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级肿瘤医院博士陈杰：功绩社会中的医学与自我
2022级临床医学八年制陈攀丞
陈杰校友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外科的博士毕业生，现在是肿瘤医院胃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和教学秘书，上海市抗癌协会胃肠肿瘤腹腔镜青委会委员，ASCO, ESMO, CSCO, IGCA, CGCA会员。在当今高度竞争的医疗体系中，顶级医院早已不只是救死扶伤的场所，更成为学术生产、科研竞逐与精英筛选的核心空间。陈学长的成长轨迹，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一体系运作逻辑的切入口：在临床、科研与制度三重张力之中，青年医生如何被塑造，又如何在其中寻找自身的位置？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韩炳哲所提出的“功绩社会”与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呈现出极强的解释力。
一、 超越功绩社会
韩炳哲提出的“功绩社会”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福柯所描述的“规训社会”：规训社会由学校、监狱、精神病院等封闭性机构构成，而功绩社会则由健身房、写字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等开放性空间塑造。社会成员不再是被驯化的主体，而成为不断自我驱动、自我激励的“功绩主体”。
顶级的医院是高学历人群的聚集地。在这里，功绩主体被打造得十分清晰。陈学长指出，医院的口号是“临床为本，科研为魂。”在现实运作中，论文和基金逐渐成为评价医生专业水平的重要乃至核心标准。这种对科研的强调，并非否认临床的重要性，而是出于制度理性的考量——“培养一个科研人才很难，而临床工作一两年，基本的手术都会做了。”相较于临床能力，科研成果具有更加量化、可比的评价体系，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基金级别等，因此更易被纳入人才评价与选拔机制。
功绩范式不仅体现在考核标准之中，也深刻嵌入医院的荣誉表彰与宣传策略。社会权力的话语潜台词，不再是“你应当如何”，而是“你能够做到什么”。正是在这种激励与榜样并行的话语结构中，个体逐渐完成从“驯化主体”向“功绩主体”的转变，整体生产效率随之显著提高。从机构整体论文产出与基金规模的增长来看，这一范式在技术层面无疑是成功的。
然而，传统规训机制并未被淘汰，而是以更刚性的方式与功绩范式并存。陈学长提到：“现在实行三年考核制，三年内如果没有高分文章，是留不下来的。”而未来的门槛只会进一步提高，“以前可能发一篇文章就够了，现在需要申请到国家级的课题。”这样的硬性规定，一方面强化了功绩逻辑，另一方面也发挥着筛选与淘汰的功能，在提升整体质量的同时，将部分个体排除在体系之外。
如果说国自然对于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是一种规训范式的体现，那么，近几年它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中的扩展则可以看作这功绩范式的前移。在复旦大学官微的宣传标题中，“文科生×国自然”“本科生拿下国自然”等叙事频繁出现，虽然学校并未对本科生提出硬性科研要求，但通过荣誉、表彰与宣传，将“你也可以”这一激励话语不断放大。在这种氛围中，本科生逐渐被塑造成更加全能、高效、也更加焦虑的功绩主体。
因此，从陈学长的访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规训范式和功绩范式的并存，而功绩范式更加成为了权力话语的主流。这里并不想比较两种范式式的利弊，也不想对这两种的存在的根源进行批判，因为，其实赏罚机制自古以来就存在，只不过随着科学的进步变得更加精细化、体系化。相反，我想指出，这两种范式在提高人的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本身。
一方面表现为从人到物的异化。采访过程中，陈学长戏谑道，“有20个课题，人家都抢着要你”，科研成果成为了对人进行标价的依据，使年轻医生向商品一样在各处流通。另一方面，这样的范式也催生出了病理形态。“规训社会由否定主导，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疯人和罪犯。与之相反，功绩社会则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1在功绩社会中，有人拿到国自然就意味着大部分人没有拿到国自然，少数人发表CNS就意味着大部分人没有发表CNS，导致消极情绪的蔓延。自由与约束在同一时刻降临，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为一种“自我剥削”。只有在这样一个“你可以”的社会，才会有抑郁症病人发出“卷不动了”的哀叹。
二、 从暗处到亮处的科研
那么，功绩和规训范式是否应当被修正？在功绩社会对个体的不断塑造中，我们将何去何从？
陈学长肯定了一流医院的医生进行科研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在临床问题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科研来解决。”“很多临床科研都能切实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若临床无法解决问题，则基础研究可解决并反哺临床领域创新。”同时，他也指出，科研成果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我们并不是为了发文章而留下来，而是因为十篇中有质量高的文章，这些文章能解决我们临床中碰到的问题，这才是体现个人能力的地方。发十篇低分文章，都是水文章，没有价值。”因此，科研不应沦为功绩社会中对个体进行压榨的工具，而应重新回归求真本身，使科研服务于人（不论是科研开展的对象还是开展科研的主体），而非反过来异化人。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指出，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中最明亮者。2但是，从暗处到亮处必定有一个亮适应的过程。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如此，它和人的天性息息相关。“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3这句话同样可以运用到科研上。功绩范式使得所有人都在科学研究的赛道上狂奔，却极少有真正让人耳目一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甚至很多CNS正刊的文章，也也难掩其模式化与空洞感。如果用洞穴来做比喻，这样的研究只是像在注视着墙上投下的摇晃的影子，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实在。因此，随着功绩社会对个体的不断塑造，只有少数天赋好并且免于腐败的人能真正致力于科学，并完成从暗处到亮处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能够使人过上一种高等、连续、快乐、自足的沉思生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样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4
三、 成长的阵痛与反思
作为过来人，陈学长稳健而成功的人生道路在令人敬佩的同时，也引发年轻医学生的焦虑。在选择更加多元的今天，每个人有了比那时更多的选择，但是在选择更多的同时，责任却更为沉重——因为不论我们怎么选，承担后果的都是我们自己。
当被问及留院、转行、回乡行医与出国深造这四条常见道路时，陈学长坦言：“其实很多时候人选择哪条道路，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适合自己。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你适合做什么，只有做了你才知道。”陈学长似乎认为，比起无尽的思索和焦虑，付诸行动又更大的现实意义。随后，他也给出了他自己的选择：“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选择出国，去医疗水平最顶级的地方。”在他看来，无论最终回国还是留在海外，这段经历都将为个人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最后，面对医学生在科研方面的焦虑，陈学长给出的建议质朴而有力：“只要你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认真，问心无愧，无论能否做出成果，都没有遗憾。除非你不上进，却又去对比，那没必要。若你觉得自己还需要努力，有追求，想有真正的产出和成果，那就好好努力，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你已经努力过了。”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很好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重”（或者说大度）的德性：既自视重要，也配得上重要性；不为琐事烦扰，却能直面人生要义。或许，这正是在功绩社会中保持内心自由的一种生活艺术。
1. 韩炳哲：《倦怠社会》，17
2. 柏拉图：《理想国》518C-E
3. 柏拉图：《理想国》487A
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20-1178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