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越久越想得明白。
有些景，越远越看得清晰。
有些人，越是天各一方，越是烙印在心里。
比如我的复旦记忆。
记忆之一：考试
2005年考入复旦，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有全国唯一的手语语言学博士点。身为聋人的我，希望破解自身语言的奥秘。而复旦中文系的龚群虎教授，堪称中国手语语言学的奠基者。
手语也是一门语言。其实报考这个专业并不容易，需要有语言学的功底，需要会手语、懂聋人，据许多“过来人”说，考博时还必须搞定那个传说中很恐怖的文科综合知识测试。
机缘巧合，我的本科专业是文史哲兼修的国家人文科学试验班，这使我有了必要的知识储备；我的硕士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正好和所报考的语言学对口；我自身是聋人，会手语，硕士论文即以此为题。因此，老师是欢迎我报考的。
面对考试，我需要比别的考生多过一“关”，因为通过助听器听到的声音会扭曲变形，我听中国人说话尚且有困难，肯定无法正常完成英语听力测试。所幸，学校参照国家相关规定，给予我考试时的合理便利。英语中的听力部分我不需要作答，最终成绩阅卷老师根据笔试得分进行换算。最终，我顺利上线并通过面试，被复旦录取。至今，我仍是导师所带过的学生中唯一的聋人。
时至今日，高校和用人单位对残障者的“拒绝”偶尔仍会见诸报端。如今的我，本职工作之外兼任中国残联主席团委员、重庆市聋人协会主席，履行着为残障者“代表、服务和维权”的职责。十五年前，母校的开明接纳温暖了我；而如今，我又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这点点星火传给他人。
记忆之二：舞蹈
离开复旦十一年来，始终没有同研究生心舞舞蹈团断了联系。
心舞的前身是我2005年刚进复旦建立的研究生舞蹈队。舞蹈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曾在地方残疾人艺术团当过多年兼职演员。当时的我本想在复旦寻找“组织”，但研究生会文艺部告诉我，没有现成的舞蹈队。“但是，你可以自己建一个。”“我来建？我可以吗？”“当然可以！”部长的语气虽然平静，却肯定得不容置疑。于是，我犹犹豫豫地开始了尝试，自个儿在光华BBS上招队员，自个儿找音乐剪音乐，自个儿每天拎着音响去北体练功，自个儿召集人马排练群舞……创作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有时一台晚会我能独自策划和排练三四个节目，甚至“跨界”参演过越剧和话剧。
其实最开始，研会对我们的期待只限于“晚会时能有几个人拿着扇子在台上跳跳烘托气氛”，但过了两三年，我们已经用《千手观音》、《踏歌》、《溜溜的康定溜溜的城》惊艳全场。在研工部的支持下，也曾和上海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出，也曾做过现在想来其实很幼稚的古典文化专场。之后，慢慢有了愿意来继续做舞蹈队的朋友，也有了经费请专业老师，舞蹈队变成了“心舞”舞蹈团。我走后，它一直发展至今，期间甚至拿到过复旦五星社团的荣誉。
如果没有当时犹犹豫豫的开始，又怎会有后来不可思议的一切？我又怎会发现自己竟然还有做这些的能力？惟有天高，鸟才可飞；惟有海阔，鱼才能跃。复旦向来给学生充分的信任和极大的自由度，这也是我对复旦始终怀着深深情感的原因之一。
记忆之三：离别
人之一生，总在面临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记得，2009年的夏天，我很不舍。
写博士论文，是如同脱一层皮的痛苦体验。终于解脱了，而扑面而来的离愁又是那样地猝不及防。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到处晃荡的人，在校园里的活动轨迹颇为有限。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在北区常能偶遇红衣喇嘛，胡子叔叔和模特姐姐，这几位颇为传奇的人物。还有某年大雪成灾的寒假，那年我没回家，学校专门请我们留校学生到教工餐厅吃年夜饭。陈立民书记守在门口，见了我，含笑深鞠一躬，我手足无措！
短短四年，我记得本北高速路上的银杏叶，记得光华双子塔间诡异的妖风，记得老旧的文科楼和相辉堂，记得南区经典的糯米包油条，记得非洲街可的和罗森的美味盒饭。
当然也记得感情内敛但其实超级呵护我们的导师，记得当时接触不多但一直关注我到毕业之后的研工部领导们，记得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总体关系都不错的室友，记得舞蹈队里跟着我学了很多舞的姐妹，记得北区体育馆负责场地的短头发爽爽朗朗的方老师，记得去跟专业老师蹭过课的越剧社与昆曲社。
记得答辩时毫无着装规范意识的我竟然傻傻穿了一件带水钻的圆领T恤。
记得毕业典礼上为我拨穗正冠的严肃的俞吾金教授。如今他已与世长辞。
记得办完离校手续之后，我在北区慢慢地走，慢慢地看，希望记住目光所及的一切。离开的时候，我发了一条QQ说说：放下荣耀，背起行囊，把你的名字刻在我心里。
人生是什么呢，是小舟泊岸，终又扬帆待发。是日照金山，浑然忘却风雪严寒。是倦鸟归林，却踟蹰不知所往。
一些不能想通的事，交给岁月，终究会慢慢释怀；一些不能忘怀的人，交给岁月，模样反而会愈来愈清晰。
因为它是专属于我的复旦记忆。
作者介绍：郑璇，女，1981年生，2岁失聪，2009年于复旦获博士学位，为复旦大学校长奖、光华自立奖特等奖得主。毕业后投身西部聋人高等教育十年，获全国自强模范、全国最美教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