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易生教授（1924-2013）是我大学时代的古代文学老师，“文革”之后我回复旦读研（语言学专业）三年中还经常碰到他，之后几十年我常回复旦参加各种活动，碰到老师，总会聊一会儿。如今，他已经去世11年了，我还会常常记起他，怀念他。他是一位古代文学专家，著作等身，获得过很多奖项，不仅在复旦，在上海，在全国同行中也是出类拔萃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如果跟先生没有深交，就不知道先生在踏上古典文学研究道路之前的一段曲折的经历，更不可能窥见一位文学名家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顾易生教授
一、离开银行投奔文学
顾老师，祖籍浙江海宁，远祖顾况，唐代著名诗人，这一线文脉绵延而下，给顾老师的熏陶显而易见。父亲顾诒谷学习物理而从事金融业，通旧学而并融新知，在家中对顾先生实行开明教育，旧籍西书，文科理科，双管齐下，还延师教习古文诗词、外语、书法和绘画，并教诲他修身养性，懂得做人的道理，在那民族积弱，动荡不安的岁月，勉励他应当怀着忧患意识读书。
受父亲的影响，他16岁那年，1940年就开始在中国通商银行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把银行、金融业作为自己一生的归宿。于是，1947-1951年他又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院课程很多，他又比较偏爱国际法。民国时期，北朝阳（大学法学院），南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最好的法律院系。东吴是教会大学，用的全是英文教学，他能够顺利读完，且对当时中国学界还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情有独钟，这说明他入大学前基础打得很扎实，尤其是英语的语言能力，十分了得。而且有放眼世界，报效祖国的情怀。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位法科学霸，应当没有言过其实。
问题是，他在银行业干得不错，1951年又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应当说，他可以在银行、金融业继续工作，或者从事法律或司法实务，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可是事实上，顾老师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先从刘大杰先生，刘大杰先生生病后，转由朱东润先生指导。刘、朱两位教授都是名满天下的古典文学名教授。
有人说：要不是1956年报考刘大杰教授的研究生，古典文学也许如绘画、书法一样，只是陪伴他的多种业余爱好中的一项内容。而正是那一考，从根本上改变他事业的方向。此话有理，是那一年党中央发布“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复旦中文系招收研究生，顾教授具有良好的古典文学与国学基础及浓厚的兴趣，所以能顺利考上复旦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那年他已经32岁，报考研究生应该说不算太迟。于是一考定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中国语言文学所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工作，并长期担任批评史教研室主任。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认真负责地进行教学和行政工作。然而，在这一“华丽转身”的背后，还蕴藏着顾老师一段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二、法学学霸成功突围
应该说，顾老师在银行的工作比较顺利，解放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前，率先对银行、金融业进行了改革和调整。顾老师被调至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高级干部训练班做辅导员，还编过内部业务刊物。他的工作是稳定的，但是他过去学的是商品经济中的银行业务，而50年代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两者差距很大，使顾老师感到无法适应。而他在东吴大学刻苦攻读的法律，属于世界两大法系中的英美法系。但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由于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属于外部世界的英美法系更无施展余地。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化莫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布了长达1054页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新华社迅速作出反应于8月12日发表题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的白皮书》的社论（经毛主席修改）。紧接着，8月14日至9月16日毛主席又亲自执笔，撰写并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共5篇新华社社论。建国后，全国组织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主要的学习资料就是1949年8月12日至9月16日的6篇新华社社论。顾老师当然亦积极参加学习。在《“友谊”，还是侵略？》这篇社论中，“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等内容，涉及国际法概念，引起了顾老师的特别关注，在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么，他提出了什么“见解”呢？
“顾兄指出，‘治外法权’是指外交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可以不受所在国的法律管辖而享有各项特权，这是各国共同享受的权利，不能算作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则规定帝国主义国家在别国的所有侨民都不受当地法律的管辖，而由本国领事按本国法律处理。这才是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所以，此处的‘治外法权’一词，应改为‘领事裁判权’方才合适。但这一根据国际法常识而提出的正确意见，却不被接受。一位领导同志悄悄地告诫他：不要再提这样的意见了。”当时，那位领导没有直说，这几篇新华社社论，都是毛主席亲自执笔的。但是这种告诫使顾老师想不通，至少让他感到，东吴大学读的法律，在新中国已经无用。当时，新中国的法律人才为数不多，精通国际法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拨冗写出有份量的社论实属不易。顾老师在学习中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亦属以己所学，报效新中国的拳拳之心。但他从这次遭遇似乎预感到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工作将遇到的波折。
顾易生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在上海，圣约翰、东吴、沪江等教会大学全部撤销，在约大原址开办了华东政法学院，教会大学和其他综合性大学的法律专业一律并入华政。华政引进苏联的法学教材和教学方法，以后又否定苏联的一套，自主办学甚至暂停办学。运动频仍，不仅来自旧社会的法学专家，而且新中国好不容易培养的人才也难逃厄运，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拔乱反正。这是后话。
反正，顾老师已经感到在银行、金融和法学部门都难以有所作为，不得不离开他曾经钟情过的法学。关于专业方向的改变，他并没有多讲什么，但是当时他写过一首古诗以自嘲，其中有一句是：“学成绝技是屠龙（潘注：屠龙之技，喟技高无用）”，说的正是当时的真情实感。所以与其说顾老师考研进入古典文学殿堂是华丽转身，还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突围”。
三、法律人才转行缘由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隋唐以来，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当时国家的行政、司法合为一体，因此行政、司法人员多为饱学之士。例如王维、白居易都曾审狱断案（中华法系的司法体系中刑、民不分），能很熟练地制作各种判决书。明、清两季又流行主政官员延请饱学之士佐政理狱的幕府制度，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文学家李渔就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当时除幕府外，又催生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为当事人服务的讼师群体。因此，在古代，文人转身成为法律人的非常多见。清末民初开始，国门开启，不少青年人留学各发达国家，学习法学，同时，十九世纪下期开始，燕京、朝阳、圣约翰、东吴等教会大学，均设有法律院（系），因此，民国时代的法官和律师等法律人，由国内外法律院校直接培养，不必由中文等系科的师生转业搞法律。
可是，在二十世纪几个历史变革时期，又出现法学人才转向其他专业的情况。例如，陈望道先生于1915-1919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却确定了研究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作为专业志向，后来于1921年发表的《从法科的人生往文科的人生》一文，说明自己的转向是因为志趣的改变，要“追求审美的人生”。1919年回国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1920年又译出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望老这一转向，实际上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而马、恩认为法律具有阶级性，他们对资产阶级法律持批判和反对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剖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就明确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所以望老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法学，全身心地投入共产主义事业。
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建成新民主主义国家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一边倒”的国策决定了我们只能引进苏联法律。那时，只有少量法律人才留在司法机关等法律部门。顾老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并“华丽转身”的。他的大学同班蔡福元从50年代起蹉跎半生，80年代初总算“归口”于华政，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复旦大学中文系还有一位1943-1947年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朱耐斋先生，几乎是蹉跎了一生，在中文系阅览室资料员的岗位上直至退休，中间在历次运动中一直挨整。他的同班陈忠诚处境比他好，1952年进了华政。不过华政不让他染指法律，让他教“老大哥”的语言（他精通英、俄语），中苏关系进入低谷后，他又教“法律英语”，成为中国的“法律英语第一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法制建设新时期，各种法律机构包括司法机关干部学历偏低，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奇缺，除了各个法律院校及综合性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外，赶紧从各个单位寻找以前毕业的法律院校毕业生让他们“归口”之外，还让不少以中文为主的毕业生（包括中小学语文教师）调入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经培训后参加审判、检察工作。这是一次从中文等文科专业人员向法律工作转业的变动，与建国初期的法科生转业呈逆向运作。
四、著作等身文学翘楚
话说回来，顾老师转向古典文学专业，于1959年研究生毕业，成为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当时，高校不以年龄排资历，刚毕业入职者一律称为“青年教师”），我们进校后，给我们开课的青年教师有吴中杰、吴欢章等老师。1964年开始“小四清”、“大四清”运动，我们和系里的中青年教师一起下乡，一起劳动，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我们二十岁上下还能适应，顾老师已经三、四十岁，恐怕是经受了不少的磨难，但总见他平静儒雅，平时话也不多。再后来是十年“文革”，我们毕业踏上社会，顾老师他们在复旦的日子也不会怎么好过。
所幸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文化与科学的春天，顾老师的学术和才华终于得以充分发挥，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与王运熙等教授合作，在上一代学者的基础上，各自发挥专业，构建了一部七卷本的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等等。他跟王运熙教授长期合作，优势互补，两位待人均宽厚谦和，不计名利，还带动后学进取，在学界被传为佳话。他自己独立的编著有《柳宗元》《诗词助读》《宋词精华》《十大散文家》等等，真可谓著作等身，成果斐然。他从银行金融和法律转向古典文学研究是十分成功的“华丽转身”。
顾老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均旅居于美国。其长子留学美国，学业有成，他本想跟大儿子合作，将中国古代杰出文学精华译介到英语世界。可惜因其长子的变故，此事无法兑现。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很大的遗事。
顾老师1924年12月出生，晚年旅居美国女儿家，于2013年8月19日因病在医院仙逝。
亲爱的顾老师，我们永远缅怀您！
作者：潘庆云，复旦大学中文系1968届毕业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潘晨晨，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届毕业生，上海市浦东外国语学校东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