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叶世昌先生

文/ 本刊记者 唐一鑫

五月初，这处位于国福路小巷内的居民区宁和静谧却又生机勃勃——橘子树结的新果青涩圆润，石榴花绽得鲜红，金银花的香气氤氲着香樟的清芳醉人心脾。

        从小区门向右走到头，再爬上五楼就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世昌与夫人陈文莲的家。从青春懵懂到两鬓斑白，从封建家庭到现代都市，从动荡年代到安稳现世，他们已经携手走过了七十一个年头。

       回忆过往，叶世昌与陈文莲相遇是在橘果般青涩的年纪，又共度了鲜艳如石榴花的盛年。从大风大浪的时光走出，现在二人的感情则如古木清芳般淡雅悠长。

        在温暖惬意的午后，叶世昌与陈文莲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将他们初识、重聚、相伴的故事娓娓道来。

初识：懵懂少年正青春

        “当时啊，当时看中了咯。”

        回忆起与陈文莲初见的场景，叶世昌自然地望向坐在对面的妻子，初夏的阳光洒满书房，叶世昌满脸笑意。

        经过七十一年的风雨陪伴再回忆当初，任何语言都显得贫乏了，但两人默契眼神的碰撞，却道出些岁月酝酿的深情。

那是1947年初，当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的移风易俗之风刮遍江浙沿海时，台州市黄岩县城里的有些家庭，依然保留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风习。18岁的叶世昌刚从黄岩县立中学毕业，长辈们就把他的婚姻大事提上了日程。

        经媒人打听，叶世昌的长辈们了解到县立初中陈老师家的小女儿与叶世昌同龄，两家都是知书达理家境较好的人家。不久，懵懂的他在家里母亲、大妹的陪伴下第一次来到陈家。

        “我家祖母家教严格，我不讲话都是他们大人讲……我是一点也不懂的，我爸爸讲他都是好的，祖母也同意了。”陈文莲家属于封建家庭，读了两年初中后她就被留在了家里。偶尔瞥一眼面前这个浓眉大眼的圆脸少年，单纯稚气的陈文莲有些害羞，也不能说话。

        第一次见面后，两家长辈都对彼此印象不错，没过几天，叶世昌陆续收到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好消息同时传到了陈家。“到我家报喜的有两次，这是很少的也是很好的。”陈文莲眯着眼睛笑脸盈盈，那日陈家祝贺毛脚女婿升学宴会的热闹场景还历历在目。

        就这样，两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走到一起，结为小夫妻。结婚第六天，复旦开学，叶世昌就告别妻子提着行李坐上了到上海的轮船。

        刚进大学，好学的叶世昌充满期待，希望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可无奈当时的上海，依然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上海是反对国民党的阵地，复旦是进步的堡垒，当时（学生政治倾向）有两派，除了什么也不管只读书的，一派是国民党的特务，一派是进步青年，反对国民党专政。”早在中学时期，叶世昌就受到历史学家、进步教师管听石先生影响，这时的他自然成了进步青年的活跃分子，时常参加游行活动。

        等到1947年放暑假，叶世昌才有机会回家。没有想到这次回家，他与陈文莲有了第一个女儿，也没有想到短聚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多年的离别。

        叶世昌依然记得，那时的学生大都忧国忧民。在47年10月，浙江大学爱国青年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复旦的同学们气愤不已，以各种方法支持斗争。有一次，一行人以旅游的名义乘火车赶到杭州声援，把火车挤得满满的，他站了大半夜才到杭州。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之后，国民党更加疯狂地镇压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虽颓势难逆却把魔爪伸向了复旦学子，1949年4月份的一个深夜，国民党兵闯入学生宿舍，对着名单抓学生，“查到叶世昌时，查的人说这个人的名字我看到过，肯定有的。但名单里却没有这名字，他就很犹豫，结果我没有被抓。”

        幸运之神庇护正义，要是被抓走，叶世昌的命运可能被改写。多年之后，谜团偶然被解开：“我的叔叔在台湾，改革开放后回上海探亲，有一次说’名单我给你换掉的’。”

图：记者与叶世昌 陈文莲

重聚：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谈起解放前后的经历，叶世昌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年没回家了，坐在一旁沉默倾听的陈文莲，此时肯定地答道：“他五年没有回家，五年没有回去。”

        战争时期是因为时局动荡，毕业后则又因生活尚未安定，两人唯有遥寄锦书聊表深情，平均十天一封的频率，五年下来，书信已经积了满满一大箱。

        毕业后，叶世昌留校成为新设立的银行专修科助教，一年后院系调整，复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叶世昌也随银行系进入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工作，直到那时他才分到了一间小小的独立公寓。

        1953年2月2日，陈文莲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这天，陈文莲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一只手提着装有一沓书信和衣物的箱子一只手牵着五岁的女儿，在十六铺码头下了船。天刚蒙蒙亮空中还飘着小雨，陈文莲此前从没出过远门，刚到上海“有些害怕”，便在码头叫了辆黄包车径直驶向上海财经学院。

        巧的是，刚进财经学院，陈文莲遇到叶世昌的同学、同事顾存伟来上班，看着眼前的小女孩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和叶世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顾存伟立刻猜到这是他的女儿，便让陈文莲等一等自己先抱小女孩进去，想看看叶世昌会是什么反应。

        “有了住处之后我写信让她们来上海，但具体哪一天来不知道的。”叶世昌自己也没有想到，和女儿的初次见面颇有些戏剧性，那时他正在办公室备课，看到顾存伟突然走进来再看看他怀里的小女孩，虽然不见妻子却一眼就认出了女儿。血脉相通心意相连，尽管素未谋面，女儿一见到叶世昌，也亲热地抱住了他。“那当然是很高兴的！”想起第一次实在地体验到为人父的喜悦，他的脸上乐开了花。

        到了叶世昌在润德坊的小公寓，陈文莲却有些哭笑不得：“他去上学时我给他收的行李，一些衣服两条被子一条毛毯还有枕头，这些是我的嫁妆给他。结果我一看他的被子不见了，剩下的毛毯都是洞很硬很硬，盖着一点也不暖和，我很惊讶，我家的还是像新的一样的。”原来，那个时候大家都自觉“共享”，叶世昌见有些同学家境贫困，就把被子给送了出去。

        在黄岩老家时，叶陈两家都有帮佣，家务活很少自己动手，等到了上海，陈文莲不得不学习操持家务。“之前我祖母告诉我不管你出嫁前在家里是怎样，但结婚以后就要主动做事，孝敬长辈、尊敬丈夫、爱护弟妹照顾好家里人。”

        但没想到，光做饭就成了她面临的第一桩难事。“当时要生炉子，我开始不会，被煤烟熏得眼泪止不住的流，没办法啊。”特殊环境往往会激发人的潜能，没多久陈文莲就成了操持家务的好手。

        工作初期，叶世昌微薄的薪水却要拆成几份用——作为家里的老大52块的薪水有32块寄回家，余下的20块交给妻子维持一家三口的吃穿住行。陈文莲把这些钱精打细算，毫无怨言，“他家弟弟妹妹都很感谢我，上次团聚，他家妹妹都说‘嫂嫂最好了，村子里找不出第二个，没有哥哥嫂嫂，妈妈养不活我们的’。”

图：1995年叶世昌与陈文莲在南汇桃花节

图：1995年5月叶世昌与陈文莲

转折：学海寻道与解放自我

        叶世昌与陈文莲的转变几乎是同一时段开始的，不过叶世昌是在学术上明确了研究方向，陈文莲则是改变某些旧观念将自己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在念私塾时，着长衫留长辫的先生喜欢摇头晃脑地给学生们讲些历史故事，叶世昌常常听得入迷，等到长大了些他发现自己家里就有不少历史书籍。在那物资匮乏的年头，这些书籍成了他的宝贝吸引他神游其中，没想到这为他之后的学术之路早早埋下了伏笔。

        大学毕业后，叶世昌留校继续学术研究，但并未在财经类的大方向中明确自己的专攻领域，直到1954年，茫茫学海中，一条吸引他为之付出几十年精力的道路渐渐清晰起来。

        那一年，叶世昌大学时的老师彭信威先生（后来成为同事）的力作《中国货币史》出版，他读后眼前一亮，不禁感叹道：“我发现了一个学术上的新天地，想不到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货币思想资料是如此丰富，同我的学术兴趣又是这样吻合。”史学本就是他从小喜欢的，货币更和叶世昌的大学专业密切相关，兴趣与专业的结合成了令他心喜的“新大陆”。

        巧的是，当时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恰好有一批古钱，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叶世昌抓住机会一边学习一边以《中国货币史》为依据为钱币配写说明，做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钱币陈列室，这成了他“中国货币史”研究之路上的良好开端。

        到了1959年，叶世昌在书店偶然看到了巫宝三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这让他再一次如获至宝，“这书同样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其中有许多货币思想资料。我发现当时的货币论战，从货币理论上看是属于货币本质论上的两个派别对立，即西方所说的货币金属主义和货币名目主义。”顺此思路他进一步深挖，从两派对立角度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货币思想，写成了《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

在自述中，他写道：“这不过是一本八万字的小册子，但是对于生平第一次出书的人来说，所受到的鼓舞自然可想而知。”

至此，茫茫学海之中叶世昌坚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货币史研究齐头并进的路径，在这条路上默默奋斗至今。

        陈文莲是老幺，还有一个大姐两个哥哥，家里长辈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家里男孩可以念大学，而女孩只需要有一些文化基础就够了。与裹小脚的大姐相比，有初中文化的陈文莲算幸运了。

        在上海前三年，她的大多数时间被家务劳动占据，为了解解闷，她也加入了上海财经学院家属委员会，义务帮助学校的老师们照看孩子。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这三年之中，陈文莲不仅积累了更多照顾孩子的经验，她具有的爱心、细腻也渐渐表现出来，这位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女性所具有的闪光点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1955年，正当叶世昌走向货币史研究之路时，陈文莲也引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踏出了迈进新时代的第一步。

        那一年，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那一年，女权运动家波伏娃受邀访问中国；那一年，陈文莲开始接受专业的儿童保健培训，为走出家庭独立工作做准备。

        那时，陈文莲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为丈夫孩子做好早餐后便出家门到新乡路一号上海市儿童医院接受培训。她们所学的内容涵盖营养、疫苗等诸多方面，回想起那段时光，陈文莲忍不住感叹道：“辛苦，很辛苦啊……这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再难也要努力学好，时代不一样了我很高兴也感到很光荣。”她的选择也得到了丈夫的支持鼓励，三年后，陈文莲进入上海社科院幼儿园工作，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耕耘：桃李芬芳，硕果满枝

        1993年的博士毕业生，现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向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尊敬的叶世昌教授，是他帮助我择定论题，使我有机会叩响这久已被冷落却又充满奥秘的智慧之门，并得以经过这里走向民族自身的经济学。”

        2004年毕业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冯华也曾提道：“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叶世昌教授和师母陈文莲女士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

        育人数十载，叶世昌指导了13名硕士毕业生，36名博士毕业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学生们眼中的叶世昌是治学严谨、为人亲切及思想包容的。对叶世昌来说，其实这是精神的传承。

        解放前，周伯棣教授常常主动关心学生运动，给予叶世昌们很大的精神支持，院系调整之后，叶世昌曾回忆道：“周老师虽是系主任，但毫无领导架子，拥有翩翩君子风度，淡泊名利，一心治学。”晚年时，周伯棣特意将自己收集的西汉、唐、明、清四朝会要赠予叶世昌，表达自己的关爱与期望。今天，这些书被整整齐齐地摆在叶世昌书房的壁柜中。

        尽管在学术方面不能给予叶世昌和学生们帮助，但陈文莲在生活中尽全力支持丈夫的学术、教育事业，让学生们感受到长者的温暖关怀。

        正是因为有她在耕耘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才使叶世昌有最充足的精力深耕学术。每到毕业季，有些学生专门穿上硕士服或博士服，来到这处位于国福路的小区，再爬上五楼，和恩师、师母在摆满学术著作的柜子前合张影，与引路人一起为这一阶段的学术生涯划上句点。

        而妻子所做的一切，叶世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被问到如何形容与陈文莲的缘分时，叶世昌只是起身，打开侧面书柜的玻璃门，拿出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学论集》，熟稔地翻到第647页，颤颤巍巍地指给记者看，上面写着：“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陈文莲女士，她包揽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心不二用，有更多时间投身于学术活动。”

图：1994年叶世昌与其博士生卢文莹

        不仅桃李遍天下，叶世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货币史研究领域也收获了满枝硕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三人合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册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近代货币理论史专著，填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2003年出修订版）；2001年，他与学生潘连贵合作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数千年货币金融制度史的变迁，他还在《中国金融通史》编委会的主持下，完成了第一卷“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于2002年出版。

        从动荡年代一路走来，叶世昌更懂得安定和谐的环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当1974年他回到母校复旦时，他感到“很亲切很热爱，能够回来也是对我的肯定”。那之后，他的大量著述面世，“很感谢复旦，使我有自由的学术环境，精神上也很自由没有压力，可以安安心心搞研究”。

图：叶世昌与学生欧阳卫民博士（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合影

图：2008年3月29日叶世昌教授80华诞暨从教58年庆典

相伴：“他不会用钱”——“她用钱总是对的”

        每天早上，陈文莲都会给叶世昌煮个鸡蛋和三个红枣，吃过早饭后，叶世昌常常待在书房钻研书本，陈文莲就看看报纸杂志或整理房间。到了下午三点半，他们一起下楼散散步，从国定路走到四平路再回到国权路，偶尔碰到老朋友也会热情问候几句；晚上吃过饭后，两人看看电视，再聊聊天。

        这就是他们一天的生活。

        “人生难免有小波折，我祖母告诉我，年纪轻苦不算苦的，老了享福才是快乐”，满头银丝气色红润、已入耄耋之年的陈文莲向记者传授她的人生箴言。

        在叶世昌眼中，他和妻子都是安静随和的，不仅在生活中不与外人争吵，结婚71年来，夫妻二人也从未争吵过；而在陈文莲眼中，除了安静随和之外，丈夫还有些“傻”——“不给他吃他都不知道的……把他照顾好就是我的责任。” 说罢，两人默契地大笑了起来，叶世昌说：“我现在都不会做家务，我的生活就靠她了。”

        在生活上不拘小节，但对待学术上叶世昌却有着超乎常人的严谨与执着。他始终认为理论分析要建立在对史料作深入发掘与严格考证基础上，相信“掌握史料越充分，越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为此，叶世昌在很早就有搜集史料的习惯，在早期他只能一笔一划将图书馆里的资料誊写下来，后来技术进步，他就把资料拍个照、印出来、装订成册，几十年下来，两种史料本积存不少，成了他最珍贵的宝贝。

图：叶世昌整理的史料

        即使年届九十，叶世昌依然笔耕不辍，常常去图书馆里采史料、在书房里钻研学问，而陈文莲就是他最坚实的依靠。

        当被问到多年婚姻幸福的“秘籍”时，叶世昌不假思索地答道：“不干预”。“我写写书，家里的事情我不管，我也很相信她，我就主要专心学术……我们就这样子不吵架，当然有时候负担太重了，家里事情很多，她难免发发牢骚，有时候话讲得稍微偏执点就停止了。”

        在学术领域，叶世昌是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而在家里，“财政大权”属于陈文莲。“我把钱都给她，我的钱我不大用，这样是互补的……男的不做家务很不好，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她用钱总是对的。”

        听了这话，坐在一旁的陈文莲哈哈笑道：“他用不来的，他不会用钱。我就把家务管好让他安心搞科研，为国家做贡献！”

  （本刊记者采访了叶世昌、陈文莲夫妇，在此谨致谢意。叶世昌，1951年复旦大学银行系毕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参与成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上海市钱币学会、上海市经济史学会等学术团体，并曾担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钱币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理事与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厦门市钱币学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来源：公众号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