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6日晚，复旦大学海南校友读书会在海口太阳城大酒店举办当月读书分享活动，第一次阅读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传世名著《生活与命运》。
与会的校友与嘉宾有（以报名先后为序）：段曹林、郭瑞俊、郑春晓、方筱、王格平、杨光东、吴秀玲、蔡志中、潘婕、赵晨、何声芬、汪海鸥、张东风、翟金玲、赵欣、王杨、吴晓丽
主持人：郭瑞俊
主分享：郑春晓
1大 书
郭瑞俊：一本厚重的大书 
这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差不多有1000页，写的是1942年底到1943年初二战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一个片段。它全景式扫描了苏联和德国二战中前方和后方的各种人物和环境，带给我们非常沉重的思考。
这本书把我们带回了俄罗斯文学的斯大林时代。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以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为代表，俄罗斯作家曾经带给我们很多的震撼和思考。但关于斯大林时代却只有三部有分量的书，一部是《古拉格群岛》，一部是《日瓦戈医生》，再有一部就是这本《生活与命运》。前两本书都给作者带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迫于国内的压力没有去领奖。在序言里，推荐人梁文道说，这本书比那两本书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王格平：选书由来 
现在的阅读（包括价值观）各方面反差越来越大，看法上相差也比较大。可能年轻人对这类书不感兴趣，或者绝大多数人不感兴趣，不想读这类书。不光是小说，不光是苏联时期的，也包括中国的文革或者是再早一些的，很多人都不感兴趣。为什么？因为觉得太遥远了吧？感觉跟现在没有什么关联。其实真的没有关联了吗？
我们今年“追寻经典”系列选择读这样的一本书，首先是想倡导这样的理念——就是让现在的年轻人，让后人对极权主义（无论纳粹也好、斯大林主义也好、中国文革也好）要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不能认为这个东西在历史上不会重现。其次，现在新威权主义有一定的市场，很多人甚至认为新威权主义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是有好处的。但对于国家恐怖，我们一定要保持提防之心，这样的东西是不应再出现的。
我们选择《生活与命运》这样一本大部头的书来阅读，体现了复旦读书会自身的一种理念，并希望大家能形成共识。
郑春晓：作者格罗斯曼及这本书的命运 
有这样一本书，梁文道说，这是他做读书节目二十多年来，最想给观众介绍的一本书，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
这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一部禁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做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在斯大林时期禁书很多，赫鲁晓夫时期已经比较开明，禁书并不多，主要就是两部，一部是《日瓦戈医生》，一部就是《生活与命运》，这两本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是由俄罗斯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翻译介绍到中国。这本书原来的中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一生遭遇坎坷，磨难重重，在艰难的岁月下怀着对人性的憧憬，翻译了500多万字俄罗斯文学，有我们熟知的《日瓦格医生》《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其中《静静的顿河》和《风雨人生》是力冈先生最喜欢的两部作品，他在译者序最后呼吁：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是我们不特别熟知的一位作家。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这里有乌克兰最大的犹太人社区，父母都是犹太人，早年离异，她由母亲独自抚养成人，1912年到1914年短暂生活在瑞士，母亲曾经是法语教师，他们一家是已经世俗化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很好地融入了欧洲生活。格罗斯曼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30年代开始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的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做了大量广泛受到欢迎的战地报道。战后发表了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1937年入选苏联作协，在苏联算体制内的作家，作品曾被提名斯大林文学奖。1941年纳粹入侵乌克兰，母亲死于犹太人大屠杀。他也是世界上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
1905年出生的格罗斯曼和苏联人民一起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经历了1937年的肃反运动，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作为战地记者，他能让各行各业的人不论男女都信任他，狙击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俘，以及在德国占领区冒着被治罪的危险继续授课的学校老师，纪录了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他得知母亲遇害的详情后，第一个写出了纳粹德国死亡灭绝营真相。作为体制内的作家，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了如指掌，深切感受到极权体制下每个人内心的恐惧，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眼见广大人民用鲜血换得胜利之后，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下，作者流着眼泪书写历史史实，探索苦难根源。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反思都是格罗斯曼的反思，他有着执着的对真理的爱和批判的智慧。
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了斯大林。这本书写了8年，1960年完成。尽管在后斯大林时代，创作这样一本书还是需要巨大的勇气。这一次，克格勃只是逮捕了这部书稿，没有逮捕人。按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苏斯洛夫的话说：这本书会引起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并且断言这本书两百年之内都不会出版。格罗斯曼1964年在痛苦中死于胃癌，生前没有看到这本他“呈献了生命”的小说出版。1974年手稿被拍摄成缩微胶卷偷运出苏联，80年代初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1988年在苏联出版，引起轰动，被称作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段曹林：全景、写实、真切 
本书的可读性看起来稍逊一筹，没有特别抓人的情节，也没有格外凸显的人物。从小说流传的角度，也会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在我看来，作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写作的初衷。
这本书，我概括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全景式描写，选取的时间跨度很小，但空间覆盖很广，人物众多，场景、人物有代表性，他是想借此反映特定背景下整个社会不同层面的境况和心态。
第二是写实性。这确实是小说，但又借助记者的眼光和笔法去尽可能地呈现事实，作者通过场景铺叙、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等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确实做得很成功。
第三个是真切感，作者把自己的感受、沉思深度代入，很多地方写得特别令人感动，发人深省。故事发展的平淡和断续，避免了读者过于关注情节本身，而有可能跟着作者沉重的心理变化一起去体验，一起去思考。
这种类似于报告文学的写法，使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兼而有之。有些方面确实处理得非常高妙，比如它的结构，篇幅宏大、人物众多、空间跳跃、线索交织，仅仅通过一个家庭，就把整个内容有机地贯串在一起，厚重而不庞杂。
张东风：文学的魅力 
1无限的可能性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而这种思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他能给我确定性的答案，我知道这肯定是错的。咱们学理工科出身的，很容易产生科学化的想法，想为社会系统，包括对现行的一些政策的，建一个模型进行评估，以寻求更好的制度方案。但从人文科学角度来说，特别是从文学的角度，它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有无限的可能性。
2写实性
这本书特别好的一点，就在于它的写实性。作者本身是一个战地记者，所以他的画面感很强。它的叙述手法与很多著名的小说不同，有时候情节设计并不圆满。比如有一些人名书中出现过一次，后面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种现象在名著中是不多见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品。作者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他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段历史。就像本次疫情中，一个武汉小伙子用一段视频记录了武汉空城，打动了很多人，可能远胜于在那段时间的主旋律宣传，因为他很真实。
3借鉴意义
我们有这样一个阅读群体，而且有这样一本书的存在，本身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而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一定是小众的群体，根本没必要把它变成一个大众群体。因为这样的书，本身就不太适合作为大众流行的读物。
这样的书，首先是要有人把它写出来，其次是社会上要有人去关注它、阅读它，而不论人数的多寡。因为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忆，反映的是对于时代的一些思考，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需要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有人去讲述它、传承它，这可能就是我们读书会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人关注时，我愿意做那个阅读者、传承者。
方筱：政治学参考书 
这本书虽然是小说，但我觉得可以列为政治学的参考书目。我很想给每个小章节加一个标题，因为书中或叙或议，每个小章节都自成体系，加上小标题可能更利于阅读。这中间有很多议论，都是非常贴近政治学的，比如极权，比如人性，比如自由。作为小说，它既有对现实的描述，也有对政治的深刻洞见。
郭瑞俊：沉重的时代背影
1沉重不应回避
我们60年代生人，在这本书里能读到很多自己相对熟悉的记忆。比如维克多回到莫斯科之后填履历表的情节，几乎与我们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无数次填表的经历一样。如果你有家庭出身问题，或者阶级成分问题，那么你填每一项都是惊心动魄的经历，内心非常挣扎。在这本书里，作者用几十页的篇幅来写填履历表的过程，带给我非常惨痛的回忆。
梁文道在他的序里说，不希望这本书成为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如此的波澜壮阔，如此的惊心动魄，但是现在中国人与俄罗斯人一样，都已经把《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类名著束之高阁。人们觉得这只是过去时代的悲惨记忆，既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又何必去揭这个伤疤呢？
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去读一读这些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经典著作。这样一本书确实很大也很沉重，但沉重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如果我们一直回避沉重，将来沉重可能就会有一天再次落到了我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身上。
2底色是自由和善
我觉得，这本书的底色其实是自由和善。比如书中描写的被围困在6-1楼里的那些人的那种自由，因为他们随时可能面对死亡而无所恐惧，才获得了一种自由。对这种自由的讨论是这本书里的亮点之一。另外关于普通人那种微小的善的力量，本书也有十几页的大段议论。这是作者要坚守的人文价值之一。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极权体制？因为它最终伤害的就是人的自由和人性的善。
3时代背影
这本书让我们审视了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背影，记取了一个时代的足迹，然后带给了我们应有的沉重而深刻的思考。
2战 争
郑春晓：斯大林格勒会战
时间：1942年7月17日—1943年2月2日
主要指挥官：保卢斯、曼斯坦因、叶廖缅科、崔可夫
苏德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在1937年开始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苏联红军中有超过3.5万名军人牵连被捕，其中大约1.5万名军官被处决。这大大地削弱了苏联红军在战争前期的军事指挥能力。41年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袭击，苏军一路溃败，大批苏军被俘，大片国土丧失。1941年10月1日英、美、苏签署《莫斯科议定书》，宣布英美提供物资支援苏联抗击德国。当时苏联颁布了270号命令，不许投降，不许后退一步，所有的战俘都将以逃兵对待，国家会剥夺其家属的所有权力及救助。这一命令更导致苏军百万战俘叛变。苏军迫不得已，改变政策，先不看党员出身，是否有历史问题，而看他能不能打仗，重新启用一批能打仗的军事指挥人员充实到前线。直至1942年7月爆发斯大林格勒会战，德军进攻受挫，双方在乌克兰东部陷入胶着，互有胜负。苏军凭借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不断增强的人力物力逐渐占据主动，于1943年8月，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挫败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战略攻势，自此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最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达到了最高的热潮的同时，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体系。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单从伤亡数字来看，该战役也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双方伤亡估计约两百万人以上，更以双方无视军事与平民分别而造成的伤亡著称。城市几乎完全变成了废墟，双方对城市中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建筑物都进行了反复的争夺，
两军的士兵经常近在咫尺，可以互相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看到对方如何吃饭、刮胡子、取水，很多士兵也因此死在对方狙击手的枪下。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由巴甫洛夫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共计6人）占据了城中心的一座公寓楼，并顽强地进行抵抗。士兵们在大楼附近埋设了大量地雷，并在窗口安设了机枪，还将地下室的隔墙打通以便通讯。这座顽强的堡垒被苏联人骄傲地称为“巴甫洛夫大楼”（最后仅剩一堵墙还留到21世纪，上面雕刻着士兵抵抗的画面，右上角刻着58以表明斯大林格勒会战他们6人坚守了58天）。这也许就是书中6-1号楼的原型。
3极 权
郑春晓：极权体制、反犹与国家恐怖
1极权体制
这本书最大胆也最受争议的是拿两个你死我活互相撕杀的政体对比，说出他们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极权体制，是党统治的国家。
苏联人民认为他们是在打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德国纳粹认为他们最大的敌人是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而且马克思就是一个犹太人，希特勒甚至认为整个西方应该感谢他，是他阻止了共产国际的扩张。偏偏有这样一个喜欢哲学思考的纳粹军官，在纳粹集中营中和苏联战俘也是苏联党的创始人之一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两个政党本质是一样的，并且一直在互相学习借鉴对方的经验和手段，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为了国家的利益消灭异己。这个问题让这个老布尔什维克非常痛苦，不敢继续思考下去。
作者在小说的开始写到“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棵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但是无论是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还是在苏联的古拉格，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不管你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是白俄军官还是红军战士，是托尔斯泰主义者还是神职人员，一旦被剥夺了自由，一律被强制剥夺了生命的个性特性，变成了一个数字一个符号。
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这2500万人包括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一步步地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必须压制这一切。
在这种高压专制下，家庭成员、情人、朋友，每个人有自己的痛苦、迷茫，无法互相倾述互相安慰，因为不知道谁可能是告密者，每一句真话都是有风险的；血统论、出身论又把社会关系里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人们逐渐丧失了表达的欲望和能力。在书中，不止一处描写到一个人因为一次可以直抒胸臆的聊天而觉得畅快无比，事后回想起来却胆战心惊。既有在喀山科学家晚上的聚会，也有在沙漠中一个简陋的小屋中两个军官酒后的闲聊。
只有一个地方是特殊的，6-1号楼，这栋楼是斯大林格勒战场上风雨飘摇的一个孤岛，里面生活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战前有的是技术工人，有的是农民，也有音乐学院的学生和哲学老师，他们相信每一次阻击都是善良在战胜邪恶，在这里每一个人可以真实的做自己，自由的说话，平等的互相对待，自由的讨论，甚至可以谈论和平时期禁忌的话题——内务府的官员，1937年被杀害的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实行集体化时农民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象征着自由、正义，为自由而战，可以堂堂正正死得象一个人。
战争中失利的一方，人民会重新评估、评价国家的政策、党领袖的魔力、法典、宪法、民族性格、民族的过去和将来，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这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个统治者在战后不同的命运。
2纳粹的犹太政策和死亡灭绝营
这本书我个人认为唯一的缺憾是它的文学性不是特别强。作者在书中有大量的议论沉思，大胆、深刻、精彩，触动灵魂。维克多的母亲是一个生活在乌克兰的眼科医生，在乌克兰犹太人隔离营中写下了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真实的还原了犹太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剥夺了工作、财产和生存的权利，周围邻居的冷漠，隔离营中的各色人等和人们不肯熄灭的生存的幻想。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一个已经高度文明的欧洲国家，如何能够做到用极端的方式消灭了600多万犹太人？历史原因，宗教仇恨，希特勒的个人排犹倾向都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书中有很大的篇幅描写纳粹犹太灭绝营是如何建立、运作、管理以及实施的。这是一种很多人共同参与的协同作恶。作者说：20世纪上半叶在历史上将占有特殊地位，因为他是伟大科学发明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但是20世纪上半叶将以普遍残杀各阶层犹太人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而这一残杀运动还有种族和社会理论的根据，当代现实社会抱着不难理解的谨慎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犯罪者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洗脑的宣传唤起一般人对犹太人的憎恶和仇恨，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受害，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的问题。被系统性屠杀的犹太人和沉默的围观者，实施屠杀的参与者，都表现出最惊人的一种共性：“顺从”， 这种顺从说明有一种新的可怕的力量对人的影响。极权社会的超级暴力，足以造成所有人类灵魂的麻痹，极权国家的强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的对象。因为反抗是没有希望的。
战后对奥斯维辛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一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根本上“很不德国”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的加剧和恶化，犹太灭绝营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必然产物。
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牲人”，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是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悔意。
3国家恐怖
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是苏联的内部监狱，这个名字在小说的前半部只在纳粹军官利斯的嘴里出现过，但是它一直是徘徊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恐怖幽灵。那些让人恐怖的深夜的脚步声、敲门声，那些被带走关进卢比扬卡内部监狱的人，一年半载之后都认了罪，有的被发往古拉格，有的从此彻底消失。1937年夏季的夜晚，从卢比扬卡和共青团路经过是特别可怕的。汽车送来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它好像是通向地狱的入口，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在内部监狱里消失了。这里面就有弗拉基米罗莫娜的儿子米佳，有女儿柳德米拉的前夫阿巴尔丘克。人们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个无罪的人、曾经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都服服帖帖地认了罪，为了不被带进卢比扬卡没有共产党员敢说真话。人能够战胜恐怖，所以小孩子能够在黑暗中走路，士兵能够战斗，可是有一种恐怖，却很特殊，这就是1937年在莫斯科上空用变幻莫测的红色字母写出的恐怖——国家恐怖。
小说的最后，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一直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苏联红军政委克雷莫夫，也是小女儿叶尼娅的前夫被带进了卢比扬卡监狱，揭开了它的面纱。坚强的克雷莫夫，忠于革命事业的克雷莫夫，一直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克雷莫夫，最终也认了罪，因为只要你是一个人，都有生理和心理承受的极限以及致命的弱点和软肋。
蔡志中：极权的产生 
作为一本鸿篇巨制，《生存与命运》能在封禁多年后在全世界范围受到如此大的关注，说明它与其他经典书籍一样具备同一种特质——即书中思想能穿透历史的尘埃在久远的未来熠熠放光。在本书中，作者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自由。作者本人数学物理专业的背景，让他的思维能完美地在文科和理科的概念间穿插、融合。作者在文中主要选取了三个场景：纳粹集中营、科学实验室、斯大林格勒。通过许多分散的细节故事还原了这几处场景的真实写照，以多处精彩的类比，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首先文中用法西斯主义和物理学作对比，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原则同现代物理学有惊人相似之处”，通过“法西斯要消灭居民中某些阶层，因为这些阶层的反抗几率高于其他阶层”这样荒谬的论述，从而推理出了“法西斯同人类不能共存、必然灭亡”的结论，因为“一旦法西斯战胜，人类就无法存在”。
接着，书中用法西斯和斯大林极权作类比。关于纳粹集中营里的场景，文中是这么描述的：“在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直上百万人的监视大军，但实际上在这些集中营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职责”。可以看出，在极度压迫的纳粹集中营里，囚犯已经完全麻木，自觉地接受了集中营给他们安排的新角色。在描写到：“人们忍受着长时间的酷暑，从清晨到深夜等着处死，知道这一切的母亲们还预先为孩子们准备饮水和面包，千百万人生活在自己建造自己守卫的集中营”时，作者发现这个时期暴露出的人的本性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就是顺从。而在描述斯大林格勒一端时，作者以人物交流的口吻提到：“斯大林建设的是国家所需的一切而不是人民所需的一切”、“这种民主对我们的事业毫无帮助”等，在对话中穿插了自己的看法：“元帅、作家、科学博士和人民委员是国家的仆从，而田野劳作的人，也称不上是主人”。并以契科夫的话重申自己的观点：“让所谓伟大的进步思想走开，从尊敬人、热爱人开始，这就叫民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他看到了与法西斯相似的影子，如：“一个排字工人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排错一个字母被判7年”、“劳改营里的人被分为三六九等，犯人通过绝食喝水自杀”、“通过刑事犯来统治政治犯”等等。从这些写实的描述中，他认为“他仿佛一个物理学家，研究阶级反斥力获得巨大成就，但认定这是社会发展真理，忽视了民族的、超越阶级的共同性的强大万有引力”，“国家不是果，国家是因”，并大胆地喊出：“XX主义已经破产”。在他的小说中，他并没有认同某一种制度，而是真正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个体的角度，去批判极权统治，充满了对个体、对人性的关注，试图通过一遍遍的呐喊去唤醒人性。
如果去了解书中这段历史，考察希特勒及斯大林极权滋生的根源，我们可以推出一个更普遍的结论——极端的外部压力是极权产生的沃土，也是忽视生命的根源。不论在小说还是现实，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如此。在文中描写了一个叫罗森贝格的会计，每天都在计算被焚烧的尸体，他已经完全变成了机器，那些尸体在他脑中只是一长串的数字，直到他被带入犹太人区域。在这里，我联想到美国政府的做法，在这次疫情中美国领导人的做法与这里非常相似。在美国社会分裂严重、疫情失控、自己权力无法稳固而遭到巨大压力时，人命仅仅是数字，选票胜于一切。当死了20万人的时候，总统说原本可以死200万，但现在才死20万；当记者批评说美国总体患病率最高时，他却一直炫耀自己病患死亡率最低，失去了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这种漠视生命的语调跟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何其相似。
4未 来
郑春晓：爱与希望
残酷的战争和极权统治的双重碾压，集中营、古拉格、内部监狱、大屠杀，巨大的恶笼罩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的天空，人类还有希望吗？人还能作为一个人活下去吗？
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那些人性的种子，在维克托母亲写给他的信里，在柳德米拉失去儿子托利亚的泣血痛哭中，在薇拉和她牺牲的飞行员情人的爱情中，在科学家维克托不向体制犬儒屈服的抗争中，也在平凡的乌克兰老太太递给饥饿的俘虏的一块面包中，还有不肯参与毒气室建造而被枪杀的犯人，以及陪着犹太小男孩走进毒气室的犹太女医生身上。在宁肯坐十年牢也不肯揭发丈夫，陪着丈夫走向古拉格的妻子们身上。
战争结束后，弗拉基米罗莫娜站在成为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城市街头，想到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和他们的命运，有这样一段话：世界的命运，历史的浩劫、国家发怒的厄运、胜利的荣光、失败的耻辱，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那些可以称为人的人。不论等待着他们的是劳动的荣誉，还是冷落、失望和穷困、集中营和死亡，他们都会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死去，那些牺牲的人便是能够像人一样死去的人——这就是他们可歌可泣的做人的胜利，战胜了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
蔡志中：现实中的极权
小说中处处充斥着对极权的批判，也引发我对日常的联想。例如在企业管理中，也时时存在着这种影子。现在网上经常批判的一个词，叫“职场PUA”。它的定义是：职场中上级对下级的精神控制，即领导精准打击员工的自信，以达到从精神上掌控员工的目的。其结果是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压力”，下级无论怎么做都会被批评打击，而后员工逐渐否定自己的价值，被迫服从领导的权威和羞辱，深受折磨。按一般的思路去推论，这种管理方式注定要消亡，应该采用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才能激励起各层级“向心力”。由于极权存在于压力较大的环境中，当组织领导人无力去承担更多压力时，就容易采取这样简化粗暴的管理方式。目前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外部压力急剧增大，我们可以预见到，不论企业或政府，都很有可能更多地出现这样的现象。
最后我稍微开个脑洞。在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面临绝境的计算机为了生存，控制了全人类的思想，将人类作为能源进行奴役，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极权体现。而当人类面临整体的生存危机时，便有可能出现不同形态的极权模式。回到现实中，随着计算机和生命科学突飞猛进，有些科学家已经在研究如何将人类思维保存在计算机中以实现永生，而马斯克等人则已经开发出脑机接口。可以想象，未来人类在面临生存危机时，是否会有人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以人民生存为理由，通过技术的手段，控制大多数人的自由？极权和自由永远是相斥的，如果未来真有那么一天，那么信仰存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民族的、超越阶级的共同性的强大万有引力”理念的人们，或能引导人类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翟金玲：几点体会 
1、矛盾是永恒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去攻击苏联？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个威胁。但1998年我到德国留学时，简直太震惊了，人家都有洗碗机了，感觉至少要领先我们五十年！直觉上，德国的社会形态、福利制度似乎更像社会主义。但是当年他去打苏联，就是为了不让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何其矛盾？！
2、善恶之间的斗争是永恒的，没有善就无所谓恶，反之，没有恶也就不存在善。德国人一直追求完美，甚至对人种也有类似的苛求，搞所谓的雅利安人种计划，希望制造出金发碧眼、近乎神一样完美的人种。
3、政治人物有共同的特质。在疫情中，我们批评武汉的蔡莉。前段时间，美国医院的很多做法，与蔡莉如出一辙，玛丽教会医院也对戴口罩的医护人员予以开除。可能某些人天生就适合当政治家，他们的一些做法，常人很难去理解。
4、对于未来，我有莫名的恐惧。当代人生活过得太安逸，心灵也更脆弱。一旦发生大的危机，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灾难和结果，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方筱：倒退的可能性
书中第188页关于“倒退”的叙述令我印象深刻：“走倒退的道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功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实际上，我们往往都过于乐观，认为社会一直在进步，即使有退步也是偶然的和短暂的。西方人也一样，比如福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后来福山自己也认识到这种观念的荒谬，亲手推翻了它。
人类社会永远处于这种发展道路当中，不断有新的挑战出现，又通过战胜新的挑战而不断向前。关于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是过于乐观了。虽然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它会导致整个群体以后犯错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与此同时，我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可能性依然随时存在，倒退回去的可能性依然随时存在。只要几天时间，就有可能倒退回历史悲剧这种状态。这是我的一个担忧。
段曹林：反思
作者本身是个犹太人，他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希望把二十世纪犹太人的集体悲剧记录下来。这不仅是种族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人类应该记取并做出深刻反思。
首先特别值得反思的是善和恶的关系。再好再善的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居然也顺从了，就跟着一起去做恶的事。不管多么坚定、多么独立的一个人，在那种大的背景下完全可能变成一个至始至终跟着做恶的人，完全改变了他的本性。我们都希望善，但有的时候自己都不自觉地就变成了恶，甚至没有受到任何威逼利诱，仅仅出于被认同接纳的心理需要。
其次是自由与专制的关系。在战争的最前沿还可以有一点自由的言语和思想，为什么在和平的大后方反而没有了自由？国家和人民真的只能是对立的吗？
赵欣：永恒之问 
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南大校友赵欣，向各位书友提出了几个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治学的永恒之问，值得吾辈上下而求索：
1、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应如何权衡？
2、国家治理的目标与路径应如何设定？
3、理想的国家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4、文明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什么状态？
5题 外
翟金玲：俄罗斯印象
我从小生活在东北，语言上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很大，比如，东北人管连衣裙叫“布拉吉”、水桶叫“畏得罗”，东北话不少是俄语直译的。小时候，俄罗斯是我们向往的国度。当自行车等还是我们梦想的三大件的时候，俄罗斯人已经有电视和小轿车了。
吴秀玲：德国留学所见 
我2005年到德国留学，当时东西柏林虽然已经拆了墙连通了，但是东柏林的居住率很低，房租特便宜，所以有些亚洲留学生就会去租那边的房子住。但在那边，大家都会互相提醒晚上尽量不要出门，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激进分子，而且涂鸦墙很多。有一次，我从西柏林骑行去东柏林，就感觉那边怎么那么空，好像很冷清。然后去看涂鸦墙，就会觉得很特别。当时有人说，东西柏林虽然已经统一了，但只是形式上的，思想上的统一至少要到下一代才有可能。
我发现德国人有一种很深的学习意识，同时对历史或体制会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像各种大型的活动现场，德国的警察都会很注意，如果有激进分子喊类似希特勒的口号，或者打相关的手势的话，会立即给予严肃处理。
我在波茨坦大学读的是公共管理硕士，政治占的比重很大，而且还做很多讨论。我感觉那边的政治跟国内的政治区别太大了，真的是好像人人参与，而且要讨论的，你不能置身事外。他们有总理府日，每年有一次你可以进去看总理府的每个角落，还有人给你拍照留念，只须安检一下就可以进去，这与我们完全不同。
方筱：关于外国长人名的翻译问题
一点题外话，是关于翻译的。我们看到大量的文学名著，尤其是俄罗斯的，因为名字太长，导致国人阅读困难，甚至直接放弃，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中文是表意文字，与欧美的表音文字完全不同。当这些长长的名字音译过来以后，我们天然地就会去想每个字背后的意思，所以特别难明白，造成极大的困扰。与其如此，还不如人物姓名直接用外文原文，就现在的排版技术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翻译界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来源：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