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级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张乐锋学长：长于考证，精于分析
文章来源：2026年寒假复旦大学校友走访活动
走访同学：2024级哲学学院研究生辛尚艺
张乐锋学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4级博士校友，现为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明清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完成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明清时期河南政区调整与地方社会变迁”（2018CLS019）、2020年度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靳文襄公奏疏》校注”，在研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河滩区治理与区域社会研究”（21CZS032）、2023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中学历史教学技能训练虚拟仿真”。在《史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城市史研究》《中国地方志》《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靳文襄公奏疏校注》一部，并荣获2022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01 复旦情结与求学之路
Q1 学长在复旦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历史地理是隶属于中国史的一个二级学科。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简称“史地所”）是国内历史地理研究的重镇。无论从整体学术水平、专家学者规模，还是从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可量化指标来看，史地所均稳居全国第一。因此，对每一位有志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生而言，史地所堪称殿堂，是大家共同向往的求学之地。我硕士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研二时逐渐明确要报考博士。当时就是遵从本心尝试一下，也是抱着一个朴素的想法：即便考不上，至少也要去史地所看一看。后来与所里多位同学交流发现，很多人在备考前都有类似的追愿。
我的研究方向从硕士到博士始终聚焦于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这一兴趣始于研一的一门研讨课——课程采用分工讲授的方式，我恰好负责“历史城市地理”章节，由此深入接触并产生浓厚兴趣，最终将其定为硕士论文选题。博士阶段延续了这一方向，并进一步聚焦。因此，我在张晓虹老师的指导下，将研究重心从清代洛阳城市地理转向近代上海城市地理，尤其关注上海的城市行政区划演变，尝试在历史城市地理框架下融入历史政治地理的视角，适度拓展研究维度。
Q2 学长对于复旦的记忆，及对史地所的记忆，例如难忘的经历或者对学术道路产生关键影响的记忆
我对母校充满感激和感念。
博士三年间，最深刻的感受是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以前在武汉读硕士时，虽然也是高校云集的城市，学术环境已属不错。但复旦读博第一年，通过讲座、学术会议及会务工作，接触到的历史学界前沿学者可能比我在读硕士三年期间还要多。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学术浸润，对我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因为学术研究既需沉潜深耕，也离不开与师友的持续交流与思想碰撞。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明晰自身定位，拓展问题视野。
史地所规模不大，师生关系紧密，同窗之间尤为团结。大家专业方向高度一致，对研究所认同感强，形成了融洽而专注的共同体氛围。无论是组织的田野考察、课题组的专业调研，还是集体赴档案馆查资料，都成为日常学术生活的重要部分。更有趣的是甚至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尬聊”传统。我们都在北区102栋一楼，两两宿舍对门，每晚十点左右从文科图书馆或资料室返回时，如在门口不期而遇，则会随性闲聊。这些看似漫无目的的“尬聊”，实则激发了许多灵感，对思维活跃与灵感的激发大有裨益。
Q3 学长研究方向确定的很早，如何尽早确定规划，坚定的在一个领域深耕下去？
研究方向的确定，其实经历了一个颇为纠结的过程。尽管报考博士时已提交研究计划书，但当时拟定的题目与最终完成的论文并不相同。虽然明确要从事城市研究，但具体聚焦哪个问题、如何展开，起初并无清晰路径。
博士第一学年上学期临近结束之际，我和导师在充分沟通并尊重个人兴趣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以“近代以来的上海城市行政区”为研究方向。这一选择也带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众所周知，上海史的研究是高度成熟、分工非常细化的领域，可供博士论文深入拓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张老师当时也提醒我：选题要充分考虑它的这种可拓展的空间和面临的困难。因此，在确定大方向后，我一度颇为忐忑。
转折点出现在赴上海档案馆查档期间。当时与师兄一同前往位于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新馆迁至浦东），第一天上午九点入馆，中午外出吃饭返回途中，我意识到一批关于七宝、莘庄的行政区划档案，似乎尚未被学界关注。我们随即用一周时间将这批材料系统抄录、复制。回校后向导师汇报，并梳理既有研究，确认该选题具有创新价值。
暑假期间，我迅速完成了基于这批档案的单篇论文。张老师随后反复指导修改达七八遍，最终文章很荣幸在《历史地理》上发表。这不仅极大增强了我对学位论文写作的信心，也满足了博士期间的资格论文要求，为后续顺利毕业奠定了关键基础。因此这是我感觉三年能够博士如期毕业的比较关键的一个阶段。
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学术研究如同“顺藤摸瓜”或“破案”——一旦切入一个具体问题开展研究，便会牵出千丝万缕的线索。这些线索既推动我们进一步挖掘一手材料尤其是档案这个大方向，同时也促使我们不断反思既有认知，逐步完善整体研究框架。
02 职业生涯规划与研究领域
Q1 学长目前研究领域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是关于博士毕业后从学生向独立研究者的身份转变。尽管博士培养的目标是学术研究人才，大多数同学毕业后进入高校，但一旦离开母校与导师的指导，便需独自面对科研、教学与职业发展的多重挑战。
首先是心态的转变。所有问题都必须自己判断、自己承担。
另一个则是研究领域的转变，这个和处所高校的区域及学校的层次密切相关。初入职场时，我的想法很朴素：尽快完善博士论文中尚未发表的部分，将其转化为期刊论文。然而，现实很快让我意识到，高校的学术生态不仅看重论文，更强调科研项目。项目申报成为青年教师绕不开的核心任务。起初两年，我试图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请项目，但屡屡未果。反思之后，我开始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行调整。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提出后，我重新激活了硕士阶段关于黄河的研究积累，在继续完成博士论文后续工作的同时，逐步将重心转向明清时期黄河变迁与治理。
这一转向并非完全另起炉灶。黄河史本就是复旦史地所的重要研究传统，因此研究领域虽有调整，但仍在历史地理的主脉之中。更重要的是，需要兼顾科研项目和学术研究的差异，在个人学术兴趣与职业发展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可行的平衡点。这个真的是需要摸索的一个过程。
Q2 研究中有没有遇到过很有挑战的事情，是如何解决的呢？
历史地理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面临的挑战我个人的理解是两方面的。
第一是核心史料的获取问题，这里侧重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学侧面。从历史学研究角度来说，尤其是清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依赖一手档案。撰写博士论文时，因身处上海，可便利利用上海档案馆的资料；但转向清代黄河研究后，所需档案多集中于北京、台北等地。而我所在高校地处非学术中心城市，获取原始材料尤为困难。2021年底至2023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一问题尤为突出——项目获批后，原定研究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现实瓶颈。转机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线其清代档案检索系统。该系统将迁台的大量清代工部、河务等档案数字化并开放检索。我借此用大半年时间系统下载了近三万份相关档案，初步构建起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
第二是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挑战，这个就涉及历史地理的地理学侧面。历史地理学虽属历史学范畴，但学科根基更贴近地理学，强调空间分析、过程重建与量化思维。它中间涉及一个核心的理念，就叫做代用指标。我关注的黄河滩区，在史料中记载零散、不成体系，往往仅作为河工附属信息出现。应该采取哪些视角，如何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实现体系化、可分析、可量化，成为方法论上的难点。
解决路径在于：
1.以工程体系为切入点——清代河防工程本身具有高度量化特征（如堤高、坝长、物料用量等），通过梳理工程记录与滩地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建立分类框架；
2.结合古旧地图与舆图材料——将文献与历史地图互证，还原滩区的空间格局；
3.开展实地针对性考察——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对历史场景的感性认知，弥合文本与现场之间的鸿沟。
唯有将档案、地图、工程数据与实地经验有机结合，更充分挖掘材料，才能有效解决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复杂问题。
Q3 学长现在已经是行业专家了，从本科、博士、教授到系主任，您认为哪些关键节点的抉择（如选择研究方向、选择导师、教职选择等等）对您影响最深？
我远谈不上“行业专家”，目前仍是一名初学者。前两年在原有工作基础上评上了副教授，并开始担任系主任一职。在高校体系中，教师的职责不仅包括教学与科研，也涵盖社会服务与行政事务。参与院系管理这类公共服务，对单位和个人都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单位推动学科和院系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个人，让我更深入地了解高校教学与科研管理的运行机制。尤其对人文学科而言，适度参与行政工作还有另一重价值：它促使我们更真切地感知当下社会的结构与运行逻辑，而这种现实感，恰恰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过往的历史。
关于研究方向，我认为应以个人兴趣为根本。毕竟，最了解自己的终究是自己。但同时，也需要客观评估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做到扬长避短，在兴趣与能力之间找到可持续的路径。
在导师选择上，首要原则是研究方向契合。在此基础上，还需注重与导师的沟通与磨合。师生关系本质上是动态、立体的互动过程。理想的状态是在导师指导下，逐步走向学术独立。我们也应体认到，人文学科的导师往往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其指导多属单向付出。所幸的是，同时也是我所坚信的，就是绝大多数导师都真心希望学生超越自己——“青出于蓝”是普遍的期待。
至于教职选择，则需综合考量：包括职业发展前景、家庭因素、地域偏好等。现实中，不少同学毕业后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工作岗位，同样能发挥所长、实现价值。因此，并不存在所谓“最好”的路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03 学长寄语
Q1 学长认为历史地理科研比较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若谈寄语，我更愿将其视为对复旦史地所学术传统的概括——这也是前辈学者对谭其骧先生治学精神的总结，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长于考证，精于分析”。
历史地理学在传统学科体系中属“朴学”，重实证、尚考据。但考证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揭示问题、阐明机制。这一超越的基础，正是“认真”二字——认真对待每一条史料，每一个地名，每一处变迁。唯其认真，方能在细节中发现问题；唯其系统，方能借助历史学、地理学乃至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对问题作出深入分析与整体解释。
正因如此，“长于考证，精于分析”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历史地理学作为交叉学科保持生命力的核心传统。它也应成为我们去努力具备的素质。
Q2 学长认为有什么比较好的研究习惯可以分享吗？
我认为良好的研究习惯，关键在于两点：规划能力与执行力。
首先是规划能力。历史地理研究周期长、环节多，必须依靠清晰的阶段性规划——明确每个阶段的目标与任务，才能避免迷失方向，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其次是执行力。仅有计划远远不够，执行力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唯有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每一阶段的任务，才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长期坚持下来，自然会积累出扎实的成果，也更有可能实现理想的学术发展。
Q3 学长对学弟学妹的建议和寄语，关于学习、成长或者生活方面的经验都可以
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一种体会：抓住当下，提升效率，同时保持平常心。随着年龄增长，日常生活的惯性对我们的影响愈发明显。在这样一个普遍“内卷”的环境中，能否维持一种平静而积极、开放而乐观的心态，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学素有“慢工出细活”的传统，强调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正因如此，我们更需清醒认识到：每个人的节奏不同，不必盲目对标他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成功”只是他人高光时刻的萃取，若以此为标准衡量自己，反而容易陷入焦虑。
归根结底，最大的困扰往往源于自我期待与现实节奏之间的失衡。学会接纳自己的步调，在专注中前行，在平和中积累，或许才是可持续学术与生活之道。
04 补充问题
Q1 文科是一个知识量庞大的学科，如何像学长一样在里面做到游刃有余的呢？
“游刃有余”实在谈不上。这个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只要还有精力、有能力工作，几乎就无时无刻不在工作。
我后来才真正理解导师张老师曾说的话。她说，以前想着每周能够休息一天，最后发现，一天是奢望。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把手头的活儿干完，你会发现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儿。
因此，与其追求从容不迫，不如保持一种稳定、可持续的工作状态——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推进。在当前高度紧张的学术环境中，这或许无法带来“游刃有余”的轻松感，但至少能帮助我们避免过度焦虑，守住内心的秩序与定力。
Q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准备哪几个领域的知识？
关于知识结构，我认为历史地理学虽横跨历史学、地理学乃至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但关键不在于一开始就掌握所有知识，而在于秉持“干中学”的态度。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遇到哪个学科或领域的知识缺口，就主动去补、去读、去学。这种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不仅务实高效，也使知识结构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与深化。久而久之，我们的知识结构越来越丰富，便能更好地适应当前学术界对综合性、交叉性研究的内在要求。
Q3 学长认为历史地理学本科、硕士、博士、领域专家阶段的区别是什么？
我尚不敢以“领域专家”自居，因此谈不上高屋建瓴的见解。但有一点体会：要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避免闭门造车。
所谓“坚守”，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围绕一个核心学术阵地持续深耕——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视野、丰富方法、回应新问题。表面上看，每一项具体研究或许主题各异，但背后往往贯穿着一种更宏大的关怀：或是对历史进程的深层理解，或是个人世界观的学术投射，亦或是一种长期的学术抱负。
正是这种“守中有拓、拓而不散”的路径，让看似零散的研究工作，逐渐凝聚成具有内在逻辑与思想厚度的学术整体。
Q4 学长如何看待一些景点杜撰神话和历史故事的问题？如何提高我们的辨识力和历史地理审美能力？
我们常会遇到一种现象：某些“神话”或“杜撰”的历史叙事，就像小时候看电视剧时简单地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样，看似非真即假。但随着研究深入会发现，许多史料或故事——无论是无意误传还是有意建构——其实并非单纯“真假”问题，而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社会现象。
关键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而在于：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它？又为何要创造它？ 这背后往往折射出特定时代对现实的关切、集体情感的投射，或是某种社会心理的需求。这类叙事常以委婉、象征或通俗的方式表达，虽非史实，却承载着真实的社会意义。
当然，在涉及历史题材的创作或地方传说的传播中，仍需守住两条底线：
一是不违背基本的历史脉络与重大事实。
二是尊重公序良俗与社会常识。常识的魅力就跟前面提到的日常生活一样，我们都需要。现实中很多人喜欢讲大道理，但真正的道理，往往就扎根于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日常细节和大家平时的认知之中。
Q5 学长有没有推荐的书籍，领域内和非领域内的好书都可以
关于读书，我逐渐意识到：阅读本质上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我们只能建议大家去读某些类型的书。早年我也常请前辈推荐“好书”，后来逐渐发现——别人眼中的好书，未必契合你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或审美趣味。因此，与其强求“必读书单”，不如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关注两类核心阅读：
其一，对学科已有研究的认识，例如经典著作与前沿研究。这是进入学术对话的基础——通过阅读，了解本领域的核心议题、方法脉络与代表性成果，实质上是在与前人和同行“交谈”。
其二，优秀的文笔与叙事能力。当前学院化写作普遍追求规范严谨，但有时也导致学术与公众的疏离。在这方面，澳门大学王笛教授的《茶馆》系列给我很大启发：他既有深刻的学术关怀，又以隽永、生动、富有画面感的文字呈现历史，极大增强了可读性与感染力。这提醒我们，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应有意识地锤炼个人表达风格——理想的状态是，读者即使不知作者姓名，仅凭文字气质也能辨识出这位作者。这往往是学术成熟的重要标志。
针对非领域的阅读。跨领域阅读虽有必要，却常受制于“路径依赖”。人们倾向于选择熟悉、低壁垒的文本，而对陌生学科望而却步。但恰恰是那些带有知识门槛的著作，最有可能帮助我们突破认知边界，实现真正的“打通”。这一过程或许艰难，却是学术进阶的必经之路。
总之，读书既要“入乎其内”——深耕专业，也要“出乎其外”——拓展视野；既要学会思考，也要学会表达。
Q6 母校寄语：希望学长多回母校看看
我努力保证每年至少回一次复旦史地所——或参会，或查资料等等。我觉得必须要回去。
一方面，这是“充电”的必要途径：在熟悉的学术环境中汲取新知、激发思考。
另一方面，也怀着一份“私心”——希望能当面向各位老师汇报研究进展，聆听指导。对一名从史地所走出的学生而言，这种持续的联系，既是学术成长的支撑，也是情感上的归属。
05 学长补充
Q1 关于提纲
读博期间，史地所的姚大力老师曾给我们上专业英语课。他特别提醒：博士毕业后大多会从事专业研究，而学术工作常需在正式场合（如学术会议）发言。文科研究者思维往往发散性强，若无提纲约束，容易偏离主题、逻辑松散。
因此，姚老师建议：
1. 明确发言时限。
2. 特殊情况下提前准备书面稿——其一便于控制时间；其二助于理清思路、缓解紧张、理顺流程；其三可围绕核心问题构建清晰线索，确保内容集中、表达有序。
06 同学感悟
学长的分享非常全面和耐心，每一个要点的来龙去脉都会细细举例，非常值得认真研读。这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
在此选取两句与大家共勉（本文正文已对学长的话语做了简化处理）：
1.“长于考证，精于分析”。
2.“真正的道理，往往就扎根于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日常细节和大家平时的认知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