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校友会举办2022年6月读书分享会

最近海口的天气特别热，感谢各位校友和书友冒着酷暑来参加今晚的读书会。今天报名的人比较多，除了复旦校友外，还有来自清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西南财大等诸多兄弟院校的朋友，但愿今晚的读书会能给大家带去一缕夏日的清凉。

回到本书，作者在《新序》开宗明义地说：“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人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Pⅷ）。作者说：“本书无意全面地重新诠释胡适及其时代，不过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史实，希望能为认识和诠释胡适其人及其时代，做些微的补充”（Pⅹ）。作者在49页又说：“细心谨慎确实是胡适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用心之细微，常出人意料之外，最得孔子见阳货之旨”。

由于作者与胡适同是“用心细微”之人，过于强调“言人所未言”，强调说明胡适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以思辨代替叙述，从传记而言，传主的生平事迹、言行思想反而被淹没在过度的思辨和评论之中。我们看不清传主的生平脉络，看不到作为“士林领袖”、“我的朋友胡适之”与当时风云人物的交往、交锋，作为对胡适不那么陌生的读者来说，反倒有一种云山雾罩之感。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

本书名为《胡适传》，实际上名不副实，只写到1929年即止。胡适活到1962年（71岁），29年时才38岁，人生刚刚过半。或是为了满足书名的需要，作者坦言从11章中勉强分离出部分文字敷衍成12章，写到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去世，以凑足一部传记的戏份。但作为一部传记，终究是不完整的。

胡适1917回国，到1929年十余年，是他作为一个北大教授、学者，少年得志、“暴得大名”的十年，其后三十余年，他作为士林领袖、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影响日隆，辗转于大陆、美国、台湾三地之间，终于成为“那一个”胡适。如果忽略了后30年的胡适去解说胡适及其时代，也终究是不完整的。

胡适晚年看到别人编选的《胡适文选》曾经说过：“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新序》Pⅵ）。对于胡适这样现代史的重要大家，我们应该回到他本人，仔细研读几篇他的大作，或许对他本人及其时代才会有更深的体察。

下面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分享赵颖博士。

又是这样深夜的读书会，让我很感慨。我想到了胡适的那个时代，也想到了当下。我想说，无论哪个时代，只要有一群读书的人，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聚为一团火，散为满天星”，总会光耀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电影《怦然心动》中有一段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此时此刻，每一位深夜的读书人，都光芒万丈。谢谢你们，让我怦然心动！

下面，我先简单评论一下这本书，然后再谈一谈我对胡适的认识和一点感想。

先说一下这本书。

首先，这本书不好读。不只一个人和我说，这本书看不下去。确实，作为传记，这本书不够通俗。

原因作者在《新序》中说的很清楚，作者把它当“学术著作”来写，而出版方当“通俗读物”来要求，外加还有获奖目的，当诉求太多的时候，往往是哪一方都照顾不到。

我能理解作者，因为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做一个学者很难。我自己身处其中，知道高校各种各样的考核对一个学者的压迫。张鸣老师曾经说过：我不按你的规则玩。说什么诱惑不够大？我有这些就够了，你给我再多有什么用？我不要！

这是少数活出了自我的学者。其实，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取舍。

如果没有跳出来的勇气，就安于学术圈的玩法。千万不要什么都想要。

作者在《新序》里面有一句话，也很有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也不过就在十多年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有那样多的禁忌。”

我想说，您多虑了。我们不但体会到了研究的禁忌，还进一步体会到了表达的禁忌。

崔健说，“只要天安门上还是毛主席像，我们就还是同一代人”。

下面谈一下胡适。

读胡适，要了解整个清末民国的时代背景，了解一些相关的人——傅斯年、丁文江、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等等，可以看一下雷颐、张鸣、傅国俑、唐德刚他们的书，也可以结合他自己的《四十自述》、他的演讲集《容忍与自由》。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胡适：为人、为学、为政。

胡适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为人。

（一）“郢书燕说”

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郢人写信有笔误，读信的燕人对这个笔误做出了向好的解读。

为什么会往好的方向去解读？因为对写信人有好感。胡适就是这样一个“写信人”，因为他的为人，人们爱戴他、尊敬他，也让他做事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作“我的朋友胡适”。能被各行各业的人称为朋友，足见胡适的人格魅力。

胡适的北大同事也想学胡适，做一些针对大众的讲座，却发现非常不易。胡适的讲座有一个听众是黄包车夫，有一次，胡适临时有事取消了讲座，怕黄包车夫不知道白跑一趟，特意找人去告知。这样的平等意识，对他人的关爱，为别人着想的体贴，让胡适成为“我的朋友胡适”。

（二）原生家庭的影响

胡适的人格魅力从何而来？作者从原生家庭的角度对胡适做了一些解读。

在胡适早期成长过程中，母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适的母亲给小胡适贴上了一个“圣人”的标签。从此，“成圣”成为胡适一生的追求。而母亲则用“期待的力量”，助力小胡适一点点成为更好的自己。

当然，光有“标签效应”并不行，还要有学习的榜样。母亲的行为方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胡适。

在一个旧式大家族中，关系错综复杂，孤儿寡母，胡母要靠隐忍、谦让、坚毅以及行为端直赢得自己的尊严和别人的尊重。这些行为方式，也被胡适习得。

在胡适的一生中，曾有很多诱惑，尤其是在感情上。与他同时代的人，对待包办婚姻，多数选择了为自己而活。徐志摩自不必说，即便鲁迅，也只是养着原配而已——朱安无爱无子、乏善可陈的一生，何处可安？

只有胡适，隐忍着，委屈自己，“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每次看到胡适清秀的脸庞上紧抿的双唇，心就微微一痛。想起他说过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苦乐自知。

（三）个人感悟

原生家庭各有不同，但个人的成长却自有轨迹。

原生家庭可以是伤，也可以是疗伤的药。胡适说，“最讨厌摆一张臭脸给人看”。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看过、感受过。但他没有习得这一切，而是超越这一切。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是胡适的成长之道。

所以，不要过分强调原生家庭的伤，谁不是一边崩溃，一边治愈呢？当你想改变的时候，你有一百个理由；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也有一百个借口。

原生家庭是上天给我们的牌，不能抱怨，也不能讨价还价，接住就好。用余生打好这副牌，相信每一次蜕变，都是割骨疗毒，痛彻心肺之后，才能化茧成蝶。

（一）方法论的贡献

胡适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胡适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大纲》，直接从《诗经》讲起。相较于著名的“两脚书橱”陈汉章——“三皇五帝”能讲一个学期，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学问，而在方法。

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把西方的实证主义引入中国。一改清代乾嘉学派的有“据”无“考”，把逻辑、常识、经验等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

一代语言学大家周有光先生，对胡适的学术贡献有极高的评价，甚至在陈寅恪之上。我们知道，号称“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学问极好。周老先生的评价，集中在方法论上。他认为，胡适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而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虽也是方法论上的创新，但终不及胡的贡献大。

（二）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写作，是另一件开风气之先的事。虽然胡适想像西方文艺复兴一样，通过语言文字塑造民族国家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民族国家的塑造，需要外部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形成内部的凝聚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有罗马教会这个外部的强大对手，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才易形成。

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要到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亡国亡种的危机，形成了内部的强烈认同感与凝聚力。而之前的民国，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民族国家意识并未形成，国家实质上是军阀割据。

胡适提倡白话文写作，实际上起到了文化普及作用。他的诗集《尝试集》浅白易懂，不主张“用典”。而“用典”恰恰是过去文化人优越感的表现，比如陈寅恪的诗不好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用典”。

写诗“用典”是文化人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而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是为了普及教育，是教育下移，目的是提高国民素养。

这样“自掘坟墓”的事，自是被老派学人反对。守旧派的林纾就说：“用白话文，谁都能当北大教授了”。学衡派的胡先驌更是写了二万多字的文言文，批评胡适的《尝试集》，指出白话诗必死。

现在看，白话诗不但没死，反而越活越精神。虽然不比八十年代——人人作诗、个个做梦，但写诗的人依旧散布在这片诗意的土地上。

不管是农妇诗人余秀华，还是矿工诗人陈年喜，他们都走在当年胡适先生铺就的道路上。

（三）个人感悟

胡适先生在“为学”上的贡献，要得益于他的勇敢。

想当年，二十多岁的胡适，在章门弟子占主导的北大，敢于挑战权威，冒着被学生赶走的风险，锐意创新，不可谓不孤决。

当时的北大，学生赶教授蔚然成风。在学生中很有威信的顾颉刚，就曾去探课。而当时的学生头傅斯年，在听过胡适的课后，给了极大的认可。也因此，年轻的胡适得以保住饭碗。晚年的胡适曾说，“是傅斯年保护了我”。

傅斯年是个很有水平的人，他看人准、学问好、组织能力强、精力充沛，只是为人不如胡适温厚，脾气火爆。他与胡适也是彼此成就。

胡适写白话诗，被人嘲笑为“两只蝴蝶”。却不知擅长古诗的胡适，只不过是在抛砖引玉，他勇于放低姿态，以这样的方式推进事情向前发展。

嘲笑是容易的，做事最难。当年嘲笑芙蓉姐的人，没想到芙蓉姐真的变美了；嘲笑俞敏洪的人，没想到他东山再起了；嘲笑凤姐读皇后大学的人，被凤姐教育了——“十年之前骂我嘲笑我的时候，你是你。十年之后又来讽刺我的时候，你还是那个你，而我却是不一样的罗玉凤！”

（一）议政

中国士人的传统，是积极入世的。孔子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的胡适，则更进一步——“无道也要现”。

胡适提出的“好政府主义”，首先是好人政府。“好人”应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

至于胡适自己，更多的是谈政治，这也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应有之意。“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精神”。

胡适议政，目的是引导舆论，培养现代公民。

（二）新俄与社会主义

对于自由主义者胡适，他向新俄与社会主义的转向让很多人不能理解。其实，他的转向不是改变了立场，恰恰相反，胡适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对新俄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随现实变化的。当时，不仅是胡适，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都拥护新俄：

首先是列宁宣布废除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吸引力，对比当时的西方列强，新俄一下子就站在了道义的至高点，让中国人心生好感，虽然后来证明，列宁也只是说说而已。

其次，新俄的社会主义不仅有理论，还有成功的实践，具有可操作性，这让苦苦寻求自强道路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

最后，激进是当时中国的时代主旋律。因为落后，所以急于改变现状。这就像是机场安检的排队，当另开一队的时候，排在最后的人跑的最快，排在最前的人基本不会动，中间的人犹豫不决。

胡适是到过苏联的。在1927年斯大林主导苏联之前，苏联虽也是专制统治，但他们称之为特殊时期，希望通过教育达成民主国家。

胡适去参观，感觉到很多新气象。这一点很好理解，就像是王朝政治，遇上一个好皇帝，就会呈现出新气象，因为专制统治确实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不能保证每个皇帝都是好皇帝。

1927年，斯大林统治苏联。教育依旧在办，但已经不是为了达成民主国家，而是培育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灯，苏联离民主越来越远。而胡适，也离苏联越来越远。

（三）驻美大使

抗日战争时期，胡适一改自己只议政、不参政的做法，赴美任大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胡适赴美，日本人说需要三个日本大使才能对抗胡适。由此可知，胡适的影响力。胡适懂美国，懂得用美国人能接受的方式施加影响力。

有人诟病胡适到美国后接受了一堆美国大学的博士头衔，却不知这是一场双赢。个人有影响力了，声音才能更好地被听到。

四年的美国大使，是胡适从政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争取到最大的支持与援助。抗日战争的胜利，胡适亦是功不可没。

（四）个人感悟

胡适为政，是以爱国为底色的。

说到胡适，不知为何总让我想到苏轼。北宋的变法运动，不管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东坡先生两边被骂。胡先生也是一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同样两边不讨好。

大陆这边，对他的批判，我们尚能理解；台湾一边，他同样不见容于时局。1962年，胡先生心脏病发作故去。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两个人的不见容，有其共性，就是他们都是有着独立人格、独立见解的知识人。他们坚守的是自己的信念，而非当局的观点。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而真正的爱国者都是批判者，因为“爱之深，责之切”。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是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小粉红或者战狼吗？

一个男生，从来没见过邻家女孩，既不了解她的外在，也不了解她的内心，却口口声声说爱她，他的爱，有多少可信度？

同样，一个没有走出家门、见识过祖国的壮美山河，也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的人，说他爱国，他的爱，有多少可信度？

真正的爱国者，一定是用脚丈量过祖国的大地，领略过祖国的山河，见过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

这样的人，他的爱深沉而厚重，博大而悲悯。这样的人，不仅能分享你的荣光，更能分担你的痛楚。不仅赞美你的优秀，也会批评你的不足。而胡适，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知道民国并不美好。但是，因为有胡适这样的存在，民国被加上了一层滤镜，呈现出一种朦胧的美。让我们这些后人，隔着岁月风烟，感受到民国的温度、湿润与温情。

“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很荣幸再次参加复旦校友会的读书分享活动。我想分享的内容是：再造中华文明离不开德先生和赛先生。

回望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召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那是一个充满了激情和希望的年代。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两位老先生不仅还在路上，甚至还有了渐行渐远的趋势。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先生，他是文明启蒙的先锋。胡适先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再造中华之文明，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唯有重新进行启蒙，并再次召唤德先生和赛先生。

科学方面，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对待中医的态度，胡适本人口头上极力反对中医，而行动上是信中医的，说明他本人并未想通这件事情，为此事还遭受了挺中医的遗老遗少们的诟病，在这一点上远远比不上同一时期的鲁迅、傅斯年、陈独秀、梁启超、孙中山、梁漱溟、陈寅恪、余云岫、周有光等人那么坚定。反中医的历史源于一个半世纪之前，1879年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发表《废医论》，开启了反中医的序幕；1912年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未列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国民政府动议“废止中医”。在座诸位都是饱学之士，我相信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中医，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启蒙先驱相比，请想一想：是不是当下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关于科学，胡适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勘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以上这些观点都极其准确，而且这些观点全部适用于对中医所造成的愚民作用的反思和辩驳。

胡适说：“一个国家的文明只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要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所能设计的最好的制度。这制度适合于圣人，而我们却都是凡人”、“暴力革命带来的必然是暴力专制政府”、“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先生思维活跃，在思想上特立独行，其言论独树一帜，以上这些观点振聋发聩，其远见卓识远远超越了同一时期的其他人，直到今天仍有着鲜明的意义。

胡适先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再造中华之文明。今天我们读胡适，愿我们能重拾一百年多前新文化运动的荣光，召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回归，这才是胡适先生再造文明之梦对于当下的启示。谢谢。

今天大家都在赞许胡适，我有意唱一点反调。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距今已经100多年了，某种程度上，“五四”已经成为中国的“新传统”。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认可“五四”，“五四”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基本追求是“科学与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但后来科学成了“唯科学”，民主成了“多数人的暴力”。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新传统”，这样才能立得更稳。

大家都说胡适“开风气之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胡适十几岁时赴美留学，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凭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在留学5年半左右“暴得大名”。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整天忙于各种社会活动，虽立志“为国人导师、再造中华文明”，但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暴得大名”，他的学问、学养到底有多深？我们可以打一个问号。

比如，胡适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哲学史，回答的是欧美人关心的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这就是他回国后在北大主讲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他回答了有没有的问题，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真正完成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是冯友兰。

我们今天读胡适，要回到胡适本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到美国留学，并没有专注于做学问，立志做“国人师”，年轻时便“暴得大名”，我们要对他的学问、学养进行审视，进行批判，只有在批判的基础上才能进步。

对于胡适，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自由平等”的精神。胡适不同于鲁迅等留学日本的那批人，他的宽厚待人源自于骨子里的自由平等的意识，像刚刚主分享讲到的“黄包车夫”的故事，我相信只有他能做到，鲁迅是做不到的，因为日本文化和中国一样，等级观念是非常严重的。我在海南工作几年，最痛恨的就是无所不在的等级观念，家长不能平等对待孩子，领导不能平等对待下属。没有平等的尊重，没有自由的思想，创新创造就无从谈起。

这世界有那么人，有那么多作家，有那么多作品，胡适于我而言，是在生命的一些时点上，不期而遇的存在。

初中的时候，因为一首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让我第一次对胡适这个名字有了印象，从辨识度来讲，这个名字好认好记。

那个年代，考大学是人生大事，我本科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是一所男多女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理工科院校。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一个不错的仲夏夜，现在的先生，用一首小诗向我表白：

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何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胡适先生的。

彼时觉得一个理工直男能知道这首诗，还用得很应时应景，不免心生欢喜，觉得是有切合点的。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我和先生已经携手银婚，我们的女儿也袅袅婷婷，到了要恋爱的年纪。自认为很与时俱进的父母，我们故作姿态地按压着探寻与关切，从不主动过问。

直到有一天，女儿跟我说“妈妈，我认识一个男孩……”，我知道这是女儿的初恋，当妈妈的还是要问问她“是什么让你确定就是他，是什么让你确定心动了？”女儿说：“我们去西岛玩，望着绝美夕阳在远海天边留下最后一抹绯红，天色渐渐暗了，他说：“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句。

据说是他的学生，也有人说是他女儿，问：“全世界都用“I love you”，表达爱的诉求，表白渴望被爱的希冀，我们日本人，该怎样用我们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呢？”。

夏目漱石想了几天，他说：我觉得应该是“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夏目漱石生卒要比胡适先生早二三十年，好像两人也并无什么交集，却始终给我一种感受，夏目漱石是日版的胡适先生。

将历史人物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认识和描摹，无疑是非常必须和有益的。因着一点即是巧合又是必然的链接，我与胡适先生，在我生命的一些可圈可点的节点上，有了时空交汇。

也是一种遇见。

罗志田先生写的胡适传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我只读了一部分，未窥全豹。主持人和主分享对本书的分析对我很有启发，一些观点如作为传记该书只写到1929年，不够全面，写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某些框架标准，等等，我也有同感。

我注意到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胡适先生具有传道士的特质。作者认为胡适在对孔子和神会的研究中，对他们宗教使命感的描述带有夫子自道的意味。我印象中胡适是一个理性冷静而温和儒雅的人物，而传教士多具坚执的信仰、充沛的宗教热情，甚至狂热。感觉胡适形象与传教士不搭。

读了传记中的一些论述，觉得罗志田先生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胡适一生对自己的思想方法、研究证明的结论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坚持不变，不从众，不趋时，不阿世，不附势，不顾情面，坦白亮观点，学术上、政治上都是如此，在“五四”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中是罕见的。如陈独秀、鲁迅等思想方法、观念都发生过转折，不是说转折不是好事，而是比较而言，坚持信念是胡适的特点，这特点确实符合传教士的精神。

我个人认为胡适这个特点主要来源于对实验主义科学方法有效性、可靠性的认可。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中，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他们的存疑主义和拿证据来是科学研究的起点。   

胡适服膺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方法，他引用过杜威的观点“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主要是要解决实际的真的问题，学术上是这样，社会活动同样如此，而“一切思想、知识、经验”、“天地间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一切教育，以及什么圣人贤人的话，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都不过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他概括杜威的思想方法为五步：

❶ 在生活（研究）中感到困惑、疑虑；

❷ 确定困惑的点，将疑虑概括成具体问题（命题）；

❸ 搜集信息，对问题的原因、结果和解决方案寻找（设定）一些假设；

❹ 从多种假设方案中选定可能性较大的方案；

❺ 根据证据材料对假设进行仔细求证，证实或者证伪假设的结论。如果证伪就要纠正错误，重新假设求证。发现错误与证实结论同样重要。

胡适将这种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对出于对科学方法这种新工具的自信，胡适留学回国后敢于喊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与同仁们一起运用新思想、新方法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胡适本着传教士精神毕生应用、宣传、传授讲证据讲逻辑的科学方法，对于缺乏形式逻辑的传统中国步入现代，意义犹其重大。胡文辉（胡一刀）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将胡适列作学林江湖排名第一的及时雨呼保义宋江，应该当之无愧。

罗志田的《胡适传》未写胡适的后半生，在此我根据补充几个实例，以彰显胡适的不盲从、不计毁誉得失的传教士精神。

（一）梁胡问答

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完成，多地收回租界，国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时发生了著名的梁胡问答。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向胡适发难：“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回复：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此时不盲从于舆论情绪，依据历史证据解释现实问题。

（二）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来自胡适的一句戏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一些政治和社会活动人士常聚在南京市西流湾8号（周佛海当时在南京的住宅）茶叙，议论形势及对策，主要有周佛海、陈布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胡适偶尔会参加。由于这些人认为中日国力、军力相差太大，全面开战会有更大损失，所以主和。胡适根据双方力量对比，也主张和谈解决。因为主战是高调，主和就成了低调。

蒋介石召开庐山国是谈话会，会上胡适与陶希圣提出和谈主张，当时蒋介石听取他们意见，也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后来蒋判断日本会蚕食中国，认为中方可以一战，决定在上海主动出击作战，希冀产生国际影响，获得援助。这时胡适坚持自己有证据的判断，上海决战难以获胜，他顶着极大的压力多次提出意见，在国防会议上蒋对胡适主和进行讥讽，时任参谋总长的程潜痛斥胡适是“汉奸”，国民党元老居正强烈反对求和甚至要求逮捕胡适。淞沪开战前的8月5日胡适与陶希圣求见蒋，蒋不见。胡适将意见函委托陈布雷转交蒋，陈布雷转交时对蒋说：“胡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

胡适在日记中说：此事其难无比，但他要尽心力，不计毁誉和压力。可见胡适根据自己的研判坚持已见，希望避免战争，避免人民的更大伤亡损失。其坚持已见是出于爱国爱民之心，而不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813开战后，蒋介石召见胡适希望他赴美开展民间外交，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援，他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没有因为意见不同而袖手旁观。不久，胡适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这些作为同样说明他的低调意见是出于公心。低调俱乐部有些成员后来渐行渐远，随汪精卫成立伪政府，走上“曲线救国“的歧路。胡适坚持在抗战阵营里做出自己的贡献，与周佛海辈有霄壤之别。胡适赴美途中还写信附诗给远在北京的周作人，尽朋友之谊劝他南下，怕周被日方利用，大节有亏，谁知周不听劝，也走上歧途。

历史无法重演，胡适的低调主和主张在当时是不是更有利的选择可以讨论，但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自己的意见，肯定是出于拳拳爱国之心。

（三）《水经注》研究

胡适学术研究以中国古代哲学史开端，之后研究禅宗史、清代朴学等，多是围绕思想文化领域，后半生突然沉迷于研究水经注。这个转折的内情显示了胡适重道求义、甚至有些任侠的一面。

据史料：1942年9月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芝加哥大学开出一万美金的年薪聘他讲学。胡适为全力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下册，辞谢了芝加哥大学的聘约。

他重归学术圈，1943年，完成了《易林考》、《曹操创立的“校事”制》、《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考证文章。年底，他收到王重民的一篇考证《水经注》的文章，这篇文章逗起他对《水经注》研究史一桩公案的心结，这就是戴震（字东原）在校勘《水经注》时是否剽窃了他人的成果。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得王重民书，附一文，《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重民治学最谨严，但此文甚不佳。今日独坐，取《水经注》聚珍本、《戴东原集》、《鲒埼亭集》、《观堂集林》及《别集》，试复勘此离奇之公案。……客散后，我写长信给王重民，到天亮六点半才睡。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今天细读各案卷，乃作第一次之发言。”

戴震是胡适最推崇的清代学术人物，可说是他的思想偶像，戴震以考据学的辉煌成就被清代学者章学诚称为“乾隆学者第一人”。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胡适曾撰文《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戴东原哲学》等多篇文章，盛赞戴震。

对于戴震的《水经注》考据，王国维在1925年发表文章认定戴震的《水经注》研究抄袭了前辈学者全祖望、赵一清的著作，“戴氏窃书之案，几成定谳”；1936年，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又发表两篇文章，重申王国维“此案已成定谳”之说。

胡适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以戴震为人，不会做出窃书抄袭之事，但胡当时没有研究戴震关于《水经注》的文章，所以对王国维、孟森的说法没有发言。胡适当晚给王重民的回信中这样说：“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先摆脱一切成见，再作一次考订，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

经过深入考证，胡适掌握了相关证据。1952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讲演《＜水经注＞考》，他说：

“明朝的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好官的吕坤的一句名言是：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水经注考》付印的时候，一定把这句话摆在前面。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这个案子，牵涉全祖望、赵一清两个人。……这个案子还有许多问题，大家说是戴东原偷书，我找材料，发现戴东原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可以互相参证。这两个本子有三个大缺陷，以这三个缺陷，可以证明戴东原没有偷全、赵两个人的书，主题可以解决了。”一句“打抱不平”说明胡适的心态，求公道的任侠之情也是传道士似热情的表现吧！

随着戴案引发对《水经注》的兴趣，胡适的学术研究重点转向《水经注》。胡适研究《水经注》多年，很多人认为胡适这样做不值。

梁实秋曾问他：“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答：“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他自认为值得。

（四）面诤蒋介石

1950年代，胡适自美赴台，宣传民主政治理念，他多次当面诤谏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甚至劝蒋“毁党救国”，蒋介石感到威胁，当面敷衍，内心反感。

蒋介石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对胡适反感和与胡适的斗法。1952年12月13日日记中记载与胡适谈话感想：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1958年在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演讲时，胡适当场反驳，引起蒋内心愤怒，蒋在1958年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1960年蒋封杀自由中国杂志、逮捕雷震等人，特意安排在胡适离台赴美期间，同时设计不让胡适回台。后胡适不顾危险回台，并要求见蒋谈雷震案。蒋先是避而不见，后见面时以牵涉间谍搪塞，安排一定场面使胡不便深谈。之后，蒋在日记中对自己的手腕沾沾自喜。

对雷震等人判刑后，蒋介石感觉对胡适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总结道，此为退台后“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胁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1960年11月24日日记)。蒋介石面对胡适的巨大影响力，既忌惮又想利用，他对胡打感情牌，在“雷震案”宣判后，蒋在自己的官邸给胡适做七十大寿，场面盛大，令胡适感动。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酒会演讲时突发心脏病去世，蒋在3月1日去殡仪馆瞻仰遗容，3月2日日记中对胡适做他心中的盖棺之论：

“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在现实层面，蒋感到胡适逝世对他是一种解脱，他在3月3日日记又记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秉持好政府主义，尊法制重规则，希望在一定的法制框架内通过批评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做忠诚的反对派，一辈子独立不迁，横而不流，不躁进不放弃，始终如一，也可见传教士精神之一斑。

最后谈一点胡适与海南的一点缘分。

胡适的父亲胡传受广东巡抚委派曾到海南考察黎峒，据《胡适文集》记载，胡传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来海南巡察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止，历时一个月。所写日记《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约一万两千字，是当时海南的重要民情史料。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胡适的贡献，可以对他的科学观做一些观察。一些观点认为：他的科学观是一种以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说从认识论角度看他是偏经验而轻唯理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除了科学在“形而下”领域内发挥的巨大作用外，我们不能忽略意识、观念和信仰在“形而上”领域内的或许更为重要的作用。否则就很容易落入“唯科学论”的陷阱——不了解科学的有限性和科学的边界，或者换句话说科学只是表面现象的低级层次。尤其是将西方的发展与“科学”划一个等号，那更是将复杂的大千世界太过于简单化了。尼尔•波茨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就这一点有很好的论述。

因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除了用科学的视角外，我们是否也应该用“不科学”的视角来看待社会？

如果我们说，胡适服膺于以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实用主义，他曾公开声明“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那也只能代表在某一个时期内他在认识论层面是偏经验的。

在形而上学的层面，胡适尝试过对西方的宗教的深入了解，书中提到他甚至还有短暂的皈依经历（或许是自身的精神需求，或是为了获得亲身的体验）。在我看来，胡适一个难得之处在于开放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这个语境下的“宽容”，指的是他能跳出大部分人“二元”的思维——明知道观念的矛盾和对立，却能让这些观念并存，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中找到适宜的契合点，同时启发旁人用不同的视角来发掘“新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自身的思想也得到了升华。或许胡适自身给他的“人师”的定位，或是“传教士”的情怀能够让他超越俗世的是非之争，在另外一个层面里做出思想融合、文化交流的贡献吧！另一方面，这样的定位也能让他是“清流”而不至于隐遁无为，是“当道”而又不至于同流合污——因为疏离“输赢”，就能够保持“旁观者”清醒的姿态。

胡适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因为这样做，我们便脱离了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正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的贡献在于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通过他的著作建立了西方学科的分类雏形。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所犯的错误也是最多的——但他对西方思想史和科学史的贡献已经让他超然于对错之上。

所以，我还是想重复一下上次读书会的体会——“在回顾胡适的思想发展史中，有时会感觉到一些‘矛盾’、‘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我看来就是在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思想的涤荡，进而对原有认知的更新过程。”

回到传记本身，我想说作者不是白描式的写法而是带上了不少主观评价的写法（书名叫做critical biology而不仅是biology，较“胡适传”而言，似乎成为“胡适评传”更好），有些可以类比印象派与写实主义的区别。具体而言，就是这样的思想态度：“感觉是不可靠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感觉中的世界与实际的客观世界（如果存在客观世界的话）是否是一样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究竟在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们感知到了什么。

因为主观印象不仅反映客观世界，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造就客观世界。作品从客观自然再现转向了主观精神表现，也许传记中的“胡适”就是“作者眼中的胡适”或者“作者期望我们看到的胡适”吧！

胡适对早期新文化运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功绩需要承认。我在搜集胡适生平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历史同期人物对他的一些评价。为了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我将胡适一生的经历脉络及部分评价内容摘录过来分享给大家。

第一阶段（准备期）：19岁（1910年）考取“庚子生”保送留洋，26岁（1917年）学成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立志做国人导师。

第二阶段（开创期）：26-28岁（1917-1919年）陆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哲学史大纲》等多篇论文著作，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终生笔耕不辍，直至34岁（1925年）辞去北京大学教授。

第三阶段（磨合期）：37岁-39岁（1928-1930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通过宋美龄婚礼、南方演讲等场合与国民党高层建立了联系，在47岁（1938年）前担任国民政府多个行政职务；

第四阶段（动荡期）：47岁-51岁（1938-1942年）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获得近30个博士学位；于55-57岁（1946-1948年）担任北大校长。1948年12月终是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去往南京，而后于58岁（1949年）去往美国充当说客，可惜过去之后渡江战役局势已定，在美处处碰壁；

第五阶段（晚年期）：晚年寓居美国，期间多次往返台湾。于66岁（1957年）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71岁（1962年）于台湾去世。

鲁迅对胡适的前后评价

早年的时候：“《新青年》时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晚年的时候：“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适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例如其在1937年8月6日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写道：“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毛主席对胡适的评价

早在长沙读书时，毛主席已经把陈独秀还有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胡适，当成“楷模级”人物了。

毛主席在延安曾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二者在北京时曾有交集，但随着信奉主义的变化越走越远。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远在美国的胡适还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恳请“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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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代新中国批判胡适的时候，据文学家唐弢回忆说，1956年或1957年春，毛主席在宴请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有人提到对胡适的批判，毛主席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他还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要想看21世纪对胡适的评价，可以看一下电视剧《觉醒年代》。

蒋中正对胡适的评价

 蒋中正在日记中对胡适有诸多评价，选其中比较典型的几处：

1942年，蒋中正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1960年10月13日，蒋中正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1962年2月24日，蒋中正在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说明他是始料未及的，之后，他又亲自为胡适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两句话概括了胡适的一生成就。

1962年3月3日，蒋中正在“上星期反省录”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综合来看，胡适终年71岁，在美国呆了约20年，在当时尚未找到救国路径的时候赴美留学，美国文化对其价值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在1947年北大开学典礼上曾说过一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由此可见一斑。

殷海光曾有断言：“当胡适处境艰难而胡适思想被人人喊打的时候，我们就陷于不正常的艰难窘境之中；当胡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则走向通往自由的健康之路。”

当代作家除了王小波之外，刀尔登算是思想与文采兼得的少数人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人类社会同几千年前一样，仍然是一种权力结构。在这个背景下，个人精神的解放，仍然无法不与社会目标冲突。人类的组织方式几无改善，对人的教育一如既往地失败，折磨过前贤的困惑，一样不减地在历史中轮回，而且颜色更加阴暗。……我又怀疑的是，即使有新的处境，也未必能提出新的问题。……我们得答对上一个问题，才有机会回答下一道题”。

对于胡适和他的时代，我们答对上一个问题了吗？

两次读胡适，上个月侧重于“认识胡适”，而本次读书会大家谈的更多的是如何“懂得胡适”。今天虽然发言的书友不多，但都很有分量。赵博后详细介绍了胡适的为人、为学、为政，小天（陈恩晓）谈了胡适对当下的意义，吴易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是胡适坚毅自信、不畏人言的传教士精神，董春则从文学方面告诉了我们胡适的温情。角度各异，但都让人深受启发。

我想谈谈对胡适一生三个阶段的认识，从时代骄子到时代弃儿，再成为时代楷模。

第一阶段：胡适少年得志，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大学教授，后来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再后来还当过北大校长和驻美大使，可谓是风光无限！这是胡适作为时代骄子的阶段。

第二阶段：由于苏俄政治上的成功，反对苏俄的胡适在蒋介石垮台时选择作为少数派离开了大陆。由于当时美国也抛弃了蒋政权，认为他们是没有希望的，而中国共产党更是彻底地批判胡适，加之胡适与蒋介石关系不和，因此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在1949-1957年是相当艰难的。从胡适《四十自述》等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这段时间在美国的胡适成为了时代的弃儿。

第三阶段：胡适又成为了时代的楷模。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苏俄不堪的一幕，而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之后持续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使得当时留在大陆的一代知识分子都遭遇了劫难，几乎全军覆没。即便躲过一劫未身死者，也错过了黄金年华再难有所作为。这个巨大的反差，使得胡适90年代后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回到胡适成了学界的常识，胡适再次成为时代楷模。

胡适能够获得如此众多的推崇，我认为恰恰与他经历过时代弃儿的阶段是分不开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知识分子一定要坚守常识，坚守良知，像胡适一样经历过时代的抛弃，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真正的楷模。我觉得，这正是我们重读胡适的意义所在。

推荐人：郭瑞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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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海口市美兰图书馆提供场地服务和精美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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