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申元、朱玉香：携手风雨中，相伴余生

1973年春节，和当时的许多上海年轻夫妻一样，吴申元和朱玉香在建国西路陕西路口的陕西坊弄堂的亭子间成婚。不到10平方的房间，布置了一套时价五百元、上海家具厂生产的“36只脚”家具。婚礼那日，家里花费了几百元请熟悉的厨师上门办了两桌酒席，邀请至亲好友见证这对新人的重要时刻。也是从那时起，吴申元伉俪携手半个世纪的故事在相处的柴米油盐中、相伴的点滴日常里、相扶的布帛菽粟间徐徐展开。回望相偕岁月，今年已82岁高龄的吴申元笑意吟吟看向妻子：“蛮好，这辈子不容易，但现在都很好，孩子们也都还行。”夫人朱玉香笑着点头附和：“是呀，到老了生活也很和美。”

朱玉香习惯称呼吴申元为“吴老师”，讲起相处日常，她能立刻桩桩件件数出“吴老师”百般的好，“不是我说他好，他学生个个都说他好”。在朱玉香眼里，吴申元做事认真，待人真挚，“对学生一视同仁地好，现在也常有学生上门看望拜访”；他生活简单，注重家庭，对两个女儿的教育极为上心，“除了家庭就是搞学问，就这两件事，他也不欢喜其他，要么就看看书。”

相似地，吴申元对外人提起家中琐事也习惯称妻子为“我老太婆”。他能记得许多有关“我老太婆”的生活细节，并且将场景绘声绘色地还原出来：“我老太婆年纪轻的时候每个单休的周天都要拿洗衣板唰唰唰地手洗四五条被单，洗好再从二楼拿去底楼小花园晒，很重的。洗好被单坐下来说休息了也不行，还要打毛衣还要做衣服。打毛衣的时候听听红灯牌收音机就算休息了。”吴申元边讲边模仿着太太那时边做家务边咿咿呀呀跟广播摇头吟唱的样子，在他的描述里，能干勤劳几乎是他关于太太全部记忆的共同注解。

夫妻两人都是耿直脾气，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里少不得磕磕绊绊。“我们争争吵吵那可是不断的，她脾气也不让人”，吴申元笑言，“但没有什么根本冲突，没什么事情，吵了以后也没什么冷战的”。闻言，朱玉香笑着在旁补充：“他比较直爽，我也很爽气的，所以我大事小事都欢喜争。但争了之后吴老师一直让我，就好像刚才一个东西吵过了，他马上就来问你，你不理他，他还是要问。不过夫妻就是这样子对吧？所以这一辈子我们夫妻也没有隔夜仇。”

培养出两个优秀的女儿是老两口最大的骄傲与慰藉。如今大女儿定居新加坡，没有疫情的时候每年带着外孙回国探望。小女儿在上海一高校任教，业已成家，带着外孙女常伴在二老左右。然而这枚共属于二人的优秀父母功勋章，夫妻俩却互相谦让。“我们能把她们带得还不错，那还是我老婆功劳，最基本的生活完全照料得井井有条。”结婚一年以后就有了大女儿，朱玉香抱着孩子乘24路公交上班。“我老太婆上班前会先把小孩在厂前面的托儿所安置好，到了中午或者一定的时间再出来喂奶，又上班又带孩子很辛苦的。”朱玉香觉得没有什么，“我四十出头就回来不上班了，也没吃什么苦，他不容易，主要是吴老师把两个孩子培养得蛮好”。

从陕西坊的亭子间到宛平路的小二楼，再到复旦二宿舍直至今日的高层楼房，住房条件的改善是这个小家庭打拼发展的具体写照。1990年，朱玉香工作的动力机厂从离家近的南面搬到了通勤难的北面，“我厂里的领导很讲人情，对我也好，他说路这么远孩子这么小，你可以回去，你回去公司不打折扣给你100%的工资，到了55岁办正式退休的时候再回来。”彼时，吴申元凭借以最负盛名的专著《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担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我说那就不要干了，反正我当时外快还可以，稿费、出版费、讲课费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比较多。”

于是，朱玉香在家做起了“买汰烧”（上海话，“买菜”“汰衣裳”“烧饭菜”，意指“家庭主妇”）成为家务主力军，“他专门赚钱搞学问，你不能叫他又要搞学问又要做家务”。说起妻子回来后的变化，吴申元笑着称赞道：“她回来以后基本操持家务，其他本事不说，菜越烧越好，每天在电视上看做菜的跟着学要怎么弄。”相应地，吴申元承担起了作为家里唯一收入来源的重担，“那么我就辛苦一点，外面外快多挣一点就行了”。1994年，大女儿想要自费前往新加坡“拿青春搏明天”，吴申元倾力相助，“我挣着这点钱就给我女儿用”。

家庭分工明确，两个人为了家庭“倒是蛮齐心协力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在为小家庭努力打拼”。烧菜、裁衣、洗涤，朱玉香基本上什么都会，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女儿们小时候的裤子衣服都是朱玉香自己做的，“社会上有卖纸样的，照着画下来剪一下缝好再烫一烫，就和买的一样还便宜很多”。后来有点钱家里购置了缝纫机，“缝纫机一天到晚地拿来做衣服做裤子，我有空就找好看的花样画下来照着织毛衣”。孩子长得快，朱玉香就试着给裤腰加个松紧、裤腿补截花边，即使是小女儿穿姐姐传下来的衣服，款式也依旧好看新颖。想起这些往事，吴申元不由慨叹：“现在真正老了回忆倒也蛮有意思的，那时候是很苦的，就是打拼过来了，两个孩子都就这么带大了，能带大女儿们总算还不错。”

1972年，朱玉香经人介绍认识吴申元时，他还是淮海路的服装商店柜台售货员。“认识我老伴是在‘文化革命’中，她是厂里的工人，是工人阶级，那时候很吃香的。我是‘臭知识分子’，大学刚毕业就被弄在商店里面做营业员，十年里换了两个商店站柜台。”兴趣不在经商的吴申元不喜欢商店的工作，这份算不上事业的活计没什么正经事干，也看不到什么发展的未来。那时商品凭票供应很是紧俏，平日里便总免不了应付熟悉的同学朋友间的“予个方便”的人情走动往来。“那时候我烟也抽上了，不过酒是不喝的，抽烟一个是因为无聊没个正事干，另一个也是商品供应紧张开路用的。烟一直抽到70岁以后就戒掉不抽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烟酒不沾了。”

困顿之中的吴申元只得抽空读书，在排遣隐于时代尘埃的不甘与落寞的同时找寻破局的机会。朱玉香理解丈夫的苦闷，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第一年，已为人父的吴申元在妻子和母亲的支持下毅然决然报考了复旦经济系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我是一定要叫他去考的，他喜欢学习，我肯定支持。”吴申元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凭借着出类拔萃的深厚国学历史功底，在16个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顺利被录取。“考试考英语，但我高中和大学学的都是俄文，从来没学过英语，不过第一届考试允许带英文词典现场去看的。”考研是谋求发展的难得的机会，幸运的是吴申元把握住了，“那时候年纪还轻，对现状不满意总是要想想发展的，考研改变了我的命运”。

进入复旦是吴申元人生重要的分水岭，选择修读中国经济思想史并最终留校任教且在这个学科有所建树，吴申元觉得并不是偶然，“我的生性，因为我有上代的影响，有我所谓的特长，我对古文、对历史知识明显比我的同代人在没进学校以前就不是多一点点了，那时已经看了很多书，掌握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了。”吴申元出生在江阴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其祖父吴诚是史册留名的清末民初数学家、中医，书斋名“近圣居”，在江阴办过新学很有声望。祖父晚年移居无锡的洋房中有满满当当18个书柜的线装书籍，那是吴申元少时国学启蒙和此后知识沉淀的重要资源支撑。吴申元的父亲吴静山“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高级知识分子”，1917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理化专业毕业后在北京等多地教书、写书、译书，三十年代初回到上海在中国公学做教授后，又受柳亚子之托担任上海通志馆编纂部主任，由理转文，为上海地方志的研究创新开拓方向并积累了一定的前期研究成果。吴申元曾主持编撰我国第一部以城市命名的大型综合性词典《上海词典》，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祖父辈文化基因的传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申元人生道路的选择。

除了既有国学禀赋的适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条条框框的限制，与现实政治能够保持一定的疏离，也十分契合吴申元的性格与经历。“改革开放前30年，我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直接影响了还是孩子的我的正常入学和发展；改革开放后30年，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了，命运得到彻底改变。”1958年高考录取率高达96.9%，然而史上最高录取率的这年，学习成绩优异的吴申元却不能进大学。高二，班主任组织班级学生参观并模仿照写彼时校园内流行的大字报“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是大材小用”。喜欢文艺、擅长写作的吴申元“写得比较花里胡哨，被大家记住了”，高三毕业之时便被揪作“重点批判”对象，“‘吴申元必须低头认罪’的标语斜着贴满了教室”。就这样，十八岁的吴申元在迷蒙中被打入另册，只得前往合肥模型厂暂时安身。做车工的五年里吴申元坚持读书学习，1963年环境有所变化，吴申元想着过了几年了便又去考学。成绩一如既往地好，可去向却由不得自己做主，“上海财经学院也没报过，更没有报会计统计专业，我不喜欢数理化，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的东西。但我想自己已经是打入另册的人了，有个大学书念念，将来有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就很好了”。就这样误打误撞，吴申元开始了与经济学科的缘分。

五年的大学时光也在动荡中一晃而过，“高中毕业待了五年，大学里根本没学什么东西待了五年，毕业后分配到服装店当营业员待了十年，你看人一辈子黄金年华唉……”即使朱玉香早已对丈夫坎坷的生平了然于心，再听其讲述时仍专注地看着丈夫认真倾听，满是心疼地喃喃：“真的，吴老师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感谢邓小平、感谢复旦是吴申元回望一生总结自己获得的荣誉和成绩时由衷地慨叹。“前半辈子失去不少，后半辈子得到也不少，总的来说还是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后来还能有一些小小的成就真是不错，我感到也不愧此生。”1987年，《中国人口思想史稿》获美国王安研究院1986—1987年度汉学研究奖。王安研究院强调，这一成果“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有重大贡献”。王安研究院院长克兰奇夫妇亲临复旦大学颁奖，吴申元成为国内获此奖的第一人。“我很感念谢希德校长和学院的师长前辈们，我的成长与成就离不开他们的提携和扶助。”

留校复旦后，吴申元逐渐找到了自己生活的节奏，“时时处处顺着自己的心来，我这个人生活很随意，思想也很随意，做事也很随意，只要人感觉舒服就行”。他乐意同学生们交流，每次都有新感触，“我不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怎么样，循规蹈矩如何？天马行空又如何？”他热爱写作、热爱读书，他会在当时的畅销杂志《文化与生活》上每期写一篇特约随笔，“我好吃也爱吃，所以专门谈吃的东西”。他喜欢写诗，“会讲究点诗意，念上去感觉舒服，有点意境，抒发一点感情”。朱玉香在旁笑说：“吴老师是能写的哟，可赚了不少稿费和版税呢！”

“吴老师精神头是不是蛮好的，记性也蛮好的？他要是不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出他生过大病？”接受采访近两小时，八十二岁的吴申元说话依旧中气十足、思路清晰。然而岁月不饶人，老夫妻两人年事渐高，身体确不如前。前些年吴申元生了场大病，“医生说活不过三个月的时间，我现在活了三年半还多，我看再过三年半我也死不了”。耄耋之年的吴申元言及生死哈哈一笑，心态极好：“我早就活过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了，我还有什么遗憾？”

朱玉香前年突发脑梗，所幸送医及时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精神和体力下降明显。“当时头晕就马上去看，也没折腾吊针，住了两个星期医院就好了。一直到现在看上去我还可以，脑梗一般是会什么都忘的，我没有。不过现在我家务做得比以前少点，吴老师也不让我做。”被提到的吴申元赶忙补充：“家里经济条件很好了，不需要做什么了嘛，我老太婆她自己能动就什么都要自己做，太辛苦了。”

临近午饭点，家里的座机响了。小女儿给老两口点好了外卖，嘱咐他们按时吃饭。“我们家庭发展还是蛮顺当的，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到现在老了，经济还蛮富裕，虽然生过病，但幸好也没有太大的事情。”吴申元伉俪携手同行的时光已逝五十年，在点滴日常相处、相濡以沫相伴、不遗余力相扶中，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