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夏仲翼先生，是通过他翻译、介绍巴赫金的一篇文章（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载《世界文学》1982年第4期）。当时这篇文章曾经引起了学术讨论，甚至是争论。钱中文、赵一凡、张杰、黄梅、宋大图等参加了讨论，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先生是发现巴赫金，并且把巴赫金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引起了学术争论，意味着点燃了学术热点。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打开国门，很多原文材料涌进来。但是人们处于学术荒漠之中十余年，虽然静下心来做学术，能力还是不够，国外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了解，在众多的材料之中准确能够找到巴赫金这个人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在当时苏联并不是主流。所以，先生看重的是巴赫金的思想，确切地说是非主流但有创意的思想。而巴赫金的思想确实有价值，可以说，先生眼光独到，目光如炬。在此后，巴赫金研究持续保持热度，后来成立了巴赫金研究学会，就像红学是研究一位作家的学会一样，成为对一位理论家研究的专门学会，每几年开一次年会。这是他对全国学术界做出的贡献。这是其一。
其二，是文学性研究，确实对文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身。现在比较火热的后殖民主义，女性研究，都是后来的事。开始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学批评这种政治评判回归到文学研究本身：俄国形式学派（我不喜欢用“主义”称呼俄国形式学派）首先把形式与内容分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殖民都属于内容部分的研究，从形式入手研究文学性是形式学派的功绩。但是文学性是虚的，即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引号看得见吧？巴赫金从引号开始，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研究人物话语，是平铺直叙，开门见山，还是暗辩，是插科打诨，还是反讽讥笑，从此研究有了实在的依据。从人称（你我他）研究视角，从出现的次数研究频率（热奈特），找到行为的序列（罗兰·巴特），就可以判断预述，还是倒叙、插叙等等，文学性逐渐浮出水面，让人一目了然。由此形成叙述学。简述就是：形式学派、巴赫金、结构主义、叙事学，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然初期形成蜕变是外国学者在国外完成的。中国人引进的时候是作为孤立的学派引进的，好像它们互不相干，甚至相互对立，其实，是人类对文学性认知的一个发展过程，巴赫金研究和文学性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叙述学在巴赫金研究学会成立之后也成立了叙事学学会，并且成为显学，从看似分立的学派形成基础学科。
其三，对讲课方式的革新。我到复旦读书以后，去听他的课才知道，先生讲课方法不一般。他与章培恒先生一起上课，一堂课两位教授，章先生是中文系的，夏先生是外文系的，他们每个人讲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讲完，我讲，没有稿子，他们讲，有个学生用大的双卡录音机录音，然后记录，出版。这是最好的比较文学展示。先生的外语底子深厚，他的英文和俄文都很好，所以可以指导俄文专业和英文专业的学生。而且中文也不差，先生与章先生一起上课，说明两位先生的大度。而且像两位先生这样，同台上课，对谈互补，是对话，是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的碰撞，使同学同时看到中外文化、文学之差异，也看到不同文化的共同性，学生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歧视。
从先生对我的培养也可以看到先生的不同凡响的教学方法。第一次考研的时候，先生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面的“对话”一节做试题。从考试题目上看，量大，说明先生要求阅读速度和单词量。先生是很严谨的，宁缺毋滥。我是先生的开门弟子。而且考试使我对“对话”做了深刻的思考，并以对话作为毕业论文题目。
我考复旦，一方面是为了跟先生学巴赫金，一个新兴理论；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要学海派，因为我一直在北方，人们都说海派的学术思想很厉害，学问做得好。所以，十分向往。
到复旦，我一直跟着先生听课，本科生的课也听，硕士生的课也想听。但是到先生专门给我上课的时候，先生不讲了，让我讲。让我读书，然后上课的时候把读书的想法讲给他和翁义钦先生两位先生听。我有幸，是双导师。不是老师念稿子，学生记笔记。先生让我来讲，这样我就会把读书的心得、感想很快一段一段地整理清楚，再表述出来。所以最后组成论文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先生对我个人的教诲也使我终身受益。先生的两句话对我影响最大。第一句话是“不要局限于一个作家，要广开思路。”“要撇开陀氏，单想体裁，即从一般着眼。”所以，我的思路比较开阔。读书时不局限于某个作家，某个流派，后来工作做研究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文学、艺术、修辞、语法、人类学、经济、政治，一直在寻找普遍规律。
第二句话是：“想清楚了再说。”此话源自一次上课汇报。先生说我没说清楚。我狡辩说“我想清楚了，就是没说清楚。”先生说，“你没说清楚是因为你没想清楚，想清楚了再说。”此后，我写东西的时候要前思后想斟酌良久，想清楚了再写，把问题想通了再写，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不会人云亦云，想通的道理，逻辑性强，会有说服力。
所以要感谢先生！
除了感谢之外，我还要向先生郑重道歉！曾经因为论文的事跟先生有不同意见，但是最后还是按先生的意见做了修改。博士论文的答辩顺利通过和最终出版都离不开夏先生的心血和各位先生的认可。
不论是上述哪一方面都可以看出夏先生是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不会逢迎时局，也不会敷衍学生，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才能开时代先河。
夏先生虽远离我们而去，先生对我的教导终生不忘！
踏实做学问成就斐然
宽厚待学子桃李知恩
学生 董小英
2023年6月4日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FDU外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