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2024级本科生 叶锦灏
受访者：2005级历史系博士 叶舟
叶舟是复旦大学2005级历史学博士，现工作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史学会理事、上海地方志史学会副会长。主攻明清至近代期间的江南社会文化史、上海史、方志学等。
和叶舟老师相遇是在校友馆门口的草坪上。带着他12岁的可爱女儿，叶舟热情地向我招手，健谈的他打消了我采访前要面对大学者的紧张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起一名历史学者的人生故事：如何离开故乡、如何离开体制、如何追寻理想，又是如何在所爱之事上找到此心安处。
一、“我哪里都不想去，我要回去读书”：从官衙回到象牙塔
1990年代末，叶舟参与了国家第一批的“公务员”考试，到常州做公务员。在那个一切都欣欣向荣的年代，公务员是传说中的“铁饭碗”职业：待遇优厚，工作清闲，前途光明。可是，身处这一旁人艳羡的职业，叶舟却感到心中有一颗不安分的种子萌动着。
叶舟说，他从小就喜欢两件事情。第一是历史，第二是宋词。宋词让他拥有了许多关于风花雪月的记忆，而公务员的基层经历让他看到了更多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与社会现实更切近的故事。他说，他想要重新回到象牙塔，到历史中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回到象牙塔里做学术，对当时的他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头两年，叶舟辞职读研的愿望特别强烈；工作了四五年后，随着职位的晋升和工作的适应，就在他几乎快要放弃学术愿望的时刻，故事出现了转机。朱镕基总理发起机构改革，叶舟原先所在的单位被合并，单位的公务员们面临着去向的问题。别人问起他想去哪个单位，叶舟说：
“我哪里都不想去，我要去读书。”
这一次，单位同意了他的请求。一年的时间里，他左手握着单位的笔杆子，右手捧着考研的专业教材，仅一次考试就以前三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方向录取。临行前，单位们为他准备一次隆重的欢送会，为他送行。
有人怀疑他，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呢？
他说，我只考一次。如果我考不上，意味着我没有这个天分和运气，我就留下来工作。说这番话时其实能看出他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的纠结：放弃未来一帆风顺的工作，投身于前途未卜的学术前途——叶舟的心中也感受到迷茫。好在，考试结果给了他学术作为志业的勇气。2002年夏天，叶舟来到复旦攻读古代史硕士学位；2005年，他申请到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继续在复旦园里的求学生涯。
二、“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复旦园中的求学之路
二十年前，学习环境远比今天艰苦。今天用于办公的文科楼，当时曾是历史系专业课的教学地点。回忆起上课的场景，他说，教室里乱七八糟，夏天时热得难以忍受，只有一台小风扇徒劳地制冷，老师一边擦汗，一边在黑板上写字，空气里都是粉笔的粉尘。这成为了求学生涯中，让叶舟记忆深刻的场景。
叶舟的专业兴趣十分广泛。从作为本职的历史，到本科的中文，再到伦理学、哲学、经济学，他都广为涉猎。求学期间，他修读各个专业的课，饱读了各个学科的经典作品，这些自由的、不带目的的阅读，后来成为了他做研究的重要的精神养料。叶舟主张，今天年轻的同学们也应该放宽视野，广泛阅读，不要过早地钻进一段具体问题的技术细节中去。与我们对历史学者一生只细究一段历史时期的一个具体领域不同，叶舟的文章从宋元明清一直写到近代，范围涵盖大半个江南，这和当年的广泛学习是分不开的。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叶舟学长长达三百五十余页的博士论文的致谢中的最后一句话。硕士阶段，叶舟跟随巴兆祥先生研究地方史志文献，接受了历史研究的初步学术训练。博士阶段，他师从王振忠先生，继续研究明清地方文献和地方史，以常州的城市、社会文化与家族变迁为研究方向。先生的教导宽严相济，给予了他充分的课题选择的空间，又对研究的大方向到细枝末节严加指正，六载的师生情谊，让叶舟铭记终生。致谢中，他说：“而我也永远不会为当初的选择后悔”。
而叶舟当年的同学们，如今都已在复旦内外开枝散叶，成为了今天历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仇鹿鸣、温海清、马建标……当年一起求学的同窗，都成为了如今历史学中流砥柱的人物。采访结束后，我们与他的同学、现于上海市社科院图书馆工作的高明老师一同在旦苑就餐，感受到了那一代学人的精神魅力。
三、“此心安处是吾乡”：在社科院的学术生涯
2008年，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后记，交还了学位服，叶舟离开复旦园，来到上海社科院历史学研究所工作。与高校相比，社科院是以研究为主的学术机构，没有太多的教学压力，也没有太多行政事务的纷扰，唯一的缺憾是需要完成不少交办的课题，自己的研究需要“见缝插针地做”。
总的来说，社科院的学术生活是让叶舟相当满意的。在这种学术的、超越性的生活里，叶舟感受到了难得的自由与乐趣，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他曾设想，如果自己以公务员的身份工作到60岁退休，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即使不一定成功，即使要付出许多代价，他也要做换一种学术的生活方式的尝试。
十七年的时间里，叶舟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他出版了独立专著5部，古籍点校3部，译著2部，论文30余篇。醉心学术的他并没有更多权与利的追求，他不想成为什么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不追求世俗的成功，而只想自由地“看看自己喜欢的书”。陶渊明说“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也是叶舟的气质的写照。
四、常州、上海与江南：故乡和历史的互文
叶舟的论文里最长出现的三个地名，是常州、上海和江南。在他的学术和生命脉络中，常州指涉故乡，上海则指涉今天。从宋代常州的家族，到清代常州的文化，常州贯穿了他硕士、博士和更久的研究历程，离不开血浓于水的故乡情结。而上海史则是在来到上海社科院工作后才开始探索的领域——上海社科院是以上海近代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机构。在自己的研究兴趣、习惯的领域和工作要求之间，叶舟感受到一些张力。古代史、江南史出身的他，做近代上海史并不那么得心应手。
要在研究方向上转型吗？叶舟找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切入点。2023年9月，他出版了一本新书：《近代上海的江南人》，讨论了近代化历程中江南人在上海的生存缩影。随着江苏一带运河衰落，经济重心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大量的江南人涌入上海谋生活，用各自的方式演绎异乡人在大都市的日常。谈起自己的研究内容，叶舟变得滔滔不绝。从苏南苏北人在近代上海的地位差异，到苏北运河的崩溃，农业、盐业、漕运业的衰落，苏南苏北产业结构的区别，最终导致了两地的流动者在上海的谋生方式的不同，叶舟娓娓道来。为什么这么关注在上海的江南人？直接原因是为了在个人研究兴趣与单位课题要求之间找到融合方式，但另一个原因在于某种反身性的关照：“我自己也是一个在上海的江南人呀”。学术、历史与个人命运，在这个交叉口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关系。
《近代上海的江南人》这本书里还收录了一份有趣的日记，是一个“打工人”炳德在上海的生活记录，此前曾以《一个上海打工青年的日常生活(1947-1948)》为题在《史林》上发表。这是一种小切口的、微观史学的写作，读来感觉颇为清新，展现出大时代下具体的个人的生命故事，一些片段甚至有些可爱。叶舟说，他的写作理念是“视野要大，切口要小”。中国的文化传统，归根结底是人文主义；而历史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人的科学，要关注具体的人的命运，而不是让人成为大时代的蝼蚁。只有理解了每一个具体的人，我们才能理解变迁中的大时代。
五、自由人、历史人、读书人
从公务员到学者，从地方志到江南研究，从体制转身到知识的长途跋涉，叶舟从未追求过“成为谁”，他只是始终在“做自己”，做一个自由人、历史人、读书人。他的故事或许平凡，大概也今天焦虑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带着自我、缓步前行的人生路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