、甲流、H7N9禽流感和埃博拉等疫情防控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上海市对口援建都江堰,30岁的任宏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新丁,报名了第二批对口援建工作,前往四川都江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灾后公共卫生重建工作。


2008年,任宏(右一)在援建都江堰期间与队友的合影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对任宏来说,当时的画面在脑海里依旧清晰。“每次晚上余震的时候,我都用枕头盖住脸,我记得自己戴了一条刻了姓名的项链,因为万一……,可以被认出来。”


相比2008年对口都江堰的援建工作,任宏认为:“这次抗疫的风险更大。但是我们已经成长,不但能运用专业知识保护自己,更能帮助武汉同胞。记得一次赤衣夜行时,我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精准流调组二组组长吴晓旻老师谈到了70后的责任,大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报效祖国’。


这次新冠疫情也让任宏更加看清了疾控事业的价值,“疾控其实默默无闻做了很多事情,全国20万疾控人无私奉献,调查了每一例的病人,排摸了70余万名密切接触者。如果说临床救治是‘去存量’,那么疾控流调就是‘控增量’”。同时,疫情的爆发也让任宏感到“疾控人需要变得更强大,更能保护更多的人”。


4月8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质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这让任宏看见了新冠疫情之后,疾控体系建设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谈及当初为何选择公卫事业时,任宏说:“我觉得公共卫生不同于临床专业,它服务于群体,服务于每一个普通人。刚过去的4月3日,是苏德隆教授逝世35周年,他是我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们在医学院的前辈。他曾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80级学生留下毕业赠言‘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是苏教授的追求,也是每一个疾控人的追求。


(疫情分析组)国家省市联合专家组合影



 组稿|复旦大学校友会

 统筹协调|恽小婧 褚菊梅

 采访记者|胡佳璐

 文字编辑|陈爱晨

 图文编辑|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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