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级新闻学院硕、12级史地所博刘耿：从复旦出发，好似从未离开
文章来源：2026年寒假复旦大学校友走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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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耿学长，2009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进入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周振鹤先生。曾任新华社记者，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复旦求学：从新闻学院到史地所
2009年，刘耿学长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是他向往已久的时刻——本科时因分数、就业等考量选择了葡萄牙语专业，但进入新闻系的心愿从未放下。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进入复旦新闻学院就读，这是他与复旦的第一段缘分。
2012年，刘学长再次选择在复旦就读，这一次是历史地理研究所。“文章写多了之后，就越发感受到自己思想的匮乏，越发想投向文史哲大地。”他的专业为中国史，方向是中西交通史，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批16、17世纪的葡萄牙文手稿文献。
在史地所，他遇到了对自己影响至深的导师——周振鹤先生。
谈及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刘耿坦言是其博士生导师周振鹤先生。他表示，这种深远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接触的密度：“虽然深入交流的机会不算太多，但每次交流后，他的话都值得我回味良久，有时过了一两个月仍在反复咀嚼。”
他这样描述周老师：“无论是在学术造诣还是表达境界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能超越周先生的人。有的学者学问精深，但表达时往往难以深入浅出；有的学者长于大众传播，其学术功底又易受同行微词。而周老师总是能用最易懂、简练且准确的语言，将深奥、复杂的道理传达得清清楚楚。”
令他尤为敬仰的，还有周先生学识之广博：“无论探讨何种话题，他都能剖析得极为深刻。如今我们做学问的赛道越来越窄，许多人只能做到‘一厘米宽、一米深’，但是周老师却能做到‘一米宽的同时还能挖到一米深’，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关于周老师的言传身教，刘学长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过一句话，也是无意当中说的，叫‘说有容易说无难’。”他解释：“在学术研究中，论证‘有’相对容易，往往只需找到一个例证即可；但要断言‘无’却极为艰难，因为别人只需抛出一个反例，便能将你的结论彻底驳倒。”这句话看似朴实无华，实则非有极深厚学养与洞见者不能道破。它成了他此后治学的基本准则——审慎、严谨、绝不轻下断言。
除了师长的教诲，校园生活也留给他温暖的记忆。虽不常住在学校，但仍留有一间宿舍。“校园生活还是挺美好的，自由、踏实，抱有希望。”学长提起“本北大道”，“那个时候还有‘非洲街’呢。”
二、精神烙印：自由与坚守
被问及复旦经历对思维方式与职业发展的影响，刘耿学长沉吟片刻：“具体、有形的影响我一时间难以列举，但潜移默化的滋养是深远的。无论是思维方式上，还是复旦人的气质上。”他特别强调学术习惯的养成——“那种严格要求自己的学术训练，塑造了我现在的工作方式。”
在学长看来，复旦的气质在所有高校中颇为独特：“整体的氛围不死板，同时葆有一种难得的定力，这很难得。”他提起那个广为人知的民间版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句调侃背后，是他所体认的复旦人特质：“处世灵活而不流于投机，内心始终有所坚守而不显‘油腻’。”
谈及复旦给予他的“最宝贵”之物，他归于学术习惯与职业信誉：“你走向工作岗位之后会发现，复旦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比较有reputation、比较让人信赖的。”
从国家林业局外派巴西，到担任新华社记者，再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刘学长的职业轨迹看似横跨多个领域，但他认为这其中有一条主线。“只是专业名称看似跨界，但我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如一。”他梳理自己的求学经历：本科葡萄牙语，硕士新闻传播学，博士中西交通史，“贯穿其中的一个词是‘communication’。”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传播学是交流的方法，而中西文明互鉴的历史则是交流的历史实践与人文理想。目前，其所供职的欧洲经济研究所亦专注于中欧间的经济互动、经贸往来。
“现代学科体系是为了研究便利而作出的分工，但客观世界本身并没有划分出这么多‘口袋’，它原本就是浑然一体的。周老师提倡做‘接缝处’的学问，可能也是看到了‘口袋’与‘口袋’之间有许多值得做的研究。”
对于职业转型，他以对历史的体悟作比：“我认为人生就像历史进程一样，并非刻意规划或计算出来的。你只能基于当下做出决策，而当下的机遇性极强，充满偶然性。”与此同时，他强调“人生上下文”的重要性：“你必须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擅长什么以及内心真正的渴求。有了这些内在的锚点，面对不同的外部条件时，你自然能做出相应的反应。”他至今仍保持着多元的写作兴趣，为《东方体育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媒体撰写体育专栏、艺术评论与读书札记等。
三、时代视野：AI浪潮与文科价值
面对人文社科背景学子的迷茫，刘学长的回答并未停留在安抚，而是将问题置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更大坐标中审视。近年来他持续关注AI的商业化历程，仅在2025年就调研了数十家AI企业。在他看来，“所有行业都值得用AI重新做一遍”。
“文理其实都面临着被颠覆的风险，而理工科面临的冲击或许更为剧烈，因为其运作范式往往更加规范与标准化。”他举例：在结构生物学领域，过去顶尖科研团队每年仅能解析数量有限的蛋白质结构，而如今AI已几乎完成了对人类所有已知蛋白质结构的破译；业界领袖黄仁勋在近期的演讲中预判，未来程序员的地位可能仅相当于昔日的打字员；在许多头部科技企业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代码交由AI自动生成。
不仅如此，AI的进化已跨越了对既有工作流程的替代，开始展现出探索未知的能力。他补充了两个更为前沿的科研案例：“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让AI直接观察物理现象，AI竟能在毫无人类知识预设的情况下，独立推导出了一套与人类现存的质量、速度等概念完全不同的‘新物理变量’，并成功预测了系统的运行规律。再如，麻省理工学院利用AI模型，在短短几天内从上亿种化合物中筛选出了能有效杀灭超级细菌的全新抗生素Halicin。值得注意的是，AI对抗生素的认知逻辑与人类完全不同——它并非基于人类既有的化学直觉或药理学模板去按图索骥，而是通过超越人类理解的高维算法，独立识别出了我们认知盲区中的分子规律。”基于这些前沿突破，刘耿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演变为与人类智能平行的、能够独立发现世界规律的主体，甚至具备了运用这些规律干预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仅仅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不足以概括这场变革的量级，这至少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变局。
在列举了理工科面临的剧变后，他自然地回溯了自己的学术起点——本科阶段就读的葡萄牙语专业。在他切身的观察中，外语类学科亦未能幸免，甚至首当其冲：“这可能是被AI颠覆得最彻底的领域之一，机器的翻译有时甚至比人工更为精准与透彻。”
历史学同样面临挑战。“在诸多趋势预测中，历史学家也被列为极易被AI取代的职业之一。传统倚重博闻强记的研究模式已难以为继——自搜索引擎问世起，这种记忆维度的优势便已大打折扣；如今AI的全面崛起，更让固守传统的历史学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颠覆危机。”
但他随即话锋一转：“人类相对于AI，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人类有自己的历史，硅基文明没有自己的祖先。我们有很多理念、情感、价值观，都是从历史积淀下来的，这是AI取代不了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会被取代，但是有提问能力、有思辨能力的历史学家，反而可能会去引领这个时代。在AIGC时代，‘答案’已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并以此去引导AI。”
这种理念也贯穿于他关于学习方法的建议中。他分享了自己利用AI获取知识的独特方式：比如，让AI扮演苏格拉底，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式学习。“因为它掌握着所有与苏格拉底相关的文献与知识，储备的丰厚程度比一般哲学系教师都要高。你跟他反复对话，学习得很快，因为你问的都是你想知道的、是你的模糊点。”他进一步指出：“你甚至可以邀请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智者进入同一个对话空间，组织一场‘私董会’，共同探讨一个问题。这是一种新的获取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种模式恰恰回归了教育的本真——正如苏格拉底与孔子皆是通过讲论与对答来启发心智。在纸质书与大课堂时代，面向个体的深度对话难以普及；到了互联网时代，人们也只能通过搜索引擎勉强实现碎片化的问答；而在AI时代，机器能够提供即时且深度的回应。思维的火花是最怕等待的，一等，思路就断了，在这里，“快”已经不再是效率指标，而是引发质变的核心要素：它使得提问者的思维得以连贯，能够在连续不断的追问中实现认知的重构与跃升。
四、寄语与归属：从未离开
工作之外，刘耿学长保持着长跑的习惯。“挺枯燥的，但你跑起来就挺快乐的。”他这样形容那种状态：“真正放飞自我、头脑自由的时候，就是放空的时候。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对头脑，都是很好的重启。”
采访的最后，刘耿学长为学弟学妹留下寄语：
“校园时光是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要大胆去尝试那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除了扎实求学，深耕一项爱好或谈一场恋爱，都值得去经历。只要不虚掷光阴，别让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留白，一切探索便皆有价值。”
被问及从复旦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感悟，刘学长沉默片刻，说出一句平实而真切的话：
“最深刻的感悟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离开复旦。来了就没有离开过。”
那不是修辞，而是一种切实的归属感。他解释：“与其说是复旦留住了我，不如说是我自己一直不愿离开。这是一种纯粹的归属感和念旧情结。只要踏入那片熟悉的校园，就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松弛感，让人不自觉地慢下来。闲暇的时候，我还是会经常回去走走看看。”
他没有频繁返校，但复旦园一直在他心里。本北大道的落叶、“非洲街”的旧名、导师周振鹤先生说过的话——这些片段没有随时间淡去，而是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复旦给予他的，不是一把开启特定职业之门的钥匙，而是一种内化的坚守：关于严谨，关于自由，关于在变动中守住自己的内核。
如他所说，“好像来了就没有离开过”。这或许是对一所大学最深沉的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