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听卢烈英校友讲述西迁精神！

6月27日晚19:40，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精神的力量》系列报道《艰苦奋斗》专题，聚焦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讲述共产党人的西迁精神、西迁故事。在讲述人中，西安交通大学西迁老教授卢烈英为我校1950级新闻学院校友。

今天，一起来看看这位西迁复旦人的故事吧。

卢烈英校友

求学时期，复旦奠基：

1950年，卢烈英19岁。

彼时国家刚刚解放，尚未实现统一招生，所有学校都要自行报考。卢烈英填报了两项志愿，一个是江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复旦。由于对复旦的院系不甚了解，又考虑到“复旦历史系名人最多”，周谷城、周予同等大师名震天下，因此在志愿填报中，他写下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同时拿到了两校录取资格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复旦历史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国家需要，复旦本科学制缩短为三年，相当于今天的提前毕业。第一年学习结束，他和另外一位同学商量，决定转到新闻系。转系需要考试，当时历史系主任周予同并不同意，他们跟周先生磨了半天，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周予同签了字，卢烈英二人才得以参加新闻系的考试。最终两个人都获得了录取资格，通过考试转到了新闻系。

当时的高等教育，所有青年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锻炼、接受改造。那段经历对卢烈英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从那时候开始了解阶级立场、懂得阶级分析。在复旦新闻系求学的日子里，他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给闸北区公安局整理反革命资料；一段时间后加入“土改”。在这样一场动员了新闻系整个年级的集体行动中，卢烈英先去了安徽五河县，之后又去到灵璧县，在土改中担任副组长。

土改结束，对卢烈英而言意味着学习的开始。当时的新闻系还在相辉堂旁边的200号小楼上课。卢烈英记得很清楚，系主任王中给他们上新闻学概论，舒宗乔给他们上摄影；还有居欣如、朱振华老师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复旦求学的重要引路人。除去专业课，另一处使他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复旦不仅名教授多，而且选课听课的自由度极高，当时他选修的写作课，课程教师就是中文系的大师。

虽然在复旦受教育的时间不算很长，总计不到三年。但在卢烈英看来，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来说是奠基性的。“当时我是个比较幼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复旦的那段时间给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这个方向，是指在复旦的经历，让卢老知道要接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培养了他的党性意识、阶级立场，“这些都是复旦时期打下的基础”。当年复旦求学时的场景，卢老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当时复旦园里，大家很喜欢一起唱苏联歌曲《再见吧妈妈》，因为很多同学报名抗美援朝上了前线。我们当年就立志，今后要服务国家，感觉要对得起他们，他们是为我们去牺牲的。”

1952年底，中央决定要培养建国以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宣传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一个研究生班，请了苏联专家担任教员。这个宣传员研究生班的学生，有一批是来自军队、中直机关部委的老同志，有一批是精挑细选的青年学生。当时复旦共有两个名额，21岁的卢烈英成为了其中之一。

“当时，苏联教授给我们上课，我们拼命记笔记。我当时体会最深的就是苏联教育的习米那（seminar），每个单元集中教学结束后就会来一次习米那，进行讨论，然后老师总结辅导”。因为国家需要，所以这个研究生班也提前至一年毕业。

毕业后，卢烈英迅速被分到交大担任马列教研室教师。

这一年，他23岁。

胸怀大局，心有大我：

1954年进入交大的两年间，青年卢烈英成长很快。他刚到交大时，交大只有理工科、管理学科，唯一的文科是马列教研室。进入马列教研室后，在校长彭康的支持和帮助下，卢烈英的授课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1955年，高教部下发通知，中央决定把交大迁到西安。彭康召开了校务委员会，宣布了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决定。

此时，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四项改造后，知识分子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当时中央开了一个知识分子会议，会上周总理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知识分子为此非常受鼓舞，家国情怀也因此澎湃。

迁校的动员过程很民主。“当时你可以直接讲，你有困难没有，都是一对一谈话。有什么困难，是不是需要照顾都可以提”。迁校得到了大教授名教授的一致拥护，当时有三句话风靡整个校园：

卢老回忆，校园里当时谁讲要照顾，好像非常不光彩。大家基本都不要照顾，都积极踊跃地报名，动员过程非常顺利。

但越是顺利，越显出西迁精神的可贵。当家国、时代的宏大使命落到个体命运的时候，“大我”和“小我”的博弈绝非看起来的那般轻松。

25岁的卢烈英，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人生中或许是最艰难的一次选择。

他是一个孝子。卢烈英家中四个姐姐，他是唯一一个男孩。父亲去世后，他母亲一直跟随儿子生活，住在沪上的大沽路。此时，四个姐姐因工作被分配去了外地，分别在青岛、北京、沈阳和南京成了家。一直以来，母亲想跟儿子一起生活的态度十分坚决。

但母亲不愿意到西部去，一是年纪大了生活不习惯，二是西部风沙大，她身体吃不消。卢老也不想叫母亲去西部吃苦。所以当时就想把她留下来，但留下“就没人管她，因为一直是我们俩在一起生活，这是一个矛盾”。

这时卢烈英开始真正明白，何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西迁离沪的话就意味着对不起她。

与此同时，房子也是个大问题。当时在交大，每个职工都有一套住宅。要西迁的话，房子就要交掉。

当时交大党委副书记曾单独找他谈过一次话，出于上海也缺少文科师资和卢老当时女友在复旦的双重考虑，组织提出可以照顾他，让他留在上海。

“不用照顾”，他当场给了答复。

本在南京的三姐向组织汇报了难处，重新调回了上海。他因此把母亲交托给了本在南京的三姐。随后交了房子，毅然动身前往西安，成为了西迁史上首批教师。但扪心自问，对于亲情，卢老至今心中怀有歉疚，“我一辈子对不起妈妈”。

“后来也有人问，交房子后悔不后悔。对我们来说，看是什么价值标准了。从个人来讲，当然有点后悔，但是从国家需要、从我们到西部工作来讲，这不后悔”。

选择确实艰难，但他绝无后悔。

卢老总说，爱国要胸怀大局，心有“大我”，“这八个字很要紧”。心里不能光考虑个人、装着“小我”，要考虑“大我”，祖国、民族甚至有时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心有“大我”，就要无私奉献。“大我”这个事情讲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大我”和“小我”经常会有矛盾。“无私奉献”、“舍小我取大我”实际操作起来，远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

攻坚克难，同向同行：

这种“不后悔”不是无根无源的。在卢老看来，爱国、奉献、奋斗的西迁精神不是口号，更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主义。西迁时，前辈和同事们的选择使他震动极大。当时他记得有一位校医，在徐汇区有一套小洋房。这位校医同志选择了举家西迁，直接把小洋房上交给了学校，作为西安交大上海办事处。

还有一些大教授、老教授，他们的房子地段“还要好”。当时动力系的陈学俊院士，他家本在在南京东路和平饭店后方的牯岭路。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段，陈院士也把房子交掉了。陈院士当时这样讲，“房子留着总是一个牵挂，我要到西部去了，就打算在西部扎根了，一辈子就在西部了，这房子就算了”。

所以卢老感叹，他们这一批年轻人到西部来，之所以能把爱国、奋斗、奉献的精神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其实很重要就在于——老干部、老教授，他们给当时的卢烈英们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榜样在前，但西迁的难也确实无法回避。连卢老都忍不住感叹，“扎根西部真的很难”。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都难。

对卢烈英这批最早的西迁人，搬家是他们当时最“害怕”的事。特别是一整个家要全部搬过去，就怕缺这缺那。很多人钢琴、沙发、锅碗瓢盆都搬过来了，包括那些煤球炉子都带了过来。正常情况下搬迁情况应该极为复杂，但当时“我们觉得迁校非常轻松”，后勤在其中居功至伟。

当时办理迁校手续，卢烈英一到后勤处登记，签字批准当场完成，且立刻分好了西安房子。“譬如你被分到了西安交大一期宿舍，然后你到上海家里，跟后勤职工说一下哪些东西要搬走，他们会马上搞出清单。之后打包、登记、装运，再到车站送达，一直送到你家里，我们再也没操过心”。

很多后勤职工那段时间累倒了。整个团队二十来人，当时西安交大什么工具都没有，只有一辆铲车。像钢琴等大件物资，是十来个人一起抬上的三楼，“这些全校一盘棋的故事确实使人很感动”。所以卢老反复强调西迁精神中的奉献、担当，是一个整体价值观、整体人格。

搬迁完成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自然环境恶劣、饮食不适应、住宿硬件落后等等，每一项都在对他们提出考验。自然环境上，西部的风“非常恐怖”，风大到让南方人无法想象；饮食上，当时的情况很像小品《换大米》：每到礼拜天，卢烈英就骑着自行车，扛着一袋面，到长安县、灞桥去换大米。“怪得很，我们这些南方人，馒头面条吃不惯，吞不下去，每餐一定要吃大米。西安市已经照顾我们，给我们增加了三斤大米，还是不够，只能拿面粉拿粗粮去换”。住宿上，当时没有煤气。对卢老而言，生炉子是一件“怎么也学不会”的事情。大家每次生炉子，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当时没有煤饼煤球，只能把土煤块买回来，自己做煤球做蜂窝煤，“这个苦呀，确实苦”。有两年还碰上了粮食困难时期，卢老靠着上海三姐的支援，靠姐姐们接济的粮票、寄的食物挺过了那段艰苦岁月。那时的红烧肉一斤八毛、鸡蛋一斤五毛，还常常买不到。那段时期，“我们整个人都是浮肿的”。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一批复旦同学都来了西安，姚宗仪、孙传镐、方端渝都是和我一起毕业分配来的，他们都积极得很”。方端渝后因工作变动调离，姚宗仪、孙传镐则是和他一样，在西部扎根了一辈子。对卢老而言，西迁精神所以能够同井冈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起，如光明日报所言成为党的精神谱系一个分支，关键在于总书记说的，西迁精神的内核是奉献，是与党的事业、党的需要同向同行。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西迁至今，卢老已经扎根西安65年。回望自己的一生，“的确非常坎坷”。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卢烈英成为首批西迁到校的教员。因为一些老同志没有过来，他被提拔做了马列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在交大，马列教研室是唯一的文科，一个处级单位，“等于一下子就把我提拔成处长了”。1956年，卢老被破格提拔为讲师，享受了讲师这一高级职称待遇，每月工资98块5。

当时教育部给了西安交大一个任务，即在西部扩招，要招一万两千 人，办成万人大学。当时上海的招生规模只有几千 人左右，办成万人大学的难处在于，部分教授还没来。他们想来，但家里有些事情没处理完，来不了，所以少数人要顶下来。

当时卢烈英这批西迁教员中有一句口号：绝不能影响学生一堂课，绝不能耽误一次实验。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老校长程士英亲自上讲台讲基础课，哪边缺老师就得顶上。迁校不容易，但建校更困难。

“当时真正是大家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现在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特别有体会。之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我也说了这句话，因为真有感触，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那个时期，教育部要求大家马上着手办新专业。筹备新专业这个事情很难，没有经历过可能没有体会。“我们当时是白手起家，没有教授没有教材，没有教学计划。所以你要搞教案搞教材，定教学计划，找教师”。

回忆自己在西安交大的岁月，卢老最高兴的是为学校做成了两件事：一是在他来之前，西安交大没有文科。他到以后，以马列教研室为基础，筹备了第一个社会科学系，他任第一任系主任。后来又成立了第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西安交大从此以后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理科院校，这个社科系是全校文科的“孵化器”、“老母鸡”。此后，管理学院、法学院等文科都“开花了”；第二件事情的起因，则是文革期间西安把原来的附中收归市里并改为了八十三中。后来，交大领导去请卢老另外创建西安交大附中，当时卢老还未离开社科系，只能同时兼任附中首任校长，两头创业、两手抓。附中重建初期，他们的有生力量、连同校长在内只有三人。如今，附中已经成为了全市甚至全省中学教育的名片。

“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这道证明题，卢老做了整整六十五年。

“我对复旦的感情很深”，但随着年岁渐增，卢老越来越感到，参加校友活动愈发力不从心了。上一次回到复旦，他在“登辉堂草坪上滚一滚”就算追忆了青春。如今同学越走越多，同学聚会也“聚不起来啦”。

2018年，他用六十八年复旦人的身份写就了留给母校后辈的赠言：“发扬爱国、奋斗精神，做西迁精神的新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