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级基础医学院法医学本科任宪良:在小众领域做好必要的事
1998年,任宪良学长考取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法医学专业。毕业后,他通过公务员考试加入公安队伍,成为一名法医师、人民警察。2023年是他耕耘在法医事业的第20年。任宪良并不是人们普遍印象里那类典型的“法医”。他不勘查案发现场,也不和尸体打交道——他的主要工作领域是精神病鉴定。目前,他任职于上海市公安局监管总队强制医疗所。他评价自己的工作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领域”。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章,强制医疗程序自此建立起基本框架。由于强制医疗在整个刑法体系中仍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抽象性立法仍有不能及之处,于是在实务上,任宪良与同仁希望从内部规范等多方面去完善。然而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强制医疗是对精神病人的救济程序,同时也起到保全社会与其他个人法益的预防与保护机能。回想大学时代,任宪良坦言自己的遗憾:“还是觉得那个时候学得有点少,应该更加放开自己去学习。”虽然工作后也在不断学习,但多数是以实用为落点的知识积累,而非系统性的学习内化。他认为读书要趁早,要抓紧记忆力、学习能力最好的时间,非功利性地、去目的性地博闻广识。上医和复旦的本科通识教育带给他的正是这样一种高角度、全方位的学科视野和扎实的学科基础。步入职场后,任宪良深刻体会到“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内涵。工作遇到的难题时常没有标准答案,他学会让自己保持坚韧的心态,持续摸索、钻研。关于从校园到职场的适应转换,他认为重要的有三点:首先,从学校掌握的专业知识是工作的基础;第二,工作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以及如何自我提升;另外,需要注意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卑不亢、专注踏实。任宪良从他的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不仅是“做好一件事”的雀跃,更来自于对职业的认同。“一个社会的整体运转需要每个细分领域的人共同努力”,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工作形容成默默无闻的一颗螺丝钉,但正是这样的工作观照到社会的角落。“虽然是小众领域,但是精神病人犯罪的社会影响很大。”民众对精神病的偏见、患者与其家属的病耻感以及存在于精神病与罪责承担之间的认识误区,聚成一团难以吹散的舆论迷雾。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任宪良拥有看待社会问题的另一视角:强制医疗所收容人员免于承担刑事责任,但刑罚的反面不是逃脱,而是另一形式的救治与管制。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率上升,其中部分就属于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患者。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各方的更多关切、理解,以期制度化、体系化的完善。从学生时代走来,任宪良见证了信息匮乏到信息爆炸的环境转变,他寄语同学们广泛了解社会,早规划、有重点地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为自己设立相对明确的一到两个目标,并为之努力。“正青春时,树立目标、探索方向、坚持奋斗,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让每一天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