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培华：学术人生，有恒为本

徐培华的高中是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原为同济大学预科），当时的高中校园，融在同济大学之内，他们与大学生同住宿起居，同食堂餐食，同操场运动。那时同济附中学生只有周六才能放假回家一趟，家在曹家渡的徐培华，为了省下公交车路费买书，心甘情愿从五角场徒步两个多小时回家。他还记得，途中会经过四川北路的新华书店和旧书店，一看到书，他便常常忘了回家的时间。第二天周日，他常常又去福州路书店一条街，尤其要逛古籍书店，里面有许多是有着油墨香气的线装书，每次闻到这种味道，内心的喜悦不可言状。由此培养起来的淘书习惯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藏书堆满了家中大大小小的三个书房。

同济大学一直以建筑专业为优势，徐培华因自小喜爱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对同济大学园林建筑历史文化研究名师陈从周教授尤其钦佩。徐培华原先也打算报考同济的建筑专业，学习园林建筑文化，却因历史原因，高考取消，理想亦随之破灭。

1968年，高中毕业的徐培华被分配进上海纺织局所属的上海纺织机械针布厂（前身是解放前德国人创办的远东钢丝针布厂）工作。1973年，徐培华由原任厂团总支副书记调至上海纺织机械公司团委工作。这期间，徐培华常常组织青年团干部举办读书会、诗词创作朗诵会，自编话剧、歌剧演出和歌曲演唱会，丰富了青年们的娱乐和文化生活，并逐渐展现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

1974年初，徐培华参加了纺织局组织的理论写作组，被派往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室学习理论知识，并参与由丁祯彦等教授负责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学教材的近代部分。他还记得自己被分配参与写的两位历史人物，分别是龚自珍和魏源，也是在这个边学边写的过程中，为自己积累了不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功底。

下半年，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始招收经济研究班，由叶世昌老师负责，打算从上海规模最大的两个工业局，即纺织工业局和上海机电一局，各招一名学生。时机垂青，徐培华经局里推荐参加面试。面试过程中，叶世昌老师除了询问徐培华的爱好和专长外，还另外要求写两篇文章递交。令徐培华记忆尤深的是，他上交的其中一篇文章是谈论毛泽东主席1966年在信中用于自我性格剖析的“虎气”和“猴气”，交上去后不久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和他一同入学的是上海机电一局的华东师大政教系66届大学毕业生赵德明。 

1975年2月，徐培华正式加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班下设的中国经济史教研组，组长是陈绍闻教授，后来也是徐培华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培华进教研组后，一直担任陈师的助理。回忆陈师，徐培华心中满是感恩知遇之情：“他待我亲如家人。当时我还没成家，他会问我如何打算啊？他还关心我是否在学校申请住房，有什么困难？陈老师住在复旦第四宿舍，我经常到他家里去做客，所以我和师母、他的儿女都非常熟络。”

不仅如此，陈绍闻教授对徐培华“爱看杂书”的爱好也很宽容，陈师本身在文学方面造诣也很高，而且能够从中发现他人所不察的经济问题。有一次，陈师突然问起徐培华关于《红楼梦》的观后感，徐当时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感觉此书是文学作品，与经济思想无甚关系。后来陈师话锋一转：“你去研究一下《红楼梦》里是如何收租、放高利贷的。”这让徐培华开了窍，原来可以从中了解研究中国古代的租税制度和高利贷史，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后来张薰华教授为77级本科同学讲《资本论》课程时，特意安排他作一个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史”的讲座，徐培华也由此得到锻炼和课题研究的启示。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徐培华每天起早贪黑地跟着叶世昌老师去学校文科图书馆查找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史料。“当时还没有复印这么便利的技术，全部都是拿着笔记本或单页纸一页一页手抄。而且古籍、线装书都很珍贵，抄写时要特别爱护，就特别累”，不宁唯是，“同样一本书，我们还得反反复复地读，因为有时在摘抄过程中，开始不觉得这句话重要，感觉不是直接在讲经济，与经济思想的关联不多。但回过头想想，又觉得它阐发了一些原始的经济思想，又要倒回去补。”由此可见，整理史料花费的时间精力之巨。

许多当时摘抄的资料，徐培华至今保存，他认为它们留存了叶老师的治学严谨的形象。叶世昌教授在史料研究方面注重第一手资料，严谨扎实，给徐培华树立了做学问的榜样。回想起这段师从两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大儒的求学时光，徐培华毫不犹疑地肯定道：“这应当是我最受益匪浅的人生阶段，也让我深深爱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

两位名师不仅学术造诣高深，而且对学生不吝教导。让徐培华进入专业研究打下基础的，是参与由两位导师牵头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先秦部分）的编写，徐培华具体撰写墨子的经济思想。在此期间，徐培华1978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墨翟的经济思想》一文以及1980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都是经过两位导师的精心修改和推荐后得以发表。后来，徐培华出版的诸多经济思想和论与历史文化相关的著作、论文，都是这段时期陈、叶二师吩咐其整理的史料作为基础，后续逐渐完成的。在陈、叶两师的提携下，徐培华以合著或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出版了《中国学术名著题要》（经济卷）、《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国经济史学要籍介绍》、《中国古代经济文选》、《中国近代经济文选》等著作和教材。

“我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家，不能仅凭单一才能，他同时需要经济学理论、哲学功底和史学方法三门学科的交融互通。”从小积累的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加之陈、叶两位名师的悉心栽培，徐培华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有所建树。

从1977年2月毕业后，徐培华顺利留校任教。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时，兼任学生党支部书记、辅导员、班主任等行政工作，1991年升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与此同时，徐培华行政与教学、学术研究两不误，依旧带研究生，给本科生、研究生讲课。

1993年申请美国福特基金成功后，徐培华向学校提出“外出访学”申请并获批。随后他征得了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会委员的柯伟林教授的推荐，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哈佛大学访学。在哈佛的两年半时间，徐培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东亚系、和燕京图书馆参加学术交流和研讨，结识了杜维明、史华慈、傅高义、张光直等享誉学界的学者。他安排时间参与杜维明教授在东亚系为研究生作的儒家思想研究课程和小班讨论会，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常有学术讨论交流，邀请傅教授夫妇到自己家中品赏他夫人做的中国菜肴。当时燕京图书馆的吴文津馆长也为徐培华的学术研究给予诸多便利和帮助，甚至亲自写推荐信，让徐培华赴密西根州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查阅复印哈佛没有收藏的学术资料，来回交通、住宿、复印资料等费用都由密西根州立大学提供。

在1996年初，徐培华又被邀请到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一年，他的办公室正与同来访问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相邻，他得以有机会向老前辈请教。处于世界学术的极盛之地，徐培华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极大开拓。

更重要的是，彼时作为西方世界里华人学者的徐培华，受到了诸多关注。例如1995年夏天，受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费用全由该委员会承担），徐培华作为在哈佛的中国访问学者代表，与其他在美高校访问的中国学者代表一同参观了华盛顿、纽约、费城、西点军校等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景点，在美国的部长家里，在庄园、牧场等各居住几天，体验不同阶层的日常生活。

因为一手好字，徐培华获得了许多传扬中华书法文化的宝贵机会。当时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邀请他为作为学联标志的文化衫反面题词，写的是“哈佛大学，求真索谛”。它是横写“哈佛”，而“大学”二字写在“哈佛”的下面。再下面是“求真”，最下面是“索谛”。这样由上往下看，是竖排左右二条各四个字，左边成“哈大求索”，右边是“佛学真谛”，读起来讨个有趣。文化衫的正面，邀请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访问学者，用细笔勾勒的弥勒佛图像，他大腹便便，一脸笑容，就是笑嘻嘻的佛，雅称“哈佛”。徐培华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曾多次作中国书法的讲座，与热爱中国书法文化的国际友人探讨和交流，不少美国朋友也收有他的书法。

自1977年2月起，徐培华先后为经济系和经济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文选、中国人口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企业经营思想研究、政治经济学、物资经济学、市场经济学、市场营销学、高级经济学讲座等课程。自1983年起，他被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长期聘为主讲教师，为外国留学生开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改革开放与政策等课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学系经历教学改革后，经济思想史类课程不再是每学期的必修课程。教学量的缩减，使徐培华不得不被安排转型到新的课程教学。“那时候，浙江省物资厅有一批学员要来复旦培训进修，所以被系里安排上《物资经济学》。两年后这个培训班又被取消了，我则被分配去上《市场经济学》，后来又上市场营销学等”，一开始，徐培华还百般无奈，但后来也在这些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新点，“因为我所讲的市场营销问题，不是员工层面的销售，而是企业家层面的营销，作为营销的内容首先是理念，是品牌，包括对客户的诚信、真诚、呼应客户内心的需求，往大一点来讲企业需要营销它的企业文化，其蕴含的文化才是一个品牌的核心所在，而不是仅仅营销一个具体的商品。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利用我先前在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积累，进行创新开拓。”

徐培华注重教书育人，其每年的课程都增添新的内容，不断更新教学大纲及课件内容和细节，并且讲课风格生动活泼，平日里他留心收集正史以外的民间轶事，用于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听讲兴趣。同时，多年来他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先后涉足松江、青浦、江苏苏州、江阴、常熟、浙江温州、萧山、南浔等地，了解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企业管理等情况，以及与各地企业家就经营管理理念、企业文化等方面深入讨论交流。

课堂之外，徐培华亦有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他曾先后为几十家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和许多省市政府部门作过培训咨询策划，如山东海尔集团、珠海格力空调、东方航空公司、中远集团、上汽集团、阿里巴巴、杉杉集团、深圳电信公司等；金融企业有工商银行总行、建设银行总行、交通银行总行及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还为山东省、浙江省、海南省、河南省、温州市、无锡市等省市政府作“中华文化与现代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文化与品牌”方面的讲座与培训。他认为从企业发展的四个层次来看，企业管理越是发展，与文化、哲学越是靠近，文化与哲学的作用就越大。就拿品牌来讲，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是管理的竞争，其实质是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管理，是企业和产品的文化与哲学含量的竞争。

在关于企业管理思想的讲授中，徐培华善于运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哲学智慧，并经其重新阐发后，这些遥远的“中国智慧”在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中再次焕发生机。例如，他多次强调“义利观”在如今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中的重要地位；又以“道”为核心，他认为企业管理者应该把握好“三道”：为人之道、用人之道、经营之道，引得听者连连夸赞，在课后纷纷与其握手，感慨获益匪浅。

除此之外，徐培华还多次在上海东方大讲堂，江、浙人文大讲堂及各地政府、企业、高校等作“中华国学与领导智慧”、“传统文化与人文素养”、“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华国学与企业管理”、“国学智慧与财富人生”、“周易与儒道佛”等演讲，曾为在中央电视台CCTV《百家讲坛》演讲嘉宾曾仕强(《易经的智慧》)、鲍鹏山（《论语》）、曲黎敏（《黄帝内经》）在上海的演讲会担任主持和点评，节目中能够感受到的，依然是徐培华对中国人文学识的不懈求索和不变热爱。

2006年，徐培华与他的团队创建的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成立，其宗旨是借助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运用经济学和华商经营管理理论，服务于中国国际化运作的需要，汇聚世界华商的成功经验与智力资本，打造华商经济运用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不断成功。

中心自成立以来，注重研究和总结世界华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华商的成功经验，从学术理论上加以归纳、总结、提炼，构筑华商经营的成功之道，用于指导当今和未来的华商企业经营实践，完成了国务院侨办、上海市侨办等政府部门及华商企业等委托的研究课题，组织了多次高质量的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例如从2006年10月开始每隔二年举行的“复旦华商高峰论坛”，多次活动学术层次高，专家学者华商企业家济济一堂，主讲嘉宾演讲精彩。2018年由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公关协会、澳洲大洋传媒集团、澳洲新天地集团联合举办的“中澳自贸论坛”，在澳洲墨尔本举行，汇集了中澳的经济学家、旅澳华商企业家等，澳洲的政府官员和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商务参赞出席致辞，徐培华作了中澳经济合作前景的主题演讲。

复旦华商研究中心组织了几十次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讲座，复旦、交大、华东师大、上海社科院等专家学者和华商企业家出席交流；并有百余次企业管理文化和企业家文化素养提升的经济与文化联谊活动，考察调研山西汾酒集团及晋商的历史与未来，以及走访调研和指导长三角地区华商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文化与企业精神。

华商中心还十分关注海派文化，为了扶持社会上一份较有影响力的民间刊物《海派文化》报，由中心于2012年第1期开始，担任《海派文化》报的主办单位，徐培华担任主编。中心曾先后组织该报十周年、十五周年庆典的百人大型学术论坛，对弘扬海派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为人师表教不倦，德高学厚益求精。徐培华在学界耕耘近五十载，始终不忘对中国文化珍粹的深沉热爱。无论是从事史学研究、讲授管理类课程还是参加社会教学活动，徐培华的学术人生，身体力行，正如几十年前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故人墨宝所书——“有恒为成功之本”。

来源：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