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下午，复旦文创同学会在复旦科技园大厦举办行业月度分享会。本次分享会邀请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太极禅学堂院长杨荇农以“周易的思想及其应用”为题做分享。讲座伊始，杨荇农老师引用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包括古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基督教、犹太教的先知，印度的佛教和中国儒家、道家等思想都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大约是在公元前1054年左右，因此可以推算出《周易》成书的年代是远远早于“轴心时代”的。所以《周易》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关于世界本源的理论，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源。接下来，杨老师以《周易》《老子》《黄帝内经》中关于天地之道、万物之源的古语举例阐释中国人的宇宙观。总结为“中国人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之来源、宇宙万物变化之根本。”“对于本源问题的追问，其实就是哲学的思考方式。哲学不关注特殊性、个别性的问题，而是关注整体性、普遍性、本源性的问题。”他补充道，“在‘哲学’这个概念没有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思考宇宙本源的问题，并且《周易》的阴阳观历经千年沿用至今，并未被淘汰，这都是其伟大之处，而当下的教育更注重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工具性思维，缺乏超越性的哲学思维，因此希望更多人关注到哲学思维的重要性。”在这一部分，杨荇农老师分别就西方、印度、中国的不同文化认知展开阐释。“西方人的文化认知，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科学的文化认知，即由经验上升到知识，由知识上升到真理，再用这些真理规律来指导人类实践。”他补充到，“正是因为科学认知有其局限性，所以科学的精神恰恰是怀疑精神。”在谈到印度的文化认知方面，他归纳为是一种内省、自观的文化认知。印度人有两种生命观，一是人生皆苦，二是人生虽苦，但是生命又是轮回的，所以“死了再来”其实就是“苦了再苦”，永远没有休止。佛教产生的渊源也基于这种生命观，因此佛教要解决的是摆脱生命的轮回，到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即“涅槃”。怎样才能做到？就是靠生命内心的觉悟。这种文化认知使人从关心外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打坐、冥想、坐禅也能通向“天国”的路。而中国文化的独特认知，其实是易文化，在这里杨老师通过对《周易·系辞》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两仪”、“四象”、“八卦”的分别解读，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宇宙认知模型，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进行进一步分析。“什么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杨荇农老师认为，与西方人“主客二分，心物二元”的思维定势不同，中国人是“心物一元，心物合一”的思维定势。中国人会将心理感受同自然事物结合在一起进行描述，比如老子的“上善若水”，苏东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等。他谈到，“学周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自然规律，如何让人与社会的规律去符合自然规律。”这里总结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思维定势就是‘天人合一’”。对此，杨老师引用《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来举例，天和地的美德是生，是给予万物生命，这是最大的仁爱，所以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中认为最重要的德行也是生，中国人最重孝道。再比如《周易》中《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中国人践行的德行也同样来自天地的美德。最后，他总结到，“西方哲学的功能是增进知识探究真理，而中国哲学的功能，其实是提升心理，超越现实。”所以德国哲学家格拉夫·凯瑟琳说：“西方人为人类提供了最好的技能文化，而中国人为人类提供了最好的生存文化。”关注人性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诉求，而人性亘古未变，这就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在讲座的后半部分，杨荇农老师强调需要先深入了解周易的“道”，再去学习周易的术。没有“道”的统领，术只能流于迷信。《周易》绝非一部简单的占筮之书，它能成为儒家“六经”之首，是因为它充满了哲理。而它又绝非空谈哲理之书，而是为民所用的卜筮之书。他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解了《周易》之筮法，并通过具体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理解周易的术法。最后，现场进行了自由互动环节，嘉宾和校友合影留念。
来源：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