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
2020年10月24日下午，台风将至，风雨如晦，复旦大学海南校友读书会在海口太阳城大酒店举办当月读书分享活动，再次阅读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传世名著《生活与命运》。
与会的校友与嘉宾有（以报名先后为序）：孙瑜、赵颖、王格平、段曹林、王红兵、郭瑞俊、王爱民、吴晓丽、方筱、杨光东、陈际阳、肖鹏、金仕湘、林怀宇、云晴、吴易陶、钟国骏、张胜、蔡治中、何声芬
主持人：孙瑜
主分享：赵颖
这本书记录和反思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来作一个设想，假如穿越回十九世纪末，我们会如何展望二十世纪？当时，欧洲已经享受了将近一百年的和平。虽然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冲突还时有发生，但自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主要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冲突了。我们对和平就会抱有一定的信心，不那么担心战争的爆发。而且还会看到，科学技术在过去一百年飞速发展，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经典物理学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演化论也逐渐为大众所接受；随着化学理论的成熟，人们开始享受化学工业发展带来的便利。特别是电磁理论的发现和运用，人们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开始享受电灯、电报和无线电通讯等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而且看上去会越来越发达，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人类社会总体上变得越来越文明、富裕了。虽然工业化时代扩大了贫富差距，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但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政治运动，正在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应对和处理这些矛盾冲突。西方主流舆论普遍相信，人类已经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现代文明，古代的野蛮杀戮一去不复返了，蒙昧落后的弊端会被逐渐消除。大多数人都对新世纪的前景抱有相当乐观的信心。
然而站在今天回望，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却是以最残酷的面目到来：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个世纪；骇人听闻的纳粹大屠杀；20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出现了政治清洗和大饥荒；在资本主义世界则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恶果也开始显现。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无数人生活在核危机的恐惧中，在某些时刻，人类的命运似乎只差一点点就要坠入深渊。
20世纪的灾难完全出人意料，无疑是“文明时代”的野蛮，是“理性时代”的疯狂，极其不可思议。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可能是亘古不变的。二十世纪发生过的这些事件，二十一纪又会如何演变？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全面记录和深刻反思，也是阅读和分享本书的最大价值。
赵颖：
另一本《战争与和平》
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巨著《风雨人生》，它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生活与命运》。说是响亮，其实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这部丝毫不逊色于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巨著，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究其原因，时也？运也？
长眠于地下的作者，甚至都不能想见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当年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苏斯洛夫说过，“······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二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为什么不能出版？用今年流行的话说，叫做“递刀子”——这本书中的反思是给苏共意识形态的敌人递刀子。好像苏共的缺点与不足，错误与虚弱，只要捂住，别人就不知道，而苏联，也就强大到不可战胜。多么似曾相识的逻辑！
好在，因为一群人的努力与因缘际会，这本书在作者去世多年后终于面世。当1988年它的俄文原版在他的祖国出版之后，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是另一本《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配得上这样的等待！
格罗斯曼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知道写这本书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愿用余生沉寂来完成一场生命的感悟。
“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读读这部作品吧，以此告慰一个为此失去生活的人，一个押上性命的人，一个长眠的大写的人！
当砖头一样厚的《生活与命运》摆在面前，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今天，去读一本60年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写好却未能发表的巨著？
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困扰我，看这本书的感觉就是似曾相识：他们经历的，我们也重走过，只是，我们的反思止于伤痕。如本书作者这般深刻的反思我们还不曾有，未来亦难期。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历经劫难，却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这是一部全景式作品，是那个时代受难者的一座纪念碑。作者原先是一位战地记者，擅长现场白描式的报道，本书明显带有这样的写作特点。但与传统作家不同的是，本书不靠故事情节的演化来推进，而是以对话和心理描写来推动故事的发展。而且为了不让读者沉迷于情节的推演而能够跟随作者一起思考，作者有意用大段的议论打断故事情节的发展（段曹林语），这是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可能也是受了爱伦堡建议的启发。
王红兵:
一本“沉重”的书
这本书虽然描写的是二战时苏联和德国的场景，但里面很多事件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大量的细节描写与我们的生活有不少共通之处。读这本书，我的感受可以用三个“沉重”字来形容：
一是书很沉（笑），近千页的厚厚一本。
二是书中的文字像是黑白照片，像素描，冷静而真实。对生活苦难和战争残酷的描写，让人感到非常沉重。
三是书中对极权的反思，对个性的褒扬，既让我感到异常兴奋，又有些许恐惧。作者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这些原本不清楚极权运作模式的人了解到更多的东西，但这庞大的未知领域也带来了压力。
1
俄罗斯有用文学作品表现宏大历史主题的传统。
列夫·托尔斯泰用《战争与和平》来描写拿破仑战争；格罗斯曼用《生活与命运》来表现卫国战争；前几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用《锌皮娃娃兵》描写阿富汗战争，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记录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一个时代的肌理、社会的复杂、人性的丰富都在作品中呈现出来。
很多年前，我读《日瓦格医生》，解开了一直以来的困惑——为什么苏联专政时期，美是不被允许的？
革命需要的是仇恨，是这恨带来的摧毁力。而美所生发出的内心的柔软会削弱这种力量，危害革命。
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需要仇恨来浇灌，革命让一切美好的、温情脉脉的东西走远——香水有毒！
2
俄罗斯横跨欧亚，它的国徽是一个双头鹰——一只眼盯着东方，一只眼盯着西方。
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又东又西——“不是东西”！
俄罗斯有西化的一面：俄罗斯贵族长期是说法语、游巴黎的；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力度堪比北魏孝文帝，就差没改姓了；而女皇叶卡捷琳娜本身就是普鲁士人······
俄罗斯也和东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历史上它曾被蒙古人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的儿子）建立的金帐汗国统治近二百年；俄罗斯东扩，和我们有了更多关联——哈尔滨就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俄国人根据莫斯科城规划设计的，哈尔滨最多时曾有20万俄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与苏联紧密相连。书中的克雷莫夫就曾在上海地下组织工作了四年。
新中国成立，我们按照苏联模式，学习摸索。所以书中写到的苏联1937年的肃反、集体农庄等等，我们并不觉得陌生。
俄罗斯于我们，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3
新中国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俄罗斯以其自己的方式改写了我们的历史，融入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母亲是60年代初的大学生，当时她们学的外语是俄语，读的书是俄罗斯文学。
还记得在一个寒冬的午后，在东北暖洋洋的土炕上，母亲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读起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那个寂静的时刻，午后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她在诗里，像一个做梦的孩子。
那时的我还小，在她的诗里，第一次体会到文学之美，像是被一束光照亮。
后来，我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大学主楼对面的树林，他们说，那里，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莫斯科地铁站，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风琴娴熟地拉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话说俄罗斯人的手风琴真是一绝，孤独求败呀！），一群中国大妈围着他，兴高采烈地唱和着。那场景，也让我感慨万千。
前苏联学者阿夫托尔汉诺夫有一本书叫做《苏共野史》（原书名：党治制的由来），对苏联政治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制度演变有着深刻的分析，我觉得“生活与命运”就像“苏共野史”的形象版。
阿夫托尔汉诺夫将列宁、斯大林创立的国家制度叫做“党治制”。认为是与历史上独裁制、寡头制、民主制并列的一种新的国家体制。
他认为，列与斯有着很大的不同。列宁是“政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对自己人下狠手，党内仍然有民主，在党中央还是需要争取多数，还是通过投票来决定。列宁身上仍然带有一定的贵族气质。但到了斯这里，就成了“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什么手段都可用，断绝生活来源，酷刑，绑架家人，胁迫勒索，编造莫须有罪名，对谁都能痛下杀手，利用国家权力制造出无边的恐怖。尽管列、斯有不同之处，但是，从列一定会走向斯，因为这种制度是列用极权的理念创立的。列说过：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和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这种说法与我们倡导的法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列还认为，把领袖专政和群众专政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他说，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同一党制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一个人行事更为必要。列的理论就是斯行事的基础和前提。当一项制度运转起来以后，就会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演变，设计者也往往无力控制。当权力离开了约束，当制度不把人当人看，一切都会滑向危险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的极权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斯大林的社会里没有不受监督控制的生活，它通过制度化的各种手段直接操纵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和人的爱好、情感。这些情况在格里斯曼的这部书中有深刻而形象的反映和深度的反思。小说中对比斯大林观念体制和希特勒观念体制的内容使人耳目一新，据说这是前苏领导不能容忍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格罗斯曼于20世纪30年代因一个短篇作品受到高尔基青睐，后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二战前线，1943年出版了小说《人民是不朽的》，在前苏联大受欢迎。但斯大林不喜欢这部作品，因而派希蒙诺夫去替换他。1949年格罗斯曼出版《为了人民的事业》惹怒了斯大林。格罗斯曼和当时的文坛领袖、后斯大林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人物爱伦堡关系很好。当时爱伦堡对格罗斯曼作品的评价是：善于用扎实的材料通过人物的思想行为感情展现意义，但作者自己的观点退得太后了。这部书格罗斯曼做了大段甚至整个章节的议论，不知是不是接受爱伦堡的意见改变风格？小说中议论很精到，许多现在也不过时，这部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应该不低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斯大林二战肃反的反思作品很多，前苏联其他作家也有一些类似的著作，比如希蒙诺夫有一部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也是写二战中的受迫害将领，但整体水平远逊于本书。
这本书写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前，被誉为《古拉格群岛》的先声。在本书梁文道的序里看到作者抗议书稿被“逮捕”，所有文字材料被搜走，连打字机的色带都拿走了。我很奇怪这本书又如何能够在西方出版呢？后来了解到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的情形才知道，他当时雇了三个打字员为他打印数份书稿，而且还拍摄了微缩胶卷，才有可能带出一份书稿到西方出版。格罗斯曼估计也差不多。
格罗斯曼由于没有看到本书的出版郁郁而终，很快就去世了。索尔仁尼琴却活得很长，不仅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且看到了苏联的解体。索氏被流放到美国后转而猛烈抨击美国，苏联解体后回到俄罗斯被推崇为“俄罗斯文学的良心”，却又反对叶利钦。直到晚年，他又接受了普京颁发的国家勋章，这可能与其身上的大俄罗斯民族情结有关。人都是复杂多变的，就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会有着多重矛盾性，索尔仁尼琴就是一个标本。
1
“没有好的战争，也没有坏的和平！”
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但是，它是最坏的方式，没有之一！
我诅咒一切战争！
成熟的政治家懂得协商与妥协，懂得用最不坏的方式解决冲突。战争不是目的，战争是手段。从来就没有好的战争，不论正义与否，战争都是沾血带污，在这一点上，我诅咒一切战争！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在战争中死去的每一个人，哪怕是对手，他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每一个死去的生命都是凋零的灰色花朵，而他，原本是母亲深爱的孩子，妻子牵挂的丈夫，孩子依靠的大树······
书中维克托（作者的原型）的母亲写给儿子的信，母亲要去犹太集中营了，这封信也是写给儿子的遗书。里面是一个母亲满满的牵挂、爱与不舍。生离死别，如何能放得下呢？这也成为作者一生的痛，母亲惨死，他要用这本书纪念他的母亲：“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格罗斯曼。”
维克托的妻子柳德米拉去看望战场上负伤的儿子，可是见到的却是再也醒不来的儿子。母亲巨大的悲伤，让俄罗斯这片沉重的土地都难以承载。
母亲向人打听儿子死前的一切细节，一边痛彻心肺，一边仔细聆听，因为这是她和孩子最后的连接。她通过这些细节感受他，通过这些痛苦体认他。母亲宁要痛，也要走近他，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作者笔下的战争既无情又残酷。娜佳在战火中生下孩子，满怀期待地盼望着孩子的飞行员父亲能平安归来，笔锋轻轻一转，一则战场讯息——一个指导员和两个飞行员阵亡，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巨大的希望就被轻轻抹平，如一阵风吹过浩大的沙漠，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
战争就是战争，古往今来，从冷兵器时代到如今无人机的定点清除，无不如此。亚美尼亚的士兵在格鲁吉亚无人机攻击下，生命转瞬即逝。这就是战争的真相——血淋淋的生命消逝！
对鼓吹战争的人，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
美国总统胡佛说过，“老头们宣布开战，但是战斗和死亡的都是年轻人。”那些鼓吹战争的人，自己从来不上战场。
希特勒在穷途末路，已然决定自杀的时候，也没有放过德国的年轻人，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让他们做无谓的反抗，最后的炮灰，没有半点怜惜。
对这样的人，怎能不保持警惕？
听闻有深圳教师鼓吹，打台湾捐一个月工资，打美国捐全家五个月工资。我只想问，谁来捐命？死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心安？这样的人，靠牺牲别人来搏出位，非蠢即坏，或者又蠢又坏，教师队伍该清理一下垃圾了，别脏了孩子们的心。
对宣扬仇恨的人，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
所有宣扬仇恨的教育，都不是好的教育。书中有一句话说得极其深刻：“要清算罪过，要饶恕犯罪的人。”
清算罪过，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仇恨人，是冤冤相报，是原始的血亲复仇，是让历史陷入仇杀的循环。“以血洗血，血更污”，只有以水洗血，才能有一个明朗的未来。
仇恨是容易的，也是廉价的，不过是迎合一些情绪。而理性、包容、善意，却是让世界和平与美好的重要品质。
刚过去的十一，听说有学校让小学生演抗日剧，从小在心里播下一颗恨的种子，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杰作？想当年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倡，“以美育代德育”，用世间一切美好培养孩子们的良善，让他们学会用一颗温柔美好的心对待世界。如此，才能有一个朗朗乾坤。
当年梁启超先生找到严复，说到变法。严复先生说：以国人现在的素质，变不了，只能以教育为本，先改变国人认知，才能再图变法。
教育是根本，也正因此，我们还有漫漫长路。
2
“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战争与流血。”
专制，是领袖个人意志的实现方式。而强权与暴力，则是专制的方式。领袖的个人意志，无不是美好的。不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都想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只是，所有想建人间天堂的努力，最后无不把我们拖入地狱！
什么是人间天堂？
希特勒的人间天堂里没有犹太人，斯大林的人间天堂里没有富农，当然，更没有异已。当领袖们用自己的意志规划出一个只有美好，没有丑陋的人间天堂时，那已不是人间。
人间，是人在其间。因为人的不完美，人间注定不完美。一个没有乞丐、没有妓女的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好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取缔了妓院，强奸案高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就是人性。
一个古老的行业，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它的生命力就源自人性。人只要还是人，这个行业就不会消失。聪明的人懂得宜疏不宜堵，春秋时的管仲办起了最早的“官营妓院”。（顺带说一句，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而妓女是拜管仲的，听起来好高大上，有木有？）
今天，当我们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一次又一次地扫黄打非时，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它一定会改头换面，“王者归来”！
相比于一个道德的、美好的、纯粹的世界，我更愿意相信罗素所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谁是上帝？
希特勒说，犹太人是劣等民族，要消灭。斯大林说，富农是坏人，要消灭。一个人，仅仅因为他的民族身份或阶级身份，他就有了原罪，请问，谁来定罪？
人就是人，当人扮演起上帝时，灾难就不远了。
一个小孩子，出生在犹太家庭，他就该死；出生在富农家，他也该死。请问，他何罪之有？谁有权力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存权？
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血统论”曾经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年轻的遇罗克为了向“血统论”发起挑战，写下著名的《出身论》，他也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是以反革命罪被枪毙的。
一个地主家几十口人被杀害，包括襁褓中的孩子，我们觉得荒谬，可这些，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所以，不要神话任何人，也不要让任何人成为“上帝”。人就是人，不完美，会犯错。因此，我们才需要民主，需要监督，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制”。
每当身边有人说“你想到的，人家领导早想到了”时，我就会想起崔健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某些大人物发起的各种运动背后有深层的逻辑和理性的考虑，后来才发现根本没有，其实就是精神病！
程序正义。
不管目的有多美好，失去程序正义，一切结果都不值得追求。
专制，是人间“上帝”通过破坏程序正义的方式，实现由他来定义的“人间天堂”。
破坏程序正义的方式通常是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他们说，为了“人间天堂”，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我想说，“没有人是那个必要的牺牲”，犹太人不是，富农也不是。
如果“人间天堂”需要牺牲一部分人来实现的话，我们要时刻谨记：我们都可能是那个必要的牺牲——下一个！
书中的俄国人，人人自危，不管是老布尔什维克克雷莫夫，还是物理学家维克托，每个人都生活在“下一个”的阴影里，不管你有罪与否，都是阴影下危如累卵的存在。
阅读本书，常常让我感觉沉重、压抑，不是因为战争，相反，战场反而成了相对自由之地。是那种远离战场、却又无时不在的恐惧，让我窒息。监视、告密、自我审查，信任感的缺失，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座心灵的孤岛。
没有程序正义，就只剩下“下一个”的恐惧。
俄罗斯文学一般都很厚重，场景很恢宏，但我个人却不是很喜欢。我读文学书，都期待它能为生活带来希望，所以我不喜欢读太沉重的选题。从理科生的角度来说，世界的发展规律是熵的增加，总体会趋向分散、无序。但真正实际的生活，往往是反过来的，极权经常成为胜利者即是现象之一。无论是100多年前德国希特勒，还是前苏联斯大林，还有我国的孙中山，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在经历了斗争失败以后，为了谋求成功不得不都一致采用专权的手段，专权又最后导致了极权。尽管对广大的老百姓来说是一场噩梦，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心也会在同情、叹息和滴血，但存在是合理的，历史的这种前进轮回目前好像还是没有打破的成功方法。
云睛：
“我”与“我们”
我想谈谈作者对“我”或是“我们”的思考这一个点。书中一句话“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颗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体现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纳粹全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文：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其纲领中有一条“只有德意志同胞，才能取得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凡属德意志民族血统，不管其职业如何，方能为德意志国民。因此犹太人不能为德意志国民。”用这条纲领纳粹隔离出了“我们”和“他们”。汉娜.阿伦特作为一名犹太哲学家，在她的作品中分析了反犹主义的起源，并探讨了“复数性带来的政治问题”。反乌托邦小说的作家们，一边在对未来美丽的新世界进行憧憬，一边根据自己看到新的社会弊端来写创作这些他们所感受到“我们”可能带来的威胁的小说——例如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而德国人在国家象征勃兰登堡门旁边建造了纪念犹太人受迫害的纪念柱群，就是为了让人亲身“追寻犹太人的绝望感受”，时刻提醒“以‘我们’之名”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浪潮》这部电影通过实践实验的设计来考察“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如果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儿戏，那么后果会不堪设想。
作者这一句看似平淡的箴言，揭示了“我”被“我们”所取代时所面临的威胁，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的引导。
在这样一本书面前，我们是有愧的，因为现代中国人这方面的反思做得还不够。我们总是喜欢谈论别人，品头论足，却不愿深刻一点剖析自己。其实战争、极权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当面撕毁给你看。如果经历过而不深刻反思，则悲剧就有可能重演。我们对于文革的反思是非常有限的，导致现在国人对并不久远的那个时代，有整体性遗忘的趋势。今天复旦校友会组织阅读这样一本书，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应当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思考。
极权主义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极权主义的起源对现代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极权主义的泛滥仍然是当代人的一大威胁。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人，原来也是怀抱着建立人类理想家园的梦想回国搞革命的，但最终却导致了红色高棉大屠杀，170多万人死于非命。政治人物的事事非非，本身也有多种评判，但大众何其无辜？红色高棉发生的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这种极权主义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关于反犹大屠杀，历来有多种说法。一种可以叫做“变态论”，认为是德国出了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造成了这场暴行。还有一种可以叫做“仇恨论”，认为大屠杀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着特殊的深仇大恨。无论是“变态论”还是“仇恨论”，都是把大屠杀解释为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细究起来，两种解释都不太能站不住脚。
首先关于“变态论”，德国怎么会突然就出了一群变态的疯子？从史料上看，参与大屠杀的不只是纳粹党徒，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纳粹军官，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们对妻子、对孩子、甚至对狗，也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在私人生活中，他们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杀人狂。“变态论”是说不通的。
其次是“仇恨论”，对犹太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并不足以解释发生在德国的这场大屠杀。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现象由来已久，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德国对犹太人甚至相对来说还是友善的。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犹太人就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很多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把德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也是说不过去的。
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大屠杀的非理性与极端理性、极度野蛮和高度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有深刻的分析和洞见。希特勒和纳粹对人类的道德进行了重新定义，他秉承一种理念叫做“园艺文化”。就像欧式的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成为了秩序里的“杂质”。他把园艺理论移植到了社会管理上，荒谬且残忍。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在希特勒这里，人连手段都谈不上，因为他连这些人的劳动力都懒得去利用。在他这里，根本没有把犹太人当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德国人成为帮凶，他们把杀人当成道德义务和正常工作。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在集中营里，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分类归档，有的人负责任务排期，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这里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工厂的“原料”就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死亡。人们丧失思考，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这也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和“极端之恶”。即便如此，在一片黑暗当中也有人性的光芒，如奥斯卡·辛德勒、士兵安东·施密特等人，竭尽全力救助犹太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面对罪恶，我们永远应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坚守良知和底线，始终牢记齐格蒙·鲍曼的那句话：永远不要忘了你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
肖鹏：
反犹主义的深层次原因
读了《生活与命运》这部大部头小说，心情很沉重，我谈两点感想。第一点是关于极权政治。小说刚开始描写战俘集中营那部分，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是一个叫伊康尼科夫的人说的，他提到实行集体化时对富农家庭的迫害、人口死绝的村庄、吃了自己孩子的饥饿的农妇，德国入侵后对战俘的残酷对待、对犹太人的屠杀。所以他说：“哪儿有强权，哪儿就有灾难，就有流血。”客观地说，极权统治者确实是一个群体中最优秀的人之一，如希特勒演讲能力绝对是一流的。极权统治者一个人的决定，可以杀死无数个无辜的生命，这是如此不可思议，但确确实实在历史上反复上演。要杜绝这样的极权统治者的上台，我们每个人确实要做到赵博后提到的：要警惕平庸之恶，要保持自己的理性和独立思考。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在欧洲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在那么多的地方屡屡发生对犹太人整个民族的迫害，不仅是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斯大林同样也杀了不少犹太人。为什么西方有反犹传统？
犹太人之所以会与世人格格不入，首先要从他的宗教说起。在宗教方面犹太民族可以说是个高傲的民族。他们向全世界宣告了他们对上帝一神的笃信和他们特殊选民的身份。基督教与犹太教间存在神学冲突，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诞生时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作为脱胎于犹太教又叛逆于犹太教的宗教，为了表明自身教义的优越以争取更多的信徒，基督教曾制造了一系列诋毁犹太教和攻击不愿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言论。这些言论和思想后来不断地被增补进《新约》里，成为一种永恒的价值观逐渐融入了基督教的教义之中，这就为后来的一系列反犹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反犹主义不断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有充分的土壤，一直有一个基本条件能够让全世界都接触到犹太人，那就是犹太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过了两千年在外漂流、寄人篱下的生活。这就为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提供了条件，从而才会激化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犹太人的身份可以简单概括为中介客民，他们永远是各国土地上的客人。对于客人，身为主人的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有一个想法：如果客人够惹人喜欢，那我们就一块生活；如果客人不令我满意，那我们就下驱逐令。然而犹太人始终改不了他们特殊选民的心理优势，所以总是无法得到主人的满意，所以犹太人的历史就变成了被驱逐的历史。不管是出于宗教、政治还是经济目的，驱逐犹太人已经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这种现象，因此对犹太人的尊敬就在日益下降，甚至开始没有任何理由的不把犹太人当人看，这就为日后对犹太人的屠杀奠定了民众心理基础。
单单只是宗教上的抵触与平日习惯性的反对犹太人并不能给普通老板姓直观的痛恨，犹太人之所以如此不得人心还和犹太人在社会中充当的角色有关。看过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人一定都对那个犹太人夏洛克印象深刻，他对穷人放高利贷，尖酸刻薄，遭人记恨，最后不得好下场。这就是当时百姓心中犹太人的形象。那为什么犹太人会给人留下这么个不好的印象呢？在十几世纪的欧洲，贫富差距很大，等级制度也很分明，许多穷人无法生活，只能以借贷为生。然而，当时的欧洲国家歧视犹太人，他们不允许犹太人从事农业，不允许他们从事手工业，却对犹太人收非常高的人头税来买自己的自由与公民身份。又由于当时的基督教是不允许教徒放贷的，所以借贷业就出现了真空，这就令精明的急于赚钱的犹太人很快投入到了该行业。这些国家发现这种办法可以让犹太人交很多的税，于是甚至制定了犹太人只能从事借贷行业，这迫使犹太人走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人们开始痛恨犹太人对他们的剥削，犹太人是放贷者的形象深入人心。从这开始，犹太人对普通百姓已经没有任何好的印象了，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犹太人了，这同样为将来大面积的屠杀犹太人提供了思想基础。
犹太民族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先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分离开来，而这种分离又不幸地成为其他民族迫害的对象。
有人说，《生活与命运》是一部“人性史诗”，诚然。
我始终对社会有信心，因为我相信人性。不是相信“人性的善”，而是相信“人性的复杂”。
没有一个纯粹的坏人，没有一个坏到没有一丝好的人，希特勒也不是。在电影《帝国的毁灭》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希特勒，一个在邪恶之外，爱好文艺、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者，一个对身边人和善礼貌的元首······
“每一朵乌云都有金边”。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所以，希望永远都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心中的良善成为永恒的光，指引暗夜与迷途。
警惕“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提出“反抗平庸之恶”，是的，人不是一下子就跪下来的，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坏的。
先是沉默，因为事不关已。或许还有恐惧、厌恶······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段文字刻于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旁。）
然后，退一小步。
维克托在自己并不认可的声明上签字，“使他就犯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他开始内心交战，终于说服自己——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最后，完全跪下，成为罪恶的帮凶。
保持理性，保持独立。
对于希特勒来说，民众仅仅沉默是不够的，他想让人们加入到他的队伍中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洗脑来煽动仇恨。
他说，犹太人邪恶、贪婪，是异教徒、劣等民族。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德国民众对于身边犹太人的消失，不可能一无所知，他们更多的，只是不想知道。
我们的历史上，也曾经狠斗过地主刘文彩，把他写入课本，成为一个时代恶的典型。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很多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仇恨是可以培养的，那么，面对洗脑，怎么才能拥有真知灼见？
保持理性，独立思考。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头脑交付出去，成为他人思想的傀儡。
良善是永远的心灵归路
不管世界多黑暗，战争多残酷，总有人性之光在闪耀。
书中的犹太女医生，为了一个不相识的小男孩，为了陪伴他，可以放弃生的机会；一个俄国老妈妈，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举着面包递到一个德国战俘嘴边，“孩子，吃吧”；叶妮亚主动放弃了做军长夫人的机会，选择陪伴被专制进去的前夫克雷莫夫······
人类，当我们说我们是万物之灵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比万物高贵，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愿意努力向善，以更温暖、更柔软的心，面对世间万物。
海子说“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
“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再暴烈的专政、再沉重的极权，都压抑不了人性。林贤治《纸上的声音》一书中写道：“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自由知识分子”。一旦失去自由和独立思考，则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政治碾压，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者成为某个集团的代言人。本书中无论是集中营里托尔斯泰主义者还是6-1楼里的战士，无论是集中营里陪着小孩走进毒气室的女医生，还是面对战俘满怀仇恨却掏出半块面包递给战俘的老妈妈，都体现了作者对自由、普通人的善良与爱的最高的赞美，由此也让读者在压抑和沉重中看到一线希望。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对人性、对自由、对善抱有希望，因为这是人自身最强大的力量，是永远无法被摧毁的人类的希望。
不少人都说到读这本书，有一种沉重感，甚至恐惧感。我也有同感。不过，我这里换一个积极、乐观的角度，联系实际来分享几点我个人的读后感。。
一、历史的教训。小说写的是苏联的一段历史：普通民众，言论、思想没有自由，生命权、人格尊严没有保障，更不要说自我实现的发展权。而这一切被剥夺，表面上却打着革命的名义、国家的需要等冠冕堂皇的旗号，骨子里则是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人不被当人看。众所周知，受“老大哥”的错误影响，我们也曾经走过类似的弯路，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社会在进步。从认知层面看，由“八荣八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民生兜底”；从行为层面看，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从民众层面，维权意识、法律意识也一天天在增强。诸如此类，都足以体现深刻的反思和不断的进步。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作为全社会依循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将“自由”“法治”并列其中，有望使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与自由，从法律保护、社会保障等维度真正得以确认和实现。
三、存在的问题。眼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我觉得有两个：治理层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权思想等还比较严重，困扰、阻碍着“核心价值观”各个层面目标的落地和实现；环境方面，有内忧，更有外患。既要有效地协调内部关系，化解生存和发展中的复杂矛盾；又要科学地应对国际竞争和挑战，有理有利有节地掌控好外交大局。
四、个人的对策。一方面，更包容、更理性地看待现状；另一方面，积极传播、践行核心价值观。
王爱民：
文化先行海南才能发展起来
一个地方的经济要能够持续发展，文化是基础。再往深层次，则关键在于教育。前段时间正好是深圳办特区四十周年庆典，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大学从开始筹办到第一批本科生开学，竟只花了短短八个月，这才是“深圳速度”的开端。
海南正在建设的自贸港，其实从基础条件来说，上海是最适合的。但中央把政策给了海南，说明了对海南的重视，以及海南独特的区位优势。但目前的医疗先行试验区人气还不够，博鳌亚洲论坛主要是经济论坛。只有文化先行，海南才能发展起来。而发展文化，最终要靠教育。
我要表达的是信心，对读书会的信心。高铁、轮渡、航班都停了，读书会没停，非但没停，而且人气很旺，还有二十几个校友、书友顶风冒雨地来参加分享活动。不光带来了更多视角的丰富信息，除了文学、历史、哲学，还有经济、政治、理工科的独到观感解读，并且让我们真切地了解、感受到，原来我们读书会的背后，一直还有众多的新老同道、朋友在肯定、关注和支持。作为读书会活动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对接下来读书会活动的开展和提升增添了信心。与此同时，也要特别向今天的主持人和主分享，表达由衷的感谢和敬意。这么精彩而有深度的分享，离不开各位的贡献，更得力于他们两位的付出。他们最近其实都特别忙，能够承担这项任务，并且提前把功课做得那么充分，真的让人感动、钦佩，也足见他们对咱们读书会的热爱。
这样一本沉重的大书读完了，希望我们能够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通过阅读经典，我们能够保持良知，保持判断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守住底线，这就是我们读书会的意义所在。
来源：“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