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级新闻凌馨：复旦新闻人，靠作品说话
文/陈禹潜、施畅、丁美栋、朱作权
2005年，她是《复旦人周报》的主编，创办了第一期毕业生特刊。
2007年，她从复旦毕业，踩着纸媒黄金时代的尾巴，追求一份媒体的工作。
2020年，她在《财经》杂志，寄语学弟学妹，“理想不会破灭，依旧满怀热忱”。
“大家会觉得我脑子有点问题的。”放弃企业高薪，坚持工作在采写一线，凌馨的职业生涯里常做出一些旁人可能难以理解的决定。
在凌馨看来，复旦新闻人走到哪里都是靠作品说话。或许是这样的倔强，支持着她在少有人走的路上前行。跑别人不愿意跑的条线，做突发和调查报道，每天打一百个电话只为一个采访。
她惯于接受失败，喜欢“浪费”时间，热衷用笨办法，谈到采访生涯里的“意外之喜”，满眼热诚。
以下是我们和凌馨的对话——
Q：看到您带来了一份以前在复旦上学时做的《复旦人周报》，您现在是《财经》杂志的记者，从大学时代开始您就一直从事新闻事业吗？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A：其实我一直是很想做记者的，初二的时候就想做记者。当时大家都说做记者要考复旦新闻，但那年我考复旦的分数不能上新闻系，所以我去了历史系。至于我为什么会到周报，因为当时我听到一个迷思，传闻说周报每年都有一个名额转系成功，然后我去了周报真的转系成功了，并且后来还成了周报的主编。我今天带过来的这份就是我创办的毕业生特刊，2005年的第一期特刊。
Q：在《复旦人周报》的经历对您而言，是学生时期一段重要的回忆。在这期间，有什么事情是令您印象深刻的吗？
A：当时周报的办公地点在叶耀珍楼，在那里写稿、办公的日日夜夜对于我而言是一段段难以忘怀的尽力。当时我们的《复旦人周报》是对标《新闻晨报》的，比如《复旦人周报》的报头跟《新闻晨报》是长得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十分希望能够做校园里的真正的新闻，也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校园新闻采访实践的磨练之中，我们努力让自己成为学校里的舆论监督者。
Q：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毕业后进入新闻行业的经历吗？
A：我记得我们毕业那年找工作也是特别难，因为那年是次贷危机，到处都在缩编。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太流行做记者了，我们全班就只有三个人做记者的，一个在南方都市报，还有一个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我记得那时候毕业记者的签约底薪是4000块钱还是2500块钱，相比之下去咨询公司可以拿1万的底薪了，所以已经是到了所谓黄金时段的末尾了。
但我还是一门心思都在新闻单位实习，最早在《南方日报》，后来去《新闻晨报》，找工作也是面试了《潇湘晨报》、《南方周末》、《京华时报》等等媒体。现在我还记得当年找工作焦虑的时候，我也曾在东区拐角那个报亭那里边打电话边哭。后来我先找了个工作，在分众传媒做PR做得很不错，可我发现我内心还是更喜欢做一名记者。所以我在老师的介绍下去了香港《文汇报》，做了一年当上了副主任，参与了十七大、党代会、全国两会的采访工作。
Q：学姐您从《文汇报》来到《财经》工作，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A：其实在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财经》杂志，每一期都买来收集，现在也还在我家书柜里都放着，当时我心想说我要在《财经》退休。后来有朋友知道我很想到《财经》工作，正好那时《财经》要招人，我得知消息就马上去谈。但其实到《财经》做记者，一开始我收入是下降的，工作上也没有马上适应。因为《财经》要求很高，虽说我之前也跑过挺多重大的突发，但是《财经》要求的是你能写系统的大稿，是有挑战性的。
比如你要去做一些调查报道，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去找跟调查对象有关的所有的人。现在是用天眼查，以前都是到处走访调资料。我曾有过做很难的采访，一度想要放弃，但是我想着我要打满100个电话，后来没有打到100个就联系到了。所以做记者有时候要习惯失败，习惯被人拒绝采访。但是你还是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很笨的办法，有时候正是笨办法，可能会带给你意外之喜。
Q：那学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你曾经跑采访时候用的笨办法吗？
A：我以前的领导叫罗昌平写过一本书叫《打铁记》，这个“铁”指的是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当时我们做一个稿子，揭露他的贪污腐败。我去四川调查一个跟刘有关联的公司，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为了得到有用的资料，我会做一些一般人认为肯定不会成功的事情。比如我当时去图书馆查资料，找到这个公司有一本厂志，一共只印了100份，里面详细地记载了这个厂的资产和产权变化，揭露了有关人员把租赁的国有资产变成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这跟厂志的记录是不符的。这个可能你采访个三四天都不能得到的东西，我在图书馆花了三四个小时就得到了。
所以说有时候你学到一种方法，你可能用了10次20次你没成功，你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方法是错的，其实不是的。像当时图书馆找资料这个方法我至少用过五六十次，但只有这一次成功了。所以笨方法有一天会给你带来什么，最关键是就是你为他愿意花费多少时间，因此我总是喜欢做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
Q：在新闻学院就读期间，有那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或者印象比较深刻？
A：比如黄芝晓老师。黄芝晓老师原来是《福建日报》的总编，在课上他总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办报。有时候，黄老师还会直接上手改我们的写稿作业，甚至帮我们周报画版。还有洪兵老师，洪老师有时候会请一些外面的记者来给我们上课，带给我们业界最新的指导，给我们很大的促进作用。洪兵老师的课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给我们分享的例子都是时下最具有热点和讨论度的事件：比如说最近有世界杯，洪老师就讲世界杯的报道——由此，他的课程总是紧跟潮流，趣味盎然。
Q：新闻学院本身对您而言，或者对您之后的职业生涯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代表着什么？
A：我认为新闻学院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学院的师兄师姐们。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这些前人们的经验指导了我后来的记者生涯。我有一个最钦佩的复旦新院师兄，是复旦人周报的创始人之一，之后也成了记者。虽然他在报社负责财经部，但却对各种话题都很关注。因为他对各个领域都有了解十分优秀，所以他在他的单位是仅有的几个被指定跑全国“两会”的记者。我还记得我到晨报的时候，第一天他们说“你的老师不在，去跑“两会”了；还告诉我“你的老师特别优秀，要跟着他好好学习”。我心里只是期待，这个人是我师兄，应该会对我比较好吧。可真正和他工作之后，才发现他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但经过他的指导，我的业务水平和在待人接物方面都学到了很多。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晨报的时候，这位师兄跟我讲，他说你需要有一个作品。当时他跑保险这条线，那个时候有一种叫保险联谊会，你可以认为像现在的保健品联谊会一样，让大爷大妈们都去参会，发你一些小礼物，然后就最终让你买他们的保险。他当时问我说我能不能去调查一下，我觉得机会很好就自己去调查，回来把稿子写了。我觉得人的人品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稿子他也改了甚至直接写了一部分，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实际上有的时候实习生从记者老师那里会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现在做了记者之后觉得没那么重要的东西，但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实习生你会很感动的。虽然说最后成稿时候因为一些原因我的名字没能放到前面，但我依旧十分感动。也是这位师兄告诉我，记者要做出好的报道，把事情做成，把稿子发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Q：您毕业之后大部分实践都待在媒体界，您一直想做媒体的原因和什么呢？
A：我觉得主要是喜欢吧。我做了记者8年之后，出去了一圈，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那个阶段想要什么了。后来我做过PR类的工作，也做过所谓的执行主编，但发现都不是我最喜欢的。在这些职位上时，我发现我已经不需要写稿子了，而只是指导指导小朋友。但我现在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永远都是要练的，如果你一直没有产出，你哪怕你再怎么去指导别人写，你的这种能力是会下降的。包括我们同届的、还有很多学弟学妹在公司里面其实都做leader了，他们都现在都不写东西，感觉这方面能力就下降了。
Q：当前媒体界人才流失很严重，您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给求职的学弟学妹们吗？
A：我觉得一个人是因为“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才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念想和未来的考虑，这是两方面。一个方面，比如说现在房价这么贵，记者收入又相对不高，你凭什么要求别人终身都要当记者？ 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将来要去公关公司，但是我想先来做记者体验一下，又或者是说我觉得要知己知彼，先做记者再做公关我的业务能力肯定更强——这肯定是对的。如果苛求别人说我是要终身做记者的、我要做调查记者之类的，这样的话有时候就太盲目了。这件事的另一面是，对于学弟学妹们，我希望大家真的来到记者这个行业，不管待了多久，对这一行的理想不会破灭，依然满怀着热忱，觉得这里有一些我们追求的东西。比如，我觉得像我们这些新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有的时候你要为流量妥协一点点，可能你起个标题相对“震惊”一些，但是你不会脱离事实本身，还是会有些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