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生，从教75周年！温暖了时光的师生情！

虽然我和张老师是同事，但在今天的场合上，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地地道道的学生，而不是同事，因为这位老师太好了。

我主要是搞科研的，做资本论的研究主要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我这个学生对张老师是很服气，很佩服的，而我也一直把他作为老师看待的。

从工作来说，张老师作为系主任，我也做了好几年系主任，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和事情常常向张老师请教，感觉有个依靠，背后有人支持我。学术研究上，他引导我支持我，工作上也支持我，是我真正的老师。

张老师的成就和贡献大家都讲得很多了，我想按照我的体会讲两个词，一个很重要的字是“全”，另一个他是我们党培养的一个“全面的人才”，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什么全？

首先他是革命者，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不怕苦，紧跟党走。从地下工作开始，到担任学校领导，他都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工作的。有很顽强的革命理想，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非常强的。

其次，他还是一个学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我国《资本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权威和专家，他搞一门就专一门。

最后他还是个领导者，多年多处担任行政领导职务，非常辛劳。他对工作是廉洁奉公，任人唯贤，爱护人才。

大家可能会感觉张老师很严厉，但我认为他很慈爱。举个例子，我跟张老师一同工作65年，不仅在理论教学各方面引导支持我，而且对我们家庭有困难的同事都很及时的给予关怀照顾。有一天晚上他有急事找我，看到我家里14个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三代人，他就立马回去打报告说明，这让我感动。张老师很严格也很慈祥，但也有风趣的一面。我记得大概是去年，我去看张老师，我们有一年没去了，我问张老师你还认识我吗？他说怎么不认识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张老师是我熟悉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而且是最高寿的，一辈子“做人做事做学问”。

“做人”有三低：为人低调，生活低碳，说话低声。

“做事”用八个字形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做学问”有两个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用资本论的原理来剖析中国经济实际问题，为中国的土地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今天特别高兴见到了很多德高望重我的老师都在这里。从77年入校十多年，我一直都跟张老师往来。我最近满脑子都是张老师的事，于是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生清贫，一生浩气》，这也是我对张老师一生的概括。张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种种归总起来就是他的“人格力量”。

第一是他对真理不懈的追求。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他发表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几个计算错误提出校正，当时轰动一时。我问过他这件事，他说要用马克思本人一贯坚持的科学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张老师对真理的追求不惧一切困难，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是他对学术永远的耕耘。每一次回复旦见到张老师，不管是60岁、70岁、80岁，90岁，他都和我讲不同的课题，真的了不得。从资本论讲到生产规律，从生产规律讲到环境讲到人口讲到土地。张老师从60岁开始不断开拓学术境界，这样的人格真是了不起。

第三是他对学生的关怀。我们都是在他的关怀下长大的，对我们成长有很多细节指导。他宿舍的门永远开着，我不知道去了多少次。

张老师的人格力量还体现在他甘居清贫，低调人生。96年回国，我第一次去看他，我问系里张老师住哪里，告诉我还住在第九宿舍。四十年我去过那么多次他的家，永远都坐在同一张椅子，同一张八仙桌，同一个书柜。正是这种人格力量，铸就了一代大师，就是因为“人格力量”让我们这些学生感恩不及。复旦大学77级校友回学校的时候，我做了发言，题目是“感恩复旦40年”，这些老师的故事我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夜。感谢复旦，感谢张老师，感谢所有的老师和我的朋友们。

我从78年以后上研究生，跟着张老师42年了。我想想时间确实过的很快，当年进复旦还不到30，今年已经70了。

回顾这段时间，张老师对我的帮助非常多。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作为张老师的学生，一方面认真读书，另一方面希望见张老师，又怕见张老师，因为他会提出各种问题，怕被老师批评。包括后来当了20年的工会主席。每次跟张老师见面，他都说：“业务不要丢，业务要抓紧，课题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老师对我们的要求真的非常高，对我们的成长也一直关注。

张老师不仅关心学生个人的成长，他对整个学校和整个学院的发展也非常关心。每次到张老师家，他一定会问起最近学校和学院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所以我每次去张老师家前要事先备备课，跟他讲讲学校、学院和工会的近况，他也特别用心的倾听。

张老师关心学院的发展还体现在，包括后面洪老师带领我们从89年开办第一个研究生课程班，不管在山东潍坊、南京、合肥哪个地方的教学点，张老师都会去，他对学院的发展支持非常大，正因为老师这样的支持，我们学院后来培养了好多的研究生。而经济学院的发展很多离不开这些校友的支持帮助，从这意义上讲，整个经济学院的发展离不开张老师等老一辈老师的关心和帮助。

我是81级的，洪远朋老师给我们上了资本论，上了两年，每周三次，每次三节课，而且要用资本论原文回答最后的考试，那时候蛮辛苦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住在东区16号楼，尹伯成老师也在16号，跟我们住一起，朱民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回到复旦想起来都是师长的关怀。

我是跟着张老师读博士的第二届学生。当时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可以申请博士学位，因为当时我的导师不能带博士，所以学术委员会的老师们推荐我去张老师那边读博士。当时我很紧张，因为都知道张老师很严格，学生交流都说怕张老师。我至今还记得把硕士论文送去给张老师看的情形。

张老师问：“你本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复旦毕业的。”

听完，他看起来显然很放心了：“硕士也是我们学校的？”

我说“对”，他说：“你也上过我的课？”我说“对”，上过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做了一百多道题目，还有抽签面试。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博士论文选题。当时有两个题目，其中一个题目我前期积累比较多，做起来比较容易。另一个题目我当时一点头绪都没有。张老师说：“你们现在年轻人真是幸福啊，生活在这么和平的年代，你们可以专心的做学问，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搞革命，后来当老师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很难有整段时间做学问，我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50多岁后写的。”

听完，我马上明白他的意思，年轻人有这么多的时间不要偷懒，应该找难的题目做，后来我就按照第二个题目做，形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张老师立德立功立言、专心做学问的高贵品质，是我们好好学习的榜样。

张老师是我的长辈，我的老师。我是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我跟张老师有一些缘分，我是一个生长在贵州的重庆北碚人，张老师是我导师以后，我专门去了重庆北碚，看了复旦旧址，那里修葺的非常整齐干净。拍了照片给张老师看，然后老师讲了一些他们在北碚求学时发生的一些革命故事。张老师作为一个革命者在迎接解放的时候他的贡献还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张老师教学非常严格，做人非常清贫。当时，我们做他的学生，中秋元旦送张老师东西总是被退回来。后来我就问几个师兄，到底送多少合适，后来他们告诉我，师母说2块钱以内合适。我说2块钱只能送一张贺卡，任何一篮水果都会超过2块钱。张老师这种清贫的品格，就像朱民老师刚才说的，真的是给我们做了一生的表率。所以，回忆起张老师我是非常感动的。

最后是张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张老师是江西九江人，师母（宁老师）是江西南昌人，张老师和师母是在赣州认识的，当时师母是逃难到赣州（赣州当地女中的学生），张老师因为英文好被抽调到赣州担任飞虎队的翻译，给当地的学生讲讲课。后来，两人在复旦重逢喜结连理。刚才在路上碰见师母，她问我：“你现在去江西工作，江西是革命老区，发展还比较落后。”我说：“作为您和张老师的学生，复旦学子，我们也要建设好南昌，建设好江西。”

我们不求更大的抱负，作为张老师的学生，以一个革命者的学生，以一个学术泰斗的学生，走好每一步，践行好他的人品、精神和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