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秋文脉，树蕙滋兰。复旦中文学科成立以来，百年间已培育万余名校友，遍布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商界以及政府机关等各个领域。虽光阴荏苒，“旦复旦兮”的自信自强精神却永不褪色，博学近思的校训让人行稳致远。复旦中文，永远是校友们的心灵港湾。这里推出“校友风华”栏目，分享校友们的事业收获、团聚时光、与在校师生的互动交流等，以期展现复旦中文人离开校园后的精彩人生，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康岩：写作对我来说，
是个开关，也是休息
校友简介
康岩，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有报告文学作品、散文作品及评论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长篇报告文学《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入选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
在人民文学2022年颁奖典礼上，和康岩一同前往的媒体同行都以为他是来做报道的，直到他站在领奖台上，凭借报告文学《燃灯者李大钊》，接过“人民文学奖新人奖”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来领奖的。”在入住的酒店，康岩碰到了颁奖嘉宾——著名诗人舒婷，这位诗坛祖母级的人物、“朦胧诗”的发轫者笑笑说：“年纪最小的来了！”在评委、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的房间撸串聊天，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对他说：“小伙子，我的处女作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
每当提到自己以“新人”身份摘得桂枝，康岩又坦然又赧然：“太顺利了。这篇报告文学从写成到发表到获奖，又是以新人身份获得如此有分量的荣誉，太过顺利。”面对外界的视线将其视为“天赋型选手”，他会一笑置之，因为他知道距离好的写作，他还差得太远太远。
颁奖典礼上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合影
到四川领奖，需要说一段获奖感言。他极力躲避“天赋”或“素养”这样的大词，这些词汇有一种莫名的机巧和夸张。“一个勤劳的人”才是他对自己较为满意的定义。就像对于文学创作，康岩积极“祛魅”，形成的是质朴平实的看法：“很多人觉得创作好像是有很多天意神功在里头，可能确实有一点儿，但也仅有一点。创作更多的就是劳作，是日复一日艰苦劳作，把资料做好，把电脑打开，一个字一个字敲打进去，阖上电脑睡觉，第二天再重复一遍。这是一种舒展韧性的过程。创作的果子不是风刮来的，一定是你施了肥，挖了土，精心地照养过。”
一灯、一笔、一人而已，这便是康岩的写作生活，简单而日常。作为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的编辑，与新闻时事争分夺秒，编辑稿件似乎才是常态。为了完成报告文学《燃灯者李大钊》，他打开了一种“新状态”。最后一个下班，空荡荡的座位间，同事前后离开，而“他们习惯了，给我留一盏灯。”
近期，复旦中文系的同学访谈了康岩学长，以下是访谈中的自述整理。
一、“快与慢”和“好与坏”并不挂钩
十年前，在复旦大学，王安忆老师的课堂上，她曾问过我们：“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想写的东西？你内心的欲望在哪？把你心中的欲望写出来。”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也不太会写，就不想动笔。真正想写作的时候，比大家慢了十年。当年我身边的同学，有的已经是文风稳健的作家；有些同学进入班级之前，就发表过作品。对比自己，在这个方面的积累，进度很慢，几乎是空白。
毕业后做新闻非常偶然。当时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推出“我报道·移动实习生”计划，我报名被选中，成为新华社首批“移动实习生”。完全不知所措，所以也想告诉大家，年轻人要勇敢一些，多试错。
十年前，微信刚流行，公众号也刚起步，不似现在一篇推送阅读量动辄10万＋，那个时候浏览量一两百，就算很好的成绩。“移动实习生”计划是一次很先进的尝试，总部在北京，向包含北京的其他标志性大城市如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学生发出征召，在当地寻找新闻线索，撰写成稿再投放到公众号上。我一点新闻都不懂，完全是“野路子”，自己胡来。
我发回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卢浮宫的文创部门如何做好蒙娜丽莎的周边产品。我参加了复旦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暑期学校，要在欧洲进行一个月的游学，还去了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我的实习导师是新华社对外部的高级编辑闵捷老师，她希望我能在欧洲关注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当时采访技巧非常不成熟，就如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我直接去找了文创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很年轻的一个售货员，采访了他们两个人。后来这篇稿件就在那个公众号上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新闻报道的文字，几百的阅读量，很知足。
很快，北京总部主动布置任务，上海将要举办一个持续七天的书展。闵捷老师希望我这七天时间都能跟着书展，并给我介绍了上海分社跑文化条线的孙丽萍老师。我很激动，有专业记者带，不是走野路子了。书展上论坛如云，戴从容老师刚刚出版了最近翻译完成的下部《芬尼根的守灵夜》，新作首发，我采访了她。还采访到当时刚拿茅盾文学奖的《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老师。闵捷老师说：“这篇采写，可发通稿。”我傻傻问他：“什么是通稿？”现在想来非常有意思。不管怎样，就算暂时入了门。
误打误撞之下，那些生涩鲁莽的采访成了我的“职业启蒙”。后来我按部就班，参加了中央新闻单位招考，正式进入到人民日报社。新闻行业是一个重视实践的行当，中文系的同学会面临“断生”的过程。大量的采访、整理、编辑、写作、修改，这套章法是可训练的，只不过新闻系的同学在学校里已经掌握了，上手快。而中文系的同学，这套东西要在岗位上学，从零到一，然后一再到五，再到十。
我想说，慢并不是做无用功。起初我很慢，比如拿到一个选题，怎么构建稿件，完全没有概念，自己天马行空，想到哪就是写到哪，杂乱无章，显得毫无逻辑章法。稿件到了主编和资深编辑手里，会进行大量的修改。这个过程急也没用。我一直坚信，要做一个有心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你会开启开关，豁然开朗。这个时刻，不是对应到具体哪一篇稿件，某一次采访，一定是经过细水长流的准备，水流到某个洼地，就会形成水柱，去冲开开关，那个敞亮的时刻就来了。
写作也好，处理新闻也好，豁然开朗之后，有些东西你自然就知道。比如说给你一个选题，你怎么去破？从什么维度去思考、去解构，文字怎么安排。慢慢地，这套东西就会融入血肉，变成看家本领。这个东西掌握了以后，丢不掉的。如果长时间深耕于某一领域，就可以专注观察它，时间刻度可以延伸至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你就会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成为专家。把时间刻度拉长，慢一点似乎也无关紧要。
二、在无用的边角料里做“无用功”
有一次采访我至今难忘。那时，我还在复旦做实习记者，采访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时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葛剑雄老师。葛老师问我说：“现在都在说丝绸之路，你知道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是谁吗？”当时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跟葛老师对话，我说：“是不是张骞啊？”他笑着说：“怎么会是张骞呢？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提出来的。”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个场面。
“新闻首要的标准是‘准确’。”我记得刚入职时，主编老师反复地跟我说：“你要对你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新闻是公共产品，在公共空间里流通的，你笔下的东西可能对社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我想这种训练也影响到之后的创作，写任何东西，逻辑是最重要的，我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写作的步骤一定要清楚，每个环节都不能有遗漏。
康岩近照，在工作会议上发言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一定是以逻辑性为第一标准，但是一个逻辑性不好的文学作品一定不是好文学作品。作为作者，你要坐得住冷板凳，需要有一种强大的资料整合能力，慢慢抽丝剥茧。而寻找资料，是一个打地基的过程，看上去枯燥且无用。很多人觉得拿起笔形诸文字写作才有了意义，实际上我的写作呢，准备工作耗时最长，而在正式动笔之后，因为有了坚实的材料，就会非常流畅。就像著名作家迟子建老师写《伪满洲国》《白雪乌鸦》，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坐了几个月，只干一件事，就是翻旧报纸。这些枯坐会帮作品垫上第一块砖。这一块砖坚实有效，再经过详细考证推演，慢慢搭建，作品就有很坚实的质地。
实际上，我不太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天才作家，哪怕你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剧团里待了多少年，他见过了多少人，看过了多少戏呀，很多人质疑莎士比亚，说你一个普通的剧团的编剧，为什么对宫廷生活这么熟悉。当时甚至有人说这些作品不是莎士比亚写的，是女王自己写的。这就太小瞧一个有创作能力的人了。他通过阅读，通过想象，完全可以构造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真实”，是他一笔笔雕琢的，这多令人敬佩，又是在花费了多少“无用功”之后才得到的。就是完完全全一个工匠的工作，一样要靠体力的。当然也离不开精神上的操劳，要思考要动脑，很多人写作说，哎呀、我没有灵感了，哪来那么多灵感呢？你耐心坐下来，用心用脑，灵感自然就来了。
我一直说，做个有心人，无用的积累也会打开开关。有很多作家其实是新闻工作者出身，比如马尔克斯、莫言、刘震云等等，攥着的新闻材料天然就是很好的写作素材。我写作《燃灯者李大钊》的契机，其实来自于一些稿件边角料。我试图从历史的褶皱中把他们拾起来，重新黏合缝补。这要从一次采访来说起，当时我采访了中央编译局的几位老翻译家，他们终生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著作为志业。他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叫“以老带新”。新人可能考进去以后，会在里面待一辈子，老的翻译家像师傅带徒弟，手把手教刚入职的年轻人，很像手工业时代那种以老带新的传承。我很感兴趣，就去拜访了这个职业翻译家群体，采访了其中几位。有一位已经快90岁了，他就是顾锦屏，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特邀顾问，曾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他退休以后一直到现在还在工作，指导年轻人。
我随即写成稿件，发表在我所供职的媒体上。因为报纸上版面有限，可能就两三千字。随着接触的资料越发深入，我不想让一些历史素材沦为边角料。慢慢地心里闪过一个写作的计划，我想写几位翻译家。有了这个计划之后，我对写作就兴致满满。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想从党的创始人写起。
最开始，党的创始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努力，比如李大钊、赵世炎他们。所以其实，马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引入、翻译与传播，与党的建立和发展是紧密相连的。那个时候我才关注到在北大有个叫“亢慕义斋”的组织，负责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翻译发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所以李大钊，首先他是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翻译家。当我梳理清楚这两条线的时候，就像船舶停靠时有了锚。
锚定一个点之后，整个脉络就可以拉出来了。后面我创作的发表在《北京文学》的《“辟路者”瞿秋白》，也是顺延着这条脉络。瞿秋白除了是党早期的领导人，还是翻译家，翻译了大量列宁主义的作品。其实你看，我们党早期的创始者、领导人，他们都是翻译家，他们都是在做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的工作。后来我准备顺着这个脉络，书写六位翻译家，便也可以将百年党史勾连起来。我不愿意让他们只是停留在史书上的扁平形象，想将他们有血有肉的一面呈现给大众。因此我的叙述方式也是带有文学性的，或者像电影画面式的切换，比如李大钊在赴日留学航船上的遐思种种，都有想象的成分。我也在有意识地进行一个多文体的杂糅，包括进行一个历史的征引，比如引用一些当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文，“十月革命”时驻俄国公使向北京发回的密电，让读者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也会采用平铺直叙式的新闻通讯式的写法，某年某月发生的什么事情，这个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清清楚楚摆出来。
三、找到了表达的欲望，就把这盏灯拧开
转到非一线的新闻岗位后，我以编辑工作为主。其实很久没有真正动过笔，写点什么新闻工作以外的东西了。平时工作忙，我就等到下班后待在工位，一扇灯罩着我，时间久了其他同事都习惯了。窝在那里从事这样日常的劳作，我觉得跟吃饭、跑步、上班，其实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写作对我而言甚至是一种休息。
写着写着，我和笔下的人物会有情绪的共振。我们大家对李大钊的惯常想象就是他是党的创始人，最后被反动军阀秘密绞杀，一个很伟大又很悲怆的革命者形象。李大钊的祖父，在他们乐亭县大黑坨村，是非常有威望的乡绅，早年在山海关外经商，赚了一些银两。他用了很多钱回馈乡里，比如说给村里人建戏台。最触动我的一段故事是李大钊的爷爷去世后，父亲带着他来到爷爷的碑前。那个碑上刻有一行文字：“从九品李如珍”。真是极强的画面感，从九品在整个晚清的官僚体系里是最末的。所以可以想象，他跟我们一样，也背负着沉重的期待。就像今天的一些父母，一定要让孩子读名校是一个道理。穿越到今天来，跟我们当下的心境就吻合了。
除此之外，有时候舍弃写什么，比决定要写什么更重要。你可以先预设要往哪个方向去写，但方向也可能拐弯，写着写着又会有新的想法冒出来，整个过程好像在裹毛线球一样，拆来拆去，总能揉好。刚开始的头绪一定是芜杂的，设想了很多东西，旁枝逸出。这时候很需要剪裁，就是学会舍弃。在考虑舍弃什么的时候，思维是在运作的，一定是会对整体呈现出来的东西有所裨益。“李大钊”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他的社会关系也被大家熟知，包括跟鲁迅、胡适，已经有大量历史记载、文学表达、影视作品。但是正如我所说，占有材料的多少会直接决定你的方向。我当时有了新发现，李大钊早年在东京大学留学时，有一位日本的老师安部矶雄。这个人物在李大钊的生命里有特别意义，是他将李大钊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安部矶雄本人也是日本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当下我就觉得这个人物值得挖掘。而讲起李大钊早年间在日本的经历，大家不太了解，对于这位对他思想道路影响颇深人物，大家很少知道。这部分就会好好写一写。
告别了李大钊之后，我又写了瞿秋白，重新认识这位革命的“辟路者”，后面还会将余下的四位翻译家写完。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时常想到十年前的课堂。当时我只觉得写作要打开自己剖析自己，我又学不会煽情，写不了。没想到如今拉拉杂杂，一写写到停不下来。
四、我的信条就是没有时间想信条
2014年毕业时，我一度很踌躇。那时候我跟现在的毕业生一样，考虑良多，比如做学术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都想过。王宏图老师、郜元宝老师，那时候也给了我很多意见建议，提供了很多帮助。我记得非常清楚，临近毕业时在复旦旦苑三楼，跟王宏图、郜元宝老师吃毕业前最后一顿告别的饭，席上我问两位老师，日后我若想回校读博士，不知是否还有可能。当时两位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得看你自己啊！”是啊，做什么事不是看自己呢？在复旦读书，老师的教诲，就像是摆渡，关键是你自己愿不愿意下定决心跳上船去，到达文学的彼岸。
这次回校，我住在卿云宾馆，晚上透过窗子往光华楼看去，感念满怀。回到母校，我感到一切都纯净起来了，慢下来了，又感受到校园里月光是那么干净和空灵。我当年不会骑自行车，总是一个人慢吞吞地，从光华楼走回北区。那是一个个很诗意的夜晚啊，像夏夜、秋晚，走在那个路上，心里就很松快。一个自行车骑过来会有叮叮叮的声音，栀子花很香。那条连接北区与光华楼的道路，真是充满诗意的空间。
康岩在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课堂上
今天白天里，我有一个讲座跟学弟学妹们分享，就在10楼会议室里。其实我也没聊什么，也没聊自己的创作。一场人不多，大家待在一起，谈天也很随意，就像之前在复旦上课。我也见到了同班同学，已经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复旦的模式向来如此，过去我们上课，比这里空间还小，办公室里师生围坐，开着一盏暖暖的灯。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就下课了。我们也开讨论会，全班就在这里同样的位置开会，什么都可以说，老师和学生没有距离。
在复旦的学习时光是非常轻盈的，我们可以自由采撷，这个采撷呢，主要是来自于老师会留给学生的藏书，这些书都是他精心筛选过的，体现了他人生的积累，从书库的基本结构看，里面会包含着读书的方法基础。我当时看过侯体健老师写王水照先生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看得挺感动的，有陪伴王先生的各种细节。侯老师写道，王先生在光华楼使用的那个空间，名为办公室，实则是藏书间，向外看是学术前沿，向内观则待人接物。我觉得这就是老师留给学生最丰富的宝藏。文科的话，老师的引导是很重要，但大部分是要靠自己去阅读、去理解，那些藏书对学生而言何等宝贵，尤其是像王水照先生这样孜孜钻研的学者，他的藏书就是整个人生的精华。作为学生，不必老师耳提面令，在这样的空间里迁思回虑就有收获。领悟老师这个藏书的这个结构——王先生为什么要买这本书？他为什么会觉得这本书很重要？从这个空间起，可能找到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也会找到自己思考问题的一个恒定点。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是班长，我常去王安忆老师办公室，在光华楼27层。十年前，光华楼是五角场绝对的地标建筑，是这片的第一高楼，我还记得自己从安忆老师书桌前远眺的心情。而在那个空间里，我一本一本翻看那些藏书，很多本已经被摩挲得很旧了。我就会想，它肯定会被一代一代的学生翻过吧。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些书，有中文系老师们自己的著作，当代作家的作品集，还有整层整层的文学期刊。安忆老师每每读到不错的作品，会在里面放一张荧光黄的便笺。每次看到那张黄色便笺我就很开心，像拾到火光。我看到了就会把这本带到班上，传阅一番，让火光流散。
我相信，复旦的日子，是在给我的人生打底子。后来离开了文学行业感受更深，哪怕以后做的跟文学不相关，我相信复旦对学生的熏陶，至少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有生活”的人，一个会思考的人，一个有判断辨别能力的人。
文学是夯基垒台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学，所有的基础性的学科，文史哲，它们都是人生夯基垒台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拿到工作上有用吗？不太“有用”对吧。但是学了之后，真的有很不一样的感知，它会构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基础。当你真的成为一个胸有沟壑、勤于思考的人以后，人生就逐渐厚重。你看你走的每一步，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有依有据的。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不必迷茫。我们要做的就是反思我们的生活状态，然后表达意图表达欲望，这是一个休息的过程。就像杨绛先生说的一句话“想得太多读的太少”，我想很多同学找不到生活的支撑点，那种迷茫的感觉就是由此而生发。我认为年轻人找到内心的信条，去寻找自己很重要。
就像我留着灯拿起笔，我这个工作看上去是在书写他者，但实际上也是在讲自己，去剖析现代人存在的一个困惑，一个时代的共同的情理。当然，你要问我的信条嘛，我的信条就是没有时间想信条。我的电脑里长期存在一个文件夹叫“各种稿”，每当我看到它，都是一种警戒，一种提醒，提醒你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吃喝玩乐，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想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来源： 复旦中文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