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级历史学系本科生廖大伟：把史学当作道而不是术
走访人：陈泊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4级本科生
受访人：廖大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79级本科生，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孙中山研究、中国近代纺织史。
Q1:请您讲一讲学生时代的经历，是如何进入复旦历史系，又是怎么走上工作岗位的？
A：我是上海市宁国中学78届的学生，毕业时实际上已经是1979年，参加高考考入了复旦历史系，9月初入学。我读中学时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还是学校里的学生干部，经常被老师鼓励、表扬，形成了一种动力和鞭策，就有了要做排头兵的想法，这是我读书的一个重要动因。其次，我一生中碰到很多好老师，因为父亲早逝，所以许多老师都对我关爱有加。
我读中学时还是个“文艺青年”，初中的时候就背诵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学着自己写诗填词，还常读《学习与批判》《萌芽》等杂志，后来和同学自己办了油印的《宁中》杂志和读书会。
那时数理化受重视，我们提高班化学老师夏秀蓉找我谈话，希望我考理科，但是我还是没有遵从她的意见，因为我确实是喜欢文科，一个是因为我前期有文科的基础，一个是我们提高班的班主任孔繁刚是历史老师，他对我影响很大。当时上课时他常给我们讲复旦的大师，促使我们心中养成了一些对大学的向往和冲动。有次课后作业是评价罗伯斯庇尔，我就写了一篇作文，孔老师觉得很好，于是在班上读了，这对我有很大的鼓舞。
进入大学时，我对历史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觉得历史有故事，低年级先学通史课，有课就上、有书就读。后来我们要准备写毕业论文了，要选导师，当时正好余子道老师回到复旦，是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负责人，又经民主选举当了系主任，学生们对他都很向往，我就选了他作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给我了个题目“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党派政治立场的转变”。为了写这篇论文，我去新闻系看了解放前的《解放日报》，做了很多卡片，文章最后得了个“优下”，三年后分别以《试谈抗战初期中间党派的一致拥蒋及其原因》、《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为题，在《历史教学问题》与《安徽史学》发表。
毕业时，我们的辅导员李妙根跟我谈话，动员我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书记员。我和我母亲对这些都不懂，就问了我当过兵的表哥，表哥不建议去法院，说想办法留在复旦。我不知天高地厚，就跟李老师讲要留下来，实在不行就去其他高校，结果最后分到了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
Q2：您是怎么确定您的研究方向的？为何会投身晚清民国政治史和孙中山研究？
A：当时教育学院兼有高校和教师培训学校的性质，后来觉得这毕竟不招应届大学生，又听说要合并，我就想走了。1985年我拿着那篇本科毕业论文去成都参加中国现代史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会上见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中年教师郭绪印，回程的时候我们一起从成都到重庆，又坐了两三天的船回上海，他向我讲述当时民国史研究的种种情况和希望，于是我们约定我第二年考他的研究生。但是当时他刚升副教授，还没有招生资格，于是向我介绍了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季平子先生。季先生是陈寅恪的学生，1939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我就成了他唯一一届三个研究生中的一个。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及其表现》，后来答辩前得了甲肝，拖了一两个月，季先生有点不高兴，最后只得了个“良”。1991年我拿这篇论文去长沙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受到了主办方的表扬，被选进了论文集里面，这也是我后来做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的一个背景与由来。
还在教育学院的时候，我从郭绪印老师那里了解到了上海中山学社这个学术团体，但因为学社要求成员至少有中级职称，我没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就以加入这个团体为一个目标。硕士毕业后，我被上海师大推荐去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1989年先去了工运史室，后面调到近代史室做副主任。评上中级职称后，我如愿加入了中山学社。在那里有很多各个高校的老师，得到了他们很多的关爱和培养，我在里面历任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现在仍任副社长兼秘书长。由于中山学社的主旨和活动需要，我就自然地写了很多和孙中山有关的文章，逐渐深入了孙中山研究。
Q3：后来您又是如何进入近代纺织史研究的？
A：到上海社科院工作几年后，我去静安寺街道挂职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有意培养我，又让我做了院部科研处副处长，过了两年不到，又要我去做世界论坛办公室主任，我就不太愿意，我说我还是想做科研。2000年我评上了副研究员，2003年“大突破”又成功晋升研究员，当时我在复旦在职读博士，又回到社科院历史所做所长助理。那时候我工作已经20年了，就想到去外面发展，正好东华大学要发展文科，我的师兄郭太凤希望我加盟他们，共同申报近现代史博士点，于是我和东华签了八年的合同，才开始带硕士生。2013年我的合同期满，但2014年当了副院长，后面又是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直到2019年才到上海大学。
在东华的时候，因为历史学的博士点没有申报成功，我就在纺织科技史的二级博士点下面做博导，于是开始接触近现代纺织史的研究，留意收集了一些报刊资料，成立了一个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中心。到上大之后，我又成功申报了“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些年一直在为这个项目工作。
Q4：您是如何选择具体的研究题目、形成问题意识的？
A：一个是根据自己的爱好，一个是基于对资料的熟悉程度，主要还是需要对自己掌握的资料有足够的了解与熟悉。在关注的大范围内，如果偶然看到有意思的史料，或者为了某个讨论、会议，也会刻意搜集资料，写一篇文章。
Q5：您觉得现在的学生同您读书时有什么区别，相比之下现在的学生有什么优缺点？
A：现在的学生显著的优点是找资料和阅读的便利极大地提升了，相比我们当年要好得多；现在的时代也与当年不一样，学生对世界的眼光不一样了，更加灵活了；现在学生写的东西也比当年的要好，无论是选题、内容、质量、资料的运用都要更好，至少资料的占有量要不一样了。
我们那时候都傻乎乎的，比较听老师的话，现在的学生脑子活，想得很多，但在利益的方面考虑得太多，而且比较在乎眼前的利益。现在的学生在讲规矩、尊师友爱、为人处事等方面要欠缺一点，缺乏一些礼貌。
Q6：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您有怎样的期待和建议？
A：现在资料的电子版很多，大家的利用都更加便利了，那比拼的主要就是用功，对于没有公开电子版的资料——比如说档案，就需要多找一找，抓住机会就看，找到能有效说明问题的核心资料群，同时要做到资料的多元性、丰富性，避免资料同质化的问题。现在我基本上允许我的研究生有自己的选题，但如果他们选择的题目没有足够的新意和核心资料群，就还是做近代纺织史的题目，因为在上海市档案馆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和项目互相配合。总的来说，题目最好来自于资料。
Q7：如果让您再当一次本科生、研究生，您会做什么？
A：首先，我会比以往更用功。当时我在班级只是中等，虽然已经比现在的学生要用功，但还要更加用功。那时候我们考虑的问题少，平时经常要抢座位、抢书，阅读量都不少，我还希望要再多一些。特别是我要在外语上更用功，学好英语。
其次是胆子要更大一点。那时候我们应届生见识少，又比较讲规矩，历届生年纪都比我们大，地位就高，有什么纠纷、矛盾都是找大哥、大姐调解，作话事人。
Q8：您对复旦现在的同学们有什么寄语？
A：首先是要懂事，做学问先要做人。现在的学生考虑自己多了一点，相对来说要功利一点，其实老想做聪明人的人是最笨的、最笨的人才最聪明，做学问没有捷径，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诚诚恳恳地去做，自己的勤奋、用功、踏实才是取得成功的唯一法宝。
其次是很想我们的学生能尽快地成长，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能把史学当作志业，当作生命的一部分，当作道而不是术。
最后，我想说我很感谢我的本科母校复旦大学。这个认同感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地位高，而是因为在复旦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收获最大的阶段，虽然我们当年的老师大多不在了，但我仍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和历史学系，非常感谢健在的和已经去世的老师，时常会想起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