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思嘉：择善而固执之

文｜廖鹏宇

“我没有后悔的决定”。徐思嘉的说话风格像她本人，清利而明快。

2002年，徐思嘉分毫没有考虑几家公司递来的橄榄枝，选择保研成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研究生。2005年，外资投行首次向清北复交招收员工，徐思嘉毅然踏入这个对她来说稍显陌生的领域。这11年中，她在不同的团队间轮岗，积累了不同领域间的丰富经验，参与的融资和并购项目总金额已超过1000亿美金。2016年，徐思嘉主动调整工作重心，从香港返回内地结婚生子。入职美团后，徐思嘉的工作职能逐渐向企业管理方向转移。

对她而言，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优先级，而她冷静地作出选择并坚持下去，平等地热爱并感激每一份工作。

徐思嘉进入复旦颇有些“波澜不惊”。她初高中均就读于上海市第三女中，在此期间，徐思嘉一直属于优秀学生。面向上海优秀中学生的叔蘋奖学金，她一连拿了十几期。作为上海人，复旦大学是一向她心目中的最优选。考虑到自己并不想离开上海，徐思嘉顺利填报并进入了复旦。

1992年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民众对经商陷入痴迷和追捧。1997年，亚洲爆发了罕见的金融危机。在美国金融投机商等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如当头棒喝。徐思嘉想要摘下“经济”这层危险神秘的面纱，因此她的专业大方向很快确定，只在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的选择上有些纠结。高考结束后，她第一次步入复旦校园时，华民老师和庄起善老师正站在世界经济系的班前侃侃而谈，而华老师的风度和幽默深深吸引了她。她笑着说，是华民老师把她带到了世界经济系。

徐思嘉坦言，另一个原因是“对自己比较有自信”，而世界经济系正是那个年代复旦高考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

不料，这种自信在第一步就摔了个小跟头。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从初高中老师安排好的学习节奏突然转换到大学里的自主学习，徐思嘉还没有掌握好合适的学习方法，考试成绩不甚理想。从高中时期的年级前五一下子跌落到大学里班级中部水平，她感到有些受挫。

挫折很快变成了动力。在课余时间，徐思嘉开始和班级里的同学做学术方面的探讨。尤其在临考前，她“一定要把一些问题刨根究底，不管它考不考”。如果找不准学习方法，就多花时间，自主摸索。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她基本上一直都是一等奖或者特等奖奖学金获得者。在她眼里，大学和高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大学的课程是更偏自主探究的学习。“这对日后的人生也比较实用，因为大学是在帮助自己去训练思维，然后变成一个终身的学习者。”

2001年，大三的徐思嘉经选拔，和其他三名复旦学生一起，代表复旦大学赴香港参加国际青年峰会。这是她第一次去香港，也是第一次参观港府、受太平绅士接见，体会到了香港经济的极大繁荣。“我觉得非常开阔眼界。”面对一段多年前的交换经历，她提起时话语中犹带兴奋，重复提到“exposure”一词。

在青年峰会上，徐思嘉和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台湾同学赠予她永康站到宝安站的火车票，寓意是永葆安康。香港大学的学生代表团多次表达回归后香港被北上广深赶超、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上海取代的担忧，这都让她感到新奇。

然而，在青年峰会的末尾，33个国家和地区的同学原应以一个盛大的庆典仪式作结，在庆典上学生们要拿出自己国家的国旗拼接成一面大旗。鉴于台湾同学不愿意撤下青天白日旗，徐思嘉等几位来自大陆的学生向校方请示后，拒绝出席最后的庆典，以示严正抗议。

2003年，研究生二年级的徐思嘉参与了校级Holland Fellow交换项目，前往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参观游览并于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课题讨论。在同一个小组中，她结识了现在的先生，与一同前往的学生也至今保有很好的联系。通过这些朋友，她首次接触到了“投资银行”这类金融机构。

这两次交换项目让香港和纽约两座国际金融中心展露在徐思嘉的视野中，国际社会的多元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职业道路。徐思嘉渴望更多国际间的“exposure”，在她眼里，香港宜居度高，适合华人去打拼，是自己从事金融行业工作最好的选择，这也成为她日后来到香港工作10年的契机。

2005年，徐思嘉研究生毕业。同年，所有外资投行首次在中国大陆，面向清北复交招聘员工，徐思嘉也因此试探性地投递了简历。据她回忆，当时一共只有不到20人被录取。

由于投行极其看重应聘者曾经在投行实习的经历，包括摩根士丹利、瑞信、美林在内的一众投行都拒绝了缺少相关经验的徐思嘉，唯一的例外是摩根大通。在面试阶段，摩根大通的最后拍板人是其前任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李小加。比起过往的实习经验，他更重视应聘者的软技能和综合素质，最终将offer发到了徐思嘉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Charles Li是我的伯乐。”这是徐思嘉的心声。

然而，此时的外资投行对大陆学生具有歧视待遇：清北复交学生的职称为本土分析员，常春藤大学学生的职称为全球分析员。因此，徐思嘉只能留在北京的工作室工作，接触不到公司大部分的业务团队。她的薪酬也是同批入职的外籍学生的一半，按照惯例，一至二年后她才可晋升至全球分析师。

在摩根大通的前几个项目，徐思嘉心里憋着一股劲：自己不比常春藤大学的学生差，这种不公平的分级制度应被取缔。在一年后的纽约，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徐思嘉当面将两个问题抛给了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如果开展中国业务本土人才很重要，为什么中国大陆毕业的学生不能和其他常青藤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在香港亚太总部工作，得到更多的培训和在职训练机会，有更多的exposure？”杰米·戴蒙看起来很诧异，他在最后的讲话中特意提到：“我听说中国的妇女都很aggressive，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在看来这话不假。”

不久后，清北复交的学生被重新安置到了香港总部，之前的这一分级制度也遭到废除。中国学生们用工作结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徐思嘉也得到了连续两年跳级的机会。

但对于徐思嘉来说，更广阔的平台、更多的机会和历练，同样意味着“更忙”。投行人之间有这样一句标语：“你不能乘坐早上第一班以外的飞机。”工作者需要保持24小时开机的状态，每一分微小的时间都被填满。据她回忆，她入职时每周的工作时限不低于100小时，即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如果碰到一些突降的紧急项目，三天内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在银河证券港股发行的最后路演阶段，为了满足交易所的新披露要求，所有中介机构在印刷商连夜修改文件、校对。“这一个礼拜我只睡了15个小时”，徐思嘉对此印象尤深。

因此，徐思嘉非常感激在复旦就读期间养成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法，以及在自主学习中培养出的高度自律。凭借出色的业绩，徐思嘉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摩根大通的“Star Performer”。她也能藉此参与摩根大通几乎所有标杆性项目。她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有毅力、有定力、有耐力的人，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抓住每一个机会磨砺自己。据徐思嘉估算，她参与的融资和并购项目里的总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金。

在摩根大通的11年，徐思嘉也有幸辗转经历了多个团队，成为了一个跨行业、跨产品的多面手和执行专家。从分析员开始，她先后任职于中国投资银行组、亚太区自然资源组和亚太区TMT组，专注于中国企业的各类资本市场融资项目和跨境并购。2007年前后，大量国有企业开始跨境并购自然资源，相关委托接踵而至，徐思嘉加入了自然资源组，有幸参与了多个标杆性的并购项目，例如，中国铝业公司拟以195亿美金投资力拓公司的买方财务顾问项目、中钢集团以14亿澳币敌意收购澳大利亚上市公司Midwest的独家买方财务顾问项目，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以38亿美金企业价值、100%现金公开市场要约收购挪威奥斯陆上市公司Awilco Offshow ASA的买方财务顾问等。

2010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海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华泰证券等一系列金融机构陆续在港股上市，徐思嘉是摩根大通参与这些项目的核心执行成员，积累了丰富的金融机构港股上市保荐经验。在海通证券的项目上，当时她只是第三年的associate，但已经承担了项目执行负责人的职责，作为工作主导方，打破了香港联交所必须在交表25个工作日后才能安排上市聆讯的记录，之前整个香港市场并无先例。

随后，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掀起了在美股上市和融资的浪潮，徐思嘉又轮岗到亚太区TMT组，服务了阿里巴巴、小米、携程、金山软件、中芯国际、万国数据、猎豹移动等公司，融资项目涵盖美股上市、股票增发、债券、可转债、银团贷款等。

投行是一个男女比有些悬殊的地方，越到高层越由男性主导。在徐思嘉刚进入摩根大通自然资源团队时，队伍11名成员中除她以外均为外国男性，这让她印象极深。

但在徐思嘉眼中，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为她带来了一定优势。这种特质部分体现为男性常常显得更有侵略性，而女性能更好地平衡各方面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得更周全，会做更多换位思考。徐思嘉反复强调和创业者、同行、客户的长期纽带。她对自己的要求是，在工作中尽可能以客户为中心，“让客户觉得我是一个trusted adviser”。在十几年的投行工作，她确实也用实际的工作成果得到了每位客户的认可和信赖，

在和同行的合作中，她也希望各方能够朝着共同的项目目标出发，朝着客户的利益出发，处于一个和谐相处但良性竞争的状态，最终能使这个项目得到最好的结果。徐思嘉在摩根大通参与了众多由多家投行共同完成的标杆性项目，在这些大型项目上，她都能平衡好和各方的合作关系，在为客户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在项目中与同行和中介伙伴们结下了友谊，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而在摩根大通内部，她也是年轻同事们值得信赖的mentor，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徐姐”。

然而，女性的身份更多是对自我抉择的不断拷问—事业还是家庭。徐思嘉坦言，在投行工作避免不了出差和应酬，而频繁的出差使女性更难以平衡生活。在摩根大通用13年的时间直接晋升到董事总经理曾经是徐思嘉最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这一晋升的最快时间。但2016年，经过充分权衡，徐思嘉忍痛告别摩根大通，接受了当时华泰联合证券投行掌舵人刘晓丹“三顾茅庐”的邀请，决定重返北京和先生结婚、组建家庭。提出离职申请时，摩根大通上下都觉得非常突然，当时摩根大通的亚太区负责人Nicolas Aguzin (欧冠升）先生在一周内再三挽留，但徐思嘉还是毅然决定迈出这一步，重返内地。相比之前在北京、香港和境外频繁往返出差，徐思嘉在华泰证券可以独立负责跨境并购业务，工作的时间、弹性和自由度都相对更大。她对此十分通透：“我觉得我的人生到了另一个阶段，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平衡。”

机缘巧合，2018年，美团高管团队在招募一名经验丰富的banker。一名徐思嘉先前在投行项目合作中结识的前同行对她非常认可，向美团高管团队推荐了她。徐思嘉欣然接受，她笑称本科时就想做企业管理方面的工作，但是第一份职业选择了投行，现在终于有合适的机会管中窥豹。

在美团进行面试的时候，徐思嘉已经怀孕九个多月。接受完最后一位高管的面试两天后，她进了产房。几天后，徐思嘉在月子中心拿到了美团的副总裁offer。对此，她淡然得出奇：“我当时其实也没有过多地去看这个offer的细节，我只是觉得，去企业看一看是我自己在那一个时刻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成为美团副总裁后，徐思嘉主导执行了美团的香港IPO及上市后所有资本市场交易，负责设计并执行公司的资本战略，同时负责所有的投资人对外沟通工作，包括合规披露等。在这个过程中，徐思嘉和其他职能部门密切合作，深度地了解到了美团管理的方方面面。和以往在投行的工作不同，美团的工作使她能够“近距离地看到业务实质上是怎么做的，并伴随企业共成长”。

“虽然说我现在做的是职能相关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实质去为公司的一些业务去做贡献，但可以通过和投资人的沟通，为公司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公司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我的沟通让更多的投资人、包括社会公众，认可我们公司的价值。”在徐思嘉的推动和执行下，2018年美团克服了当时不利的市场环境，通过香港首次公开发行筹资约42亿美元。随后美团发行美元债券20亿美金，是中国BBB评级区间民企在美元债券市场的最大首发，也是相同评级和年期美元债中的最优定价。2021年，美团通过股权增发和可转债发行共募资近100亿美金，股权增发是香港市场上最大的公开增发交易，可转债发行实现了是中国发行人历史最高的转股溢价。每个季度，她都会和境内外投资人保持积极良好的沟通，让投资人能够更了解美团的长期投资价值和短期业绩情况。目前，美团是香港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最重要的成分股之一，也是香港流动性最好的股票之一。

谈及未来，徐思嘉非常乐观：“通过科技去赋能零售，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我很认可这样的公司使命，在美团工作我觉得非常自豪。”《中庸》云：“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徐思嘉继续行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无惘亦无惧，坚定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