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德寅：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先驱

2021年，是厉德寅先生诞辰120周年，厉德寅先生的长子厉无咎一行来访经济学院，与张军院长等人一起回忆了计量经济学家厉德寅先生的一生。

厉德寅是中国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开创者，他是最早研究经济统计、经济计量方法的中国学者之一，并在国内大学开设经济统计和数理统计在经济中应用等课程，培养许多统计应用人才。抗战时期，他一心报国为民，用自己所学之长，作为经济学家，为战时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1952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教授统计学、高等统计学方法论和品质管理学，为统计学发展留下种子。

厉德寅于1902年10月10日在浙江东阳槐堂村诞生，其父厉芷轩（号寿祥）为清末贡生，以务农为生。兄弟姐妹四人中，厉德寅为长兄，从小聪颖过人，自幼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即在设于祠堂的学馆教学幼童。后考入东阳中学，其学业名列前茅。平时生活艰苦，常年以梅干菜下饭。课余则帮父母编织草鞋出售，以补贴家用。

1920年，18岁的厉德寅从东阳中学毕业，考入学费食宿费全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作为长兄的厉德寅为了资助弟弟妹妹读书，还曾赴洛阳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担任数理化教师一年，工作挣钱补贴家里。1923年8月复学后，厉德寅继续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物理系学习（1921年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而衍变为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他成绩优秀，颇受老师教授们喜爱，特别是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主任胡刚复教授。

胡刚复教授是中国物理学科的先驱者，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他毅然拒绝了导师的挽留邀请，离开哈佛大学回国，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在南京师范学校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物理实验室，为学生们提供了难得的实验条件。叶企孙教授则是在1924年冬天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在东南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学。

1925年，叶、胡两位名师推荐厉德寅加入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总社正是位于厉德寅所在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由一群中国留学生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积极促进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

加入中国科学社后，厉德寅也开始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1927年2月，厉德寅翻译了英国皇家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William Bragg 著《声是什么》，由叶企孙校对，发表于《科学》1927年第12卷第3期。

他的求索科学之路，也在老师们的指导，关怀下逐步起航。

1925年，厉德寅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高等数学教师。后考取公费留学美国，于1930年3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1932年，厉德寅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同时经指导老师H. Jerome教授推荐，加入美国统计学社成为会员。 

1934年他完成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中的应用”，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这篇422页的论文综述了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概率统计的重要进展，特别研究了经济统计数据的特征及其应用，被后人视为经济统计学领域的经典文献之一。Paul B. Trescott教授在2007年出版了他们的专著: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xxiv; 442。这一时期被国外学者认为“在学位论文中研究“最尖端”经济理论问题的正是厉德寅。其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运用的数理分析最多，是中国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参见该书的73页）。

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袁卫等整理的统计留学生名单中，厉德寅的博士论文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第一篇系统地阐明当代最新数理统计理论和方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的论文，是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开篇之作。

获得博士学位后，厉德寅到欧洲各国游历，考察经济，丰富知识，还拜访了一些著名数理统计学家。其中访问了时任牛津大学高尔顿优生学主席、数理统计学奠基人之一的R. A. Fishe教授，他们深入讨论了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问题（参见其论文“二项展开式与正态曲线”第4页附注1）。

随后，厉德寅返回祖国，受聘担任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讲授经济统计学等课程。那时期他发表了“算学在统计学上之任务”（《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35年第2卷第1期），“二项展开式与正态曲线” （《计政学报》，1935年第1卷第4期），“相关方法与变量之分析及其在智慧分析上之应用” （《科学》，1936年第20卷第6期），“A Theory of Correlation ”（《国立中央大学科学研究录》，1936年第2卷第2期 7-37页）等论著⑽。其中三篇论文为中文写就，许多数理统计学的名词术语在中国为首次应用。由这些领先的研究工作中可以看出，厉德寅是中国最早学习和掌握当时世界上新兴的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的专家之一，也是中国研究和教学推广工作的先行者。

在国外留学期间，厉德寅不仅学有所成，还助力了中国科学社的发展。赴美之前，中国科学社社长竺可桢和总干事杨孝述曾委托厉德寅，请他协助在美国恢复和发展中国科学社美国支社，厉德寅遂积极奔走，颇多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国军血战三月，终因敌强我弱而失守。日军进逼南京和安徽广德，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撤出南京，退至武汉，迁都重庆。同时，还宣布改组长江沿线各省主政官员，直接领导各省抗战。

此时，厉德寅的岳父蒋作宾由内政部长改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任省保安队司令。战乱之中，蒋作宾未带一兵一卒于11月22日仓促上任，组建省保安部队抵抗日寇。未几，广德和宣城相继失守。南京也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

日寇大兵压境，潮水般涌入的大批难民与溃散的军人急需安置和疏散，又要组织民工配合守军修筑公路和保障运输，还要组织和训练民兵（保安队）维持治安和进行游击战抵抗日寇的侵略等等繁重任务。然而当时专区专员空缺良久，蒋作宾一时无人可用，急忙电召时任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的厉德寅前来救急。

厉德寅接电后本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不计个人安危，安顿好有孕在身的夫人，投笔从戎，直奔抗日前线。就这样代理了三个月的安徽第十行政专区专员，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后来他还应中央政治训练团邀请就这段经历作了“如何做好地区专员”的演讲（参阅“我如何做专员”，《服务月刊》1939 第2卷第2期 P16-26）。1938年4月李宗仁所指挥的第五战区在安徽省部署到位，安徽军政都由李宗仁负责，厉德寅遂辞去第十行政专区专员，回到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经济统计学。

1937 年 8 月，为应对抗日战争金融管理之需要，国民政府设立了四联总处（即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四联总处成立之初，它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国家银行，协调各行业务，配合政府贯彻《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对外汇实行初步管制，稳定金融市场以及融通资金，支持工矿企业内迁和扶持生产。至1939年，国民政府为了因应日趋严峻的战争形势，对其进行了改组，由国家行政当局、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交通部和各个国家银行之负责人共同组织理事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出任理事会常务理事，健全机构，扩展业务。至此，四联总处成为一事权高度集中的、具有权威性的战时金融总枢机构，即所谓“经济作战之大本营”。不仅参与各项经济金融大计之决策与筹划，并负责督导国家相关行政机构和银行贯彻执行。厉德寅于1939年11月被调任四联总处统计科科长，主管金融调查、统计、研究工作。

厉德寅在四联总处负责统计工作时，设计和编制了许多统计项目，以便尽可能真实、全面和快速地反映社会经济情况。例如他设计的“十五项物价每周指数”，采用十五种商品作为代表样本，以1937年上半年为基期，采用加权综合式计算，权数是根据1936—1937年有关生产、进出口和消费的部分资料估计出来，每周发表。这个指数因为所包括的种类少、计算方便，所以较其他物价指数发表得早，及时而准确，一直被沿用到1949年。

面对内忧外患的复杂形势，厉德寅在主持统计工作之外，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思考中国最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如整顿货币制度、发展金融，使其适应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吸收外资发展外贸，构建健康完善的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及关税自主制度、发展农村经济等。厉德寅胸怀忧国忧民之心，寻求救国图存之道，对上述这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均有深入研究，精辟分析，就此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新货币政策之史的背景及其将来》《改进中国国际贸易拟议》《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时应有之认识》《慕尼黑会议以后》《论对日经济制裁》《隔离外汇黑市之建议》（《财政评论》），以及《维持外汇法价与黑市汇价》《战时物价问题》《统制贸易之理论与办法》。

比如，厉德寅1939年发表在《外交研究》第1卷第2期的《论对日经济制裁》中指出，“美英荷苏法等国联合，平行制裁日本，不出十个月，日本必将崩溃。”在这篇文章中，厉德寅梳理了日本进口原料额，贸易商品价值等情况，测算了日本出口贸易、对外收支、银行存金等数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是资源缺乏的工业国，经济基础建立于国际贸易之上。一旦出口贸易被封锁，所有制品不能在国外市场销售，无法获得外汇来购取原料，大多数工业将因为缺乏原料而停业，其结果足以引起经济总崩溃，哪怕通过现金（包括外国证券）由第三国间接购进军需物品，最多也只能维持五个月。且日本财政本就因为巨额战争费用承受重担，如果受到封锁，更是难以为继。因此，厉德寅借由此文，有力地论证了对日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呼吁“经济制裁应为对外宣传之目的，外交之方针。”

此外，厉德寅还将目光投向农业金融，写下了自己对该领域的详细谋划。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历来落后于沿海和中部地区。民国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兵祸连连，农业金融枯竭，高利贷肆虐，农村经济十分凋敝。为了让西部地区农村能够支撑起抗战的经济，保障战时军民衣食和出口创汇之需，保证战时兵役、力役的输送，稳定广阔的农村社会，国民政府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西部农村状况，从战前发展合作、推行农贷的思路和实践出发，把农贷作为“复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其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各地农贷一时处于停顿状态。战前一些办理农贷业务的商业金融机构，由于战时商业利润的驱使，避害趋利，纷纷收缩和停办农贷业务，国民政府成了在战时国统区发动农贷的主要力量。

厉德寅目睹此情此景，先后发表了《三年来之农业金融及今后改进之途径》《树立兼营式农业金融体系之建议》《我国农业金融制度之展望》等论文。在《三年来之农业金融及今后改进之途径》中，厉德寅科学地统计分析了1937—1940年国家行局、各省银行、各省农民银行、各省合作金库、各省政府部门与合作机关等各类农贷机关的放款数据，完整的勾画出了抗战初期农贷机关组织的结构表征，为后续农村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调整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研究战时农业金融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厉德寅在他的这些论文中提出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各省分行，各县设立合作金库及下属合作社的一整套农业金融体系，发行农业债券等筹集资金，统筹办理对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大力推行农贷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这些建议被其任职的四联总处采纳推进，取得良好成效。

这时期厉德寅还曾任财政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和重庆商务日报主编，为促进当时经济刊物的成长和普及经济学做了贡献。

抗战爆发后，国内金融市场陷入剧烈动荡之中，货币投机、资金外流和套购外汇屡屡发生，不仅使国民政府外汇储备日趋减少，法币汇率不断贬值，而且也扰乱了金融，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

1939年，国民政府曾与英国共同出资组成法币平准基金，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扬，加上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不敷应付，中国只得分别向美国和英国探究成立新平准基金的可能性。

1941年4月1日，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与英国财政部代表三方签订中英平准基金协定，接着中美签订平准基金协定，随即三方开始着手成立一个统一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1941 年 4 月 25 日，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宣告成立，由中方三人（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美英方各一人 （美方为福克斯，英方为霍伯奇） 组成。

平准基金会设有研究室，对外汇和金融市场进行统计计算和分析以及相关政策研究的工作，这是平准基金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部门。经由孔祥熙推荐，才学丰富的厉德寅在1941年6月被任命为平准基金会研究室主任。工作期间，他还在《财政评论》上发表了“如何运用中美平准基金”的文章。

1941 年 8 月 13 日，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平准基金委员会正式运作。

按照约定，中美英平准基金协定于1943年6月30日到期。最终，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平准基金协定没有延长，平准基金委员会在1944年撤销，外汇管理权完全收归中国外汇管理委员会，兑付外汇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

厉德寅则在1943年5月18日向平准基金会主席陈光甫提交辞呈后，离开了平准基金会，调任经济部参事和交通银行总行设计处副处长，主管该行的设计和统计工作。1945年10月，厉德寅调任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总经理，并在1946年8月开始兼任云南大学国际贸易学教授，直到1948年10月离开昆明为止。他在云南大学还建立以其父名号命名的厉寿祥奖学金，以帮助贫困学生求学。1948年10月，厉德寅调任中央银行上海经济研究处高级专员。

1950年8月起，厉德寅任复旦大学教授，教授统计学、高等统计学方法论和品质管理学。随后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厉德寅被调到上海财经学院就职。“反右”运动期间，厉德寅曾对上海财经学院统计学专业的教学计划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统计调查不要只守着陈旧的全面调查和大样本方法，而把现代数理统计所发展的新的小样本方法放弃不用，是不明智的。” 他理性的言论与当时格格不入，因而遭到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受了多年的痛苦，1976年10月2日不幸病逝。终于到1979年3月才获得平反昭雪。

厉无畏二十年后终于又重回求学之路，考上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厉无畏长期从事产业经济、数量经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创意产业理论研究领域，因其对创意产业构建全面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国创意产业实践的关注和推动，在2007年被北京中国国际文博会授予“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先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革”结束后厉无忌考取了上海工业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后考取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获得运筹学博士学位。此后被聘任为贝尔实验室、AT&T、朗讯等公司研究部门研究员。其间还先后受聘担任罗格斯大学和新泽西理工学院的兼职教授。

在父亲厉德寅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厉家子女们虽遭受波折但依然坚强应对，终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滋润下又顽强的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