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一生为了百姓——毛江森

科学上的判断不是拍脑袋的产物，它要求占有尽可能多的现有和过去的资料；它要求提出的判断符合逻辑，能解释全部表象；它要求温故知新。

——毛江森

毛江森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的一个毛姓聚居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他出生时，父母根据家族的命名规则，为他取名毛维书，是维字辈。而毛江森小时候常常生病，别人麻疹十天半月就可痊愈，但他病了40天才好，他的父母为此操碎了心。20世纪30年代，农村无医无药，只有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毛江森命里缺木，因此就将毛维书改为毛樟森。上学以后，毛江森嫌名字笔画太多，就自己做主改为毛江森，一直用到现在。

毛江森院士的全家福（摄于1999年）

改名是件小事，但自幼的体弱多病对毛江森影响很深。他记得自己幼时得麻疹一病40天，母亲常常在他床边边“啪嗒”地落泪，边说道：“维书啊，你怎么还起不了床呢，病我代你生吧，你快好起来吧。就是这样的儿时经历影响了他以后对职业的选择。毛江森高小时候的功课特别是算术成绩是全班最优秀的，唯独体育不及格，按规定是要留级的，好在校长网开一面，考虑到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刻苦努力，便准予升级。毛江森后来考人全国闻名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高中还没毕业，老师就建议他以同等学力考大学。毛江森在高中时最喜欢物理和数学，对生物不是很重视，本来想报考数理专业的，但父母的一封来信让他改变了志愿。信中说，“你从小体弱多病，把你带大实属不易，你还是念医吧。”他想到，家人深受病痛之苦，弟弟夭折，姐姐多病，农村的孩子从没有见过白大褂，也没有吃过一片药。农村无医无药，生存很不易……于是他报考了上医。毛江森在上医做了6年的医学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医学走的是一条奉献之路”。上关有一批精神高尚、学术一流的名教授、名医生.他们治学的严谨求实、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直激励他在从医和科研道路上发扬上医精神，无私奉献。

虽然毛江森学医的初衷是成为一名医生，想通过直接行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当时新成立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需要一批新生力量。于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从事病毒学研究，致力于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免疫学及病毒学研究，并与他人合作提出和建立了人胚肾传代细胞系，传代应用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普康公司（摄于2005年）

1960年，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黄祯祥教授指名他当其助手，建立了乙型脑炎病毒--鸡胚细胞系统干扰素生成系统，并较全面地研究了高滴度干扰素产生的影响因素，开创了我国干扰素的研究。年轻的毛江森还在《中国科学》等杂志上发表了6篇论文，分析了干扰素的产生机制、测定方法和抗病毒作用等因素。这是中国最早的干扰素研究文献。

1963年，毛江森晋升为助理研究员。面对病毒科研中的一道道难关，毛江森毫不松懈，而是树立信心，不断去寻找攻关的办法。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世界医学学术交流很少，而毛江森家就住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旁边。即使是在困难时期，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里也有很多外文书籍和杂志。为获取前沿信息，毛江森每天早晨赶到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翻阅国内难得找寻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原版的医学病毒学、医学生物等方面的杂志，一天要在图书馆内待上10多个小时，直到晚上闭馆了才回家。有一天，毛江森在一本新到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1964中，看到一篇Temin教授的研究简要报告，他用罗氏肉瘤病毒（这是一种致家禽肿瘤的RNA病毒）接种到艾氏腹水瘤细胞，病毒感染后，Temin教授发现除了病毒特异的RNA外，还发现了少量病毒特异的DNA。这一结果让毛江森眼前一亮，非常兴奋。因为当时在分子遗传学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所谓的“中心法则”，即遗传信息是由DNA转录给RNA，再译成蛋白质。Temin教授的这一发现，显然与当时的“中心法则”是相违背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毛江森经过再三思考，觉得“莫非遗传信息有可能从RNA传递给DNA”?毛江森作为一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作为中国医学病毒学界的“初生牛犊”，并没有盲目相信权威，而是科学的方法勇敢地质疑并否定，提出了这一重大的命题，成为当时世界上认识到有这种可能性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这时，正好有一家杂志向毛江森约稿，他便撰写了《病毒感染细胞的机制》一文，指出“遗传信息有可能从RNA传给DNA”，即遗传及信息的反转录，1965年论文发表后，引起这一研究领域科学家们的关注，而这一十分重要的认识后来证明是诺贝尔奖的命题。

毛江森工作后曾在1958年下放到北京市昌平县一个自然村，任务是种菜。在这期间，他成功抢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孩。后来这件事传扬开了，卫生部领导也都知道了，钱信忠部长带领毛江森到中南海受到了盾总理的亲切接见，和朱德、郭沫若等一起合影，并被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

普康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甲肝减毒活疫苗进入国际市场

1966年“文革”开始，毛江森被批判执行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他请求随医疗队去湖北防病治病。1970年毛江森拒绝了当时病毒所军代表要他批判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辈，他认为这有违他的良心。随即他被下放到甘肃省陇南县的岸门口公社卫生院，他夫人张淑雅是他上医同学，分配在协和医院内科，于是举家从繁华的京城来到贫困的边塞小镇。但即使身处困境，他并不消沉，希望能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百姓做些事情。

有一次，毛江森在甘肃省武都县附近调查，看到山上的草根都被当地人挖光当柴烧，裸露的山体经雨水冲洗，呈现出杂乱斑驳的表皮。一个念头随之在他脑海里闪现：地表被剥蚀得如此面目全非，难道不影响人的健康生存吗？经过进一步调查与研究，毛江森把地表元素特别是微量元素与疾病，尤其与当地较多由于缺碘的甲状腺肿导致的大骨节病（傻瓜子柳拐子病）、克山病等地方病及肿瘤病的发生联系起来。1970年底，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一篇文章寄给国家卫生部，建议要重视环境特别是地表元素和微量元素与某些地方病及肿瘤病相互间的关系。在当时，这是种大胆的做法，不会被医学界有些人士看好，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毛江森的这一观点就被业内人士普遍接受并在实际中运用。

毛江森院士与印度著名儿科专家Dr.Zinbo谈论普康公司生产的甲肝活疫苗在印度儿童中使用取得的满意效果

1974年，甘肃省陇西县上报发生了“病毒性出血热”的疫情，每天全县各地都有许多婴幼儿死亡。省里派毛江森去诊察，他到达县医院后，已有许多妇女怀抱婴儿在等待，这些娃不哭不闹也不发热，脑袋有拉在母亲的肩上，妇女们在喊“我的娃咋啦”？这都是濒死的孩子，场面十分可悲。他通过日以继夜的调查，否定了病毒性出血热的可能性，在冒着风险进一步调查后，毛江森怀疑这种致死性疾病很可能与吃发绿霉的玉米（那个地方没有粮食，只有返销粮，是从东北运来的玉米）有关。当时毛江森在思想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作为一个来接受“再教育”的人，如果说人们吃国家的粮食引起中毒死亡，万一这种推导判断有误，恐怕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若选择明哲保身，只要写上“不是出血热”，让他们另派专家即可。但看到天天有人死亡，想到更多的人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很多是出生不久的婴儿，毛江森还是坚持了科学上的道德，将自己的推导和初步调查的结果向军代表进行了汇报，认为是供销的玉米发霉有毒性作用，提出存在于粮食中的毒素分子量很小，可以通过乳汁进入婴孩体内，使得孩子的凝血机制被破坏。因此，他建议停上吃供销粮（玉米）两个星期。结果正如他推测的那样，停止吃这种玉米之后，不再出现新发的病例，救了全县一代人免于死亡。3个月以后，兰州大学科学家在送检的霉变粮食（玉米）中分离到能破坏凝血机制的毒素。1983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开了一次庆祝和奖励大会，纪念陇西救人事件，毛江森和夫人张淑雅应邀出席并被授奖。

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说道：“道德的激情能使人无所畏惧，但是科学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两者缺一不可。因为道德的激情让毛江森悲天悯人，所以他甘愿做出风险如此之大的事情。他永远记得自己小时候得麻疹，母亲落在竹席上的泪声。母爱使毛江森一辈子难忘，他通过自己的言行，又把这个爱传递给他人。

1971年，全国掀起了研究老年慢性气管炎的风潮，病毒学界也被卷了进去，大家都着手研究起普通感冒病毒来。当时毛江森对于做这个项目很不理解，因为普通感冒病毒有100多个类型，均能引起咳嗽、流鼻涕，但一般不引起下呼吸道症状。他问一位领导，普通伤风感冒全国都在搞了，为什么肝炎在中国这么严重，却不号召人去做呢？他请求让自己开展这一项工作。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提议当时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足够支持。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同志与毛江森院士交谈

1978年，毛江森从甘肃调到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有人劝他做肿瘤病毒研究，也有人劝他继续从事干扰素的研究。然而毛江森坚持认为，研究的内容应该能实际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而当时浙江多地农村的老百姓都深受黄疸肝炎（甲肝）之苦。这种传染病发病率高，病期长达2个多月。有一个自然村近41%的人口都受到了甲肝病毒的感染，更有一家5口全都得了黄疸肝炎，毛江森深感震惊，由此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对黄疸肝炎和甲肝病毒的研究。

他从不惑之年开始日日夜夜投人甲肝疫苗研究之中，仅仅是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就用了大半年时间。他深人走访了杭州、宁波、绍兴等患甲肝的农民家庭，详细调查疾病流行相关情况，和病人及其家属交谈，观察病人的生活环境，做病例记录，开展甲肝的科研工作，首先就要收集病人的粪便，因为病毒存在于甲肝病人的粪便里，由此可以将病毒分离出来进行科学研究。那个时候，毛江森课题组的3位工作人员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挤公共汽车到农村把黄疸肝炎病人粪便收集回来，再存入实验室的冰箱。他们带着装有粪便的塑料袋坐在公共汽车上，难闻的臭味令人不适，但这些并没有让毛江森感到任何的辛苦。回到实验室后，就用放射免疫方法和电子显微镜等设备，像大海捞针般地从这些粪便中分离出甲肝病毒。据毛江森估算，他收集的病人类便，足足有100多份，放满两大冰箱。正是这些不辞劳苦收集到的粪便标本，特别是儿童甲肝发病前的粪便，为后来研究甲肝病毒的疫苗和了解黄疽肝炎的发病与免疫反应规律，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经过奋力研究，毛江森带领他的科研人员基本上掌握了甲肝病毒许多方面情况和科研数据，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成果：分离出甲肝病毒；接着，又发现红面猴和恒河猴对甲肝病毒有感染与免疫反应.从而建立动物模型，并证明甲肝有隐性感染；随后，又在研究中发现甲肝病毒在组织培养细胞内质网中增殖。通过研究，他清楚了解了甲肝病毒进入人肠道后的整个病毒繁殖过程，机体的疾病反应，各种免疫反应的时序、强度和转归。论文发表于世界著名的传染病学杂志（JID），受到了国外200多位学者的欢迎和引用。为此受邀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工作1年。在这基础上，培养出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H2减毒株），研制成安全有效的甲肝减毒活疫苗的重任又压在毛江森的肩上。

1988年，上海、江苏、浙江等近海省市发生大面积的甲肝病毒污染，导致人群因食用海涂毛蚶而感染甲肝，造成甲肝大暴发。仅上海市就有近32万人发病，人心惶惶。与此同时，人们也期待着预防甲肝的疫苗能早日问世。这一现象激励了毛江森，他决心要让甲肝活疫苗的研究获得成功。不负众望，1991年，毛江森和他的助手们成功研制了甲肝减毒活疫苗H2株。一次注射可以使人得到持久甚至终身的免疫，因此不需要反复注射。这一科研成果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卫生部、浙江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鼓励。卫生部陈敏章部长亲自在北京主持和通过了甲肝减毒活疫苗H2株的鉴定会；中央领导李瑞环在杭州接见了毛江森，在听取汇报后，指示疫苗应尽快在杭州建厂生产。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杭州接见毛江森院士

毛江森团队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自问世以来，已经使用了20多年，中国甲肝的流行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感热人数和发病率均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疫苗也在印度等国得到批准使用。经20多年的临床使用表明，该甲肝减毒活疫苗安全有效，并且最适合中国国情。而该项研究成果，在1993年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发明成果选集》。同时，还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1995年，毛江森发明甲肝减毒活疫苗，被两院院士评为中国科技界十大新闻之一。毛江森本人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疫苗研发出来的那一年，农民需求量大，疫苗生产任务由国内4家生物制品公司担任。出厂价为12元一盒，仍供不应求。当他听说贵州遵义的一位老农带着2个儿子到当地防疫站注射甲肝疫苗，手里攥着的尽是一张张皱巴巴的角票。从此，这些皱巴巴的角票，化成一张张干巴的脸，时不时地在他的眼前晃动。这事对他触动深刻，在那个所有东西都涨价的年代里，原本12元甚至可能调至更高价格的甲肝疫苗却降到了10元、8元。可是，在数亿受惠人群中，很少有几个人知道毛江森的，更不会有人知道毛江森在药价问题上所做的一切。就像泰戈尔的诗句，“天空不留痕迹，鸟儿早已飞过”。毛江森坚守着自己的责任，不为名利，心系百姓。

如今，年逾古稀的毛江森院士同时兼任生产甲肝疫苗普康公司的董事长，仍在指导甲肝减毒活疫苗的生产，为医学病毒学的研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虽然公司的业绩骄人，但他微笑着说：“这个跟我的生活无关，能在实验室做研究是我的至爱，这是我全心全意的工作，至于办公司，是中央领导和省里给的任务，为的是使科研成果的转化快一点，是不得不做的副业。”由此可见，毛院士最喜欢的，仍然是在办公室、实验室静静地做一些研究。他不参与管理，只是会把自己的经营理念传达下去。他始终在为老百姓着想，要求尽量降低疫苗生产环节中的各种成本，生产出价廉效好的“平民疫苗”。

身为研制甲肝疫苗的专家，除了让百姓知道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目的之外，毛江森还想让大家知道，注射疫苗固然可以预防许多疾病，但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更多地要依赖于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他说，如果生了一种病，要花100元才能治好，疫苗预防可能只要几元；而改变原有的不良生活习惯，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做到，这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医药费支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包袱，医学工作者为国家解忧，除了拿出更多的科研成果，还要从小事做起，给大众“科普”。普康公司的“普康”二字，是毛江森当初脱口而出的。他说：“愿普天下人都得到健康，我一生只为这一个心愿。”

毛江森院士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近60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在干扰素与甲肝减毒活疫苗等方面之外，他对其余病毒病的研究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某些不适合用疫苗来进行防御的病毒病。

2003年初，SARS（“非典”）在我国横行，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且病原一时还不清楚。有人说是衣原体，有人说是生物战，也有人怀疑出现了新病毒，这使得百姓和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毛江森作为该领域的专家，觉得有责任为政府分忧。他研究了“非典”的疾病性质、临床过程及流行特征，又对过去30年来的新病毒病进行了回顾，提出病原很可能是来自野生动物的病毒。这种科学的判断，对防治“非典”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江森还建议，预防SARS最好是从生态性预防人手，因为研制疫苗不仅会造成人力与财力上的浪费，也会带来较大的风险，而用生态性预防的方法则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如今，毛江森院士已是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但是一提起人们闻之色变的病毒，他却如数家珍：脊髓灰质炎、乙型脑炎、麻疹病毒、甲肝和乙肝病毒，等等。因为，这位老人几乎一身都在和病毒打交道，特别是被称之为“魔鬼”的甲肝。他说，为人类寻找降服甲肝病毒的疫苗是他身为一个科学家的责任。

毛江森院士为人谦逊，勤于思考，勤于求知，相信科学，探索真相；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需要，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安全健康。古语说“医本仁术”，毛江森以他数十年的从医经历和医学研究实践诠释了这个医学真谛。正如他所言：“我是一个出生于小山村的农家孩子，经历并不平坦，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一生都想为百姓减轻一点病痛，并将永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