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2025年暑假复旦大学校友走访活动
走访同学：2024级哲学学院本科沈致远
王康，1995届国际政治系学士，1998届国际政治系硕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兼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一、 复旦岁月：机遇与成长交织的青春篇章
（一）结缘复旦的偶然与必然
1990年年初，作为天津市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王学姐初次与复旦大学相遇，而这也最终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时有一个推荐制度，复旦到天津市的重点高中选择优秀学生。”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表现，王学姐拿到了学校的推荐资格。尽管对招生的优惠政策不甚了解，但这份推荐资格让她在填报志愿时毅然选择了复旦大学，最终顺利被录取。 最初，王学姐报考的是复旦的“国”字头专业，如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当时，这些专业是“高大上”的象征，是众多学子追逐的热门。然而由于分数未能达到这些热门专业的录取线，她被一个全新的专业——行政管理录取。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她对这个专业充满了疑问。“我想了解行政管理专业是学什么的，什么是行政管理？”与此同时，录取通知书要求新生到南昌陆军学院报到。“为什么考的是复旦，却到南昌去报到？”怀揣着一连串的未知，王学姐踏上了复旦的求学之旅。
后来她才了解到，行政管理是复旦大学在1990年首次设立的专业，他们是该专业的第一届学生。而恰好在同年，复旦大学作为南方高校的代表，根据国家安排开展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科生在南昌陆军学院受训，理科生则前往大连，王学姐所在的班级就在其中。 在如此特殊的时间节点进入复旦，王学姐的大学生涯和学校新增专业的探索、全国重点高校军训共同起步，彰显出复旦“与时代同前进”的使命担当。
多年后，王学姐在工作中接触到了中山大学的夏书章先生——中国MPA之父。她才知晓，“国内行政管理专业的设立与夏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夏老是这一专业的积极倡导者。见到夏老时非常激动，我们读的专业是因为夏老积极宣传推动才设立的。”这份迟来的了解，让她对自己的专业多了一份敬畏与感激。
（二）师者如灯，照亮求学之路
在复旦求学的岁月里，老师们的身影是王学姐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国际政治系的学术氛围严谨而自由，王邦佐、曹沛霖、孙关宏、倪世雄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亲自授课，让年轻学子们得以近距离感受学术大家的风范。
国政系的老师做学问严谨踏实、思维活跃，对待学生也非常友好，与学生保持平等交流。在众多老师中，王学姐的导师朱明权教授给她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朱明权老师是历史学家王绳祖先生的学生，出身“名门”，待人诚恳，做学问更是严谨到了极致，因此被列为当时国政系的“四大杀手”（以严格著称）之一。很多学生对他非常畏惧，“我报名成为朱老师的学生时，还有人质疑我为何要选他。”但王学姐并不认同外界的传言，“朱老师并不可怕，尽管他待人接物风格非常严谨，但只要按照他的要求执行，就不会出现问题。”
事实上，朱明权老师在生活中对学生们关怀备至。“朱老师非常爱护我们，经常邀请我们到家里吃饭。王学姐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冬天，她和几个同学到朱老师家包大馄饨，“感觉特别温馨，有家的感觉。”这让当时远离故乡的她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更让王学姐觉得特别的是，每当有研究生毕业时，朱老师都会开一瓶香槟酒庆祝，喝完后的酒瓶会被立在他美国研究中心的书架最上方。“他送走了一批批学生，时间越长酒瓶数量就越多，逐排排列，这非常有趣，在其他老师那里也没有见到过。”
另一位让王学姐印象深刻的老师是曹沛霖教授。曹老师身材瘦小、个子不高，却和蔼可亲。作为江苏人，他总带着浓重的口音，但讲课却极为生动，“我们已经忘记他在讲课，感觉在讲故事或者聊天，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非常舒服和生动。” 有一次期中考试，曹老师布置了一篇小论文，王学姐说自己没有太用心。“后来曹老师上课时见到我说我的论文没有好好写，他只说了这句话，我顿时非常羞愧。”曹老师一眼就看出了论文中的短板，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反倒让王学姐非常汗颜。“我不希望让老师失望，期末就用心写了论文。后来曹老师见到我，说这次文章质量不错，我认真写了。”这件小事情让王学姐深刻体会到，曹老师不仅有水平，更对学生充满了关心。
正是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让王学姐深刻体会到了复旦精神——严谨治学却不僵化，关爱学生却不纵容。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为学生们照亮了求学之路。
（三） 在专业转换中的探索与收获
在复旦的学习生涯中，王学姐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专业调整——从本科的行政管理专业到硕士的国际关系专业。这一转换，源于她心中一直以来的“国”字头梦想。 虽然两个专业同属政治学一级学科，但在学科设置和专业内容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行政管理主要讲述市政学、政治决策、政府运作等方面。国际关系主要讲述中国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等方面。这两个专业的差别非常大，没有重合的地方。" 对于王学姐而言，专业的转换意味着要重新开始学习大量全新的知识。“我们没有学习过国际关系专业的内容，于是重新开始恶补国际关系史等专业课程。”在朱明权老师的指导下，她的学习进展顺利。由于朱明权老师专注于国家安全领域，王学姐的研究方向也与之保持一致，她的硕士论文题目聚焦美韩军事联盟，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为她日后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专业知识。
复旦自由而无用的学术氛围也在这一过程中深深影响着王学姐。她对自由而无用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自由是指学校的整体氛围，你可以自由学习，各种思想都可以交流碰撞，这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无用是指虽然看似无用，但是并未将追求功利视为一种目的。这种氛围让她能够基于自己的热爱去驱动学习，而不是为了功利性的目标，因此我非常喜欢这种自由而无用的氛围。在这种理念的培养下，我可以自主学习，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事实证明，这样的学习很快乐，没有压迫感，对我非常有用。”
二、 工作经历：从出版深耕到跨界育人
（一）出版界的深耕与突破
毕业后，王学姐进入天津人民出版社工作，这一待便是二十多年，“实际上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时间更长，我的4/5工作生涯都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她在这个领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谈及在出版界的标志性成果，王学姐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本书。“这本书是我们努力争取而来的，争取这个选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几个出版社都要做这个选题，最后，王学姐和团队的诚意最终打动了主要作者陈学明老师。书稿在2012年11月18日提交，而当时中宣部的国家主题出版项目要求在当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出版。
“一个半月的时限挑战了我的极限。作为新编辑，我在各方面都不熟悉，接到这个任务后压力山大。”王学姐回忆道，那段时间她不知道熬了多少通宵，有时候熬到凌晨四五点钟去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加工工作，最后终于按时出版。由于这是国家项目，所以对编校质量要求很高，“不能超过万分之一的差错率，时间紧任务重，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完成这本书后，她的身体也几乎不堪重负。
付出终有回报。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众多奖项，其中包括“五个一工程”奖——这是国家出版三大奖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奖项，对此王学姐自己都感到意外，“这个奖项获奖名额极少，且每三五年评选一次，没想到这本书能获奖。”
这本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选题和表达方式。一方面是选题切中要害，关注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个特色是用问答的方式开展写作。“当时3位作者征集了10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尖锐且具有挑战性的疑问，然后分工写作，对每个疑问做出有针对性的回答，从现实层面解答中国为何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这次成功的合作，为后续的系列出版奠定了基础。“我们从这本书开始与陈老师合作制作了一系列书籍，包括《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为什么还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套书的影响力非常大，目前仍然在不断加印和销售中。”
在王学姐看来，一本书的成功，离不开作者和编辑的密切配合。“我与陈老师密切配合，互相启发。陈老师主要负责内容把关，而我则负责出版形式把关，以最佳方式呈现这本书的内容。”她认为，出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产业，是从无形转变为有形的过程。“无形是创意和理念，即我想做怎样的选题，未来想出怎样的书。我有这样的想法后，需要策划选题、选择合适的作者并完成写作，在书稿完成后再进入出版流程，经过一系列编辑加工，最终将其制作成一本书。”在这个过程中，“编辑能充分体现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我认为这个过程非常有创意。”
（二）南开大学的跨界挑战
2024年3月，王学姐调到南开大学工作，不仅负责出版工作，还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担任老师。 虽然是以兼职的身份做出版，但王学姐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一块。王学姐坦言，“目前在出版方面还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出版机制运转顺畅，那么未来可能会更多地投入教学方面。”在出版社的改革上，王学姐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是出版流程不顺畅，人员配置和部门设置也不够合理。还有一些历史问题，例如未结账款、库存积压图书等，处理起来比较困难。”针对这些问题，王学姐借鉴了之前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我们首先需要进行改革，重新设置机构，取消不必要的部门，对于需要加强的部门重新设立。同时，对每个部门的人员进行规划。在制度建设完成之后，我们进行了全员竞聘。我们希望在改革之后，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工作。同时，我们也在逐渐消化历史问题，不断开拓美好未来。”
在教学方面，王学姐目前主要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分为很多专题，我主要讲授几个班级的文化建设专题。出版也是文化领域，此外我平时的主题出版工作，很多都涉及思政教育和时政，对于文化建设有一些理解。” 对于刚介入教师角色的王学姐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好在有一个过渡时期。尽管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王学姐认为，出版工作与教学工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文化建设专题与出版工作天然契合，这种联动让课堂更接地气。她也在努力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希望能在推动出版社发展的同时，在教学领域也能有所建树。
三、 未来展望：坚守初心，寄语后辈
（一）对出版行业的思考与规划
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纸质书受数字化影响较大，读者阅读兴趣发生了改变。现在媒介变得更加多元化，音频视频等丰富表现形式更吸引眼球。因此拿起书本变得更加困难。 但王学姐认为，纸质书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如果进行系统学习，那么纸质书的效果会更好。从纸质阅读对大脑的刺激来看，它接收的信息最持久。另外，纸质阅读对眼睛的伤害小，更加健康。从版本保存来看，纸质书具有优势。据说在适宜温度和湿度的保存条件下，纸质书通常可以保存100年。而电子产品很可能随着平台的消失而丢失。
同时，她也强调，传统大学出版社必须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转变，就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各种效益也会受到影响。具体而言，王学姐认为改革可以从实现纸电同步、开发数字教材、发展文创产品入手。其中她尤其关注在文创领域的尝试。“我们会从小而精的产品入手，比如结合出版社的优秀学术著作，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同时，我们也会积极与学校师生合作，征集文创设计方案，让更多人参与文创产品开发，形成良性互动。”
（二）对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看法
在王学姐看来，出版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目前全国高校中开设出版专业的并不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出版人才培养必须面临转型。“技术发展非常快、媒介冲击非常大，传统出版必须跟上时代步伐，积极响应数字化时代对媒体的期待，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职业素养方面进行变革。”王学姐认为，出版专业属于应用型专业，而非理论研究型专业，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目前很多学校在出版和新闻领域都设置了行业导师，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转型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行业导师可以让学生尽早接触行业的发展现状，了解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对于他们未来的就业有很好的指导价值，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此外，王学姐强调，出版行业虽然规模不大，但行业规范非常多，对编辑的要求也很高。“编辑需要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地去查看，需要关注出版导向、常识性问题、文字问题和标点问题。还要与作者配合，了解作者的风格，并帮助作者处理体例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职业素养培养方面，不仅要保持对学术热点和出版前沿的敏感度，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等话题，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细心、耐心和责任心，以及良好的沟通和学习能力。
（三）对后辈学子的期许与建议
面对文科生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困惑，王学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真诚的建议。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文科学体现了社会的运作，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都需要文科关注。只要有人存在，有人的社会存在，人文学科就必不可少。”虽然目前文科有些“冷”，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物质基础的不断进步和生产资料的丰裕，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是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石。
在专业选择方面，王学姐建议学生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无论什么专业都需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来选择，这样未来才有发展空间。”她认为，专业学习只是为未来打基础，关键在于具备学习能力。“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学习成果很快就会过时，因此你还需要继续学习。因此，一个基础的素质最重要的是具备学习能力，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具备判断力和觉察力。我认为如果拥有这些基本能力，那么在复旦无论学习哪个专业，未来都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对于国政专业就业的“困难”，王学姐并不悲观。“根据我的经验，国政系毕业的学生是‘万金油’，可以到很多地方工作。我的同学在政府机关、传媒、法律部门工作，甚至与专业相差甚远的如会计师事务所任职，没有看到受到专业限制。”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宝贵平台，王学姐在最后深情勉励学子们：“复旦国务学院的名号响亮、学科实力强、发展历史光辉，老师们有个人特色、学术能力强、关心爱护学生。同学们要珍惜在国务学院学习的机会，多读书、读好书，成为一个有志向、有能力、有修养、有健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