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各位校友，书友，尊敬的刘传铭先生，大家下午好！今天，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读书会走进黎安书院，开启本期读书会活动。

2016年4月，一群读书、爱书、博览思考的复旦人聚集在海口，发起成立了复旦校友读书会。一晃十年了。十年间，我们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聚集一起，两个月读一本书，从未间断。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在线上、在万绿园草坪上继续读书、议书。书，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链接校友书友的桥梁。弹指一挥间，十年来读书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光是复旦校友，还聚集了一批书友，逐渐成为海南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特别是2022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遴选优秀群众性文化活动，文旅部专家团队来海南考察的时候也很惊叹，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海南，有这样一个坚持了七年的读书会，七年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十年了我们仍然在延续，因为，就是有我们这帮傻傻的读书人，不求虚名坚持读书。回顾以往，我们的收获很大。上个月刚好是读书会的120期，我们在海口桃李春风举办了一个读书会十周年庆典和第120期读书会，邀请了复旦的张业松教授分享他的书《鲁迅的内面》。今后，读书会将更多地邀请作者带着他的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是第121期，我们有幸走进了黎安书院，一起共读刘传铭院长的《苏东坡大传》。我是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的执行会长文玲，我代表海南校友会对刘传铭院长的倾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一点浩然气千里，千里快哉风”。千年前，苏东坡在宦海沉浮中坚守本心，在诗文笔墨中安放情怀，成为跨越千年依然鲜活的文化符号。他诗文书画皆臻巅峰，心怀苍生造福百姓，豁达通透、历经贬谪却始终向阳而生，用一生诠释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与洒脱。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很多，网上一查就有400多本，今天，我们有幸相聚在这里，因为一本读懂苏东坡的著作——《苏东坡大传》，更有幸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刘传铭先生，带我们走进苏东坡的精神世界。读书会负责人段曹林教授为推荐这本书写了一段精彩的推荐词：《苏东坡大传》，采用了多元叙事和文笔史笔融通之法，补前贤所缺，书个人新见，全景式立体化地还原一个鲜活真实的苏东坡——才情绝代却命运多舛、人生精彩而心性纯良、功业不朽且灵魂有趣。该著兼收言论、诗文、书画和影像，尽遣史识、文才、艺心和哲思，引领读者“解码个中幽微，洞悉人心波澜，答疑千年一问”，最终抵达传主的心灵世界。

现在我隆重地介绍本次读书会的主分享嘉宾刘传铭先生。刘传铭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艺术史论家，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的总撰稿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美术史教授，文化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并担任了中国多家文化机构、大学（如深圳大学、上海交大等）的特聘专家和教授。他深耕国学和艺术史领域数十载，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既有着严谨的学术功底，又有着通透的人文情怀。他的《苏东坡大传》是我见过的最厚的一本写苏东坡的书，有他对苏东坡独特的认识和角度。下面我们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刘传铭先生，大家热烈欢迎。

亲爱的书友朋友，亲爱的复旦大学海南同学会读书会的朋友，感谢你们冒着酷暑炎热到黎安书院来做这次读书活动。我以双重的喜悦欢迎大家到来，为什么说双重喜悦呢？第一，作为黎安书院主人，孔子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讲的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恰恰像复旦读书会这样的同道论学朋友，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另外作为今天的读书分享会主题《苏东坡大传》的作者和读者有这样分享机会，更是喜出望外。

我对今天读书分享会的关注程度要超过原来那些大大小小数十次分享会。我知道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真正读书的读书会。作者最期待的就是一次有质量的读书会，我要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不过主持人文玲女士还是比较小气，只给了我50分钟。对一个作家来说，书写完了，他的基本任务就完成了，是不需要作者多说话，可是今天这个情况很特殊，我宁愿拿出宝贵的50分钟的一部分，在以书结缘的分享会上表述一些新内容，就是放开了讲，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担忧和我的骄傲，分享这本书文字背后的东西。

对现在的“东坡热”很多人有误解，以为“苏东坡热”是近些年才兴起。其实从南宋以来，这一位1037年元月8日出生、1101年7月28日去世的千年大网红，无论他活着还是逝去，都一直被历史的光线冷暖聚焦。

苏东坡何等不幸又是何等幸运。他几乎活着的每一天都有文献记录，那些诗文书画，那些典论文章，那些批评颂扬，那些咒骂思念……那些不是为记录而记录的种种回忆，给后世认识一个千年英雄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后人解读留下了难题。所以对东坡的关注光有热度不够。我从前在分享里就说过，爱东坡不需要理由，他的多样人生，他的让人感到温暖的性格，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以及卓绝的才华，被大家已经几乎讲烂了。可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对东坡的认识和研究远远不够，甚至是误解误读，因而获得的认识是碎片化的、是消费主义的，我希望《苏东坡大传》是认识和研究苏轼的新开始。

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三年多时间是在海南儋州过的，北归中原路上死在常州。半年前接下陵水创办黎安书院担子时，内心感到一种重走东坡路的温暖和荒凉。我自认为很年轻，可是也奔80了。冥冥之中老天有这样的安排岂非正是我的选择？ 

大家都熟悉的那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都是东坡的贬谪之地是人生的低谷，但他却认为是人生功业的三个高地。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是他对命运不公超然的态度：你不是让我从庙堂跌落在草间吗？可我是一个能够把毒药当补药吃下去的人。大家可以想，苏轼没到黄州之前叫苏轼，他小时候号是铁冠道人，可是经过了宦海沉浮，尤其到了黄州以后躬耕农亩，这不是风雅不是所谓的陶渊明式闲逸超然的生活，而是在亲近泥土的沉重躬耕劳作里面获得了新生命。所以我说“青史存苏轼，黄州出东坡”。没有黄州的苦难磨炼，不会有苏东坡。

现在一说到苏东坡的多方成就，会说他是一个皇帝的老师，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是北宋的大词宗的开创者，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有着超出常人智慧的地方行政长官，他的书画成就更可以说无法形容了……我在书里面用了一个词，三个字叫“扳道工”。可能年轻人不知道“扳道工”是个什么概念。“扳道工”在绿皮火车时代，铁路的火车改变方向不是靠电脑，而是靠扳道工人扳道岔使这列前行的火车拐向另外一个方向。当然《大传》这本书没办法就这个结论做非常详细的阐述。我举一个例子补充一下。苏东坡书画俱佳，他的画论思想一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清泉和圭臬。他的论画思想“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是说，如果你还是停留在看一张画的好坏，用像不像所谓形式概念，你简直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幼稚和无知。这是中国画的审美灵魂。

中国画可以画得很像，有精准的造型能力，但是到了苏东坡时代，他提出了要重意轻形，就是造型手段要从重工写转化到一个笔墨书写心性的境界。这样的思想使整个中国画能成为世界艺术造型语言一个独特的、可以自我封闭，但同时又是可以自我兴奋、自我完善的系统，一棵非常难得的人类艺术大树。他在跟朋友谈书法成就时候说“吾本不善书”，但是“知书莫如我”，这是何等自豪！真正懂得书法精髓的是我，他是有资格说这话的。中国书法史上三大行书法帖，第一个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个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第三个是苏轼在黄州写的《寒食诗帖》。中国书画列车在北宋关口，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文人，提出了以思想入画，以修养入画，以人文入画，以情感入书，以自由心性表达为驱使思考和挥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仅就这一点而言，“扳道工”就是说他让从两汉开始的中国艺术史改变了方向，使中国古典艺术哲学成了和西方以油画、雕塑为主的视觉艺术形成极大反差的一枝东方文明奇葩。

很多人不知道苏轼还是位大教育家。他20岁时跟着父亲带着弟弟东进中原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他的科考文章也是不少书上经常提到的《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既是他一鸣惊人的成名作，更是他的政治和他思想理念的一座高峰。由此后来他的很多的政治抱负上所阐述的思想是他把政统和学统完全扭合在一起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对科举制度的各种各样意见。他是科举中的进士，等到他做主考官他的主张使他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聚焦到科举改革。

大家知道作为哲学家的苏轼吗？这是苏轼研究深化过程中又一大坎。研究苏轼不仅仅停留在他逆旅人生的经历里面，不止仅关注他的情感丰富、才华卓越。思想的深度一定要凭借有分量的哲学著作。他晚年在儋州完成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本书就是他哲学思想的总结。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了解苏东坡除了看传记，一定不要放过《东坡志林》。《东坡志林》信息量价值之高超过许许多多望文生义的“历史描述”。

另外，苏东坡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许多史论，那些要言不烦的千把字，两三千字论人论事，他对历史政治格局和人性的探底触摸。所以我就特别想写一部大传，我要挑战人们对东坡的定评，要挑战我自己。

我要“感谢”疫情，人们生活被按下暂停键的4年时间，终于有机会让我完全沉浸在我想写的书里。4年时间我写了3本书，除了这本书以外，我还写了一部《苏州传》，反应也不错，另外还有一本《沉思如舞》是在香港出版的。等到《苏东坡大传》出来以后，当时有俄罗斯列宁格勒出版社、蒙古国ISD RUBY（红宝石）出版社、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司等三个国家的出版社和中国台湾地区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跟海南出版社签了翻译合同，可到现在为止只出了台湾的中文繁体版，星云基金会的出版社总编辑说过这真是大传，两位编辑整整工作了一年才编完这本书。这本书虽然是写苏东坡，但也是我个人对东坡认知和理解的发掘整理，我相信任何历史题材的写作，严肃到通史、断代史，到人物传记研究，最终也是著述者一个人的历史。

关于苏东坡研究，我们尽可能要以不同时代不同研究的人物观照形成一个多棱镜透视，那么这就要求作者既要对信息和那个时代的充分认知和了解，同时又要能在这些历史的材料里面找出最应该和读者分享对传主的叙述，我一直努力这么做。不瞒在座朋友，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有同频共振感觉的读者。我要感谢这次分享会的推荐人段曹林教授，他写了很高的评价，包括去年这本书幸运地获得了“中国韬奋好书奖”的种种好评。作者的书有人喜欢有人欣赏固然可喜，但是我又不满足，所以我特别期待今天分享会诸君的意见。

既然是读书分享会，我就来给大家读几小段。

请大家翻到96页，说一个好像跟苏东坡没有关系的细节，但是跟这本书的关系非常大。大家知道“苏门三学士”：苏洵、苏轼、苏辙三苏，同时作为唐宋八大家，这是历史一个奇迹，证明苏门学养深厚，学风纯正。我平时不太看重“名物考”对历史资料的引用，但又重视正名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传记撰述如何引用资料，如何解惑答疑呢？作为史书当有这样的责任，请看倒数第五行：“自南宋王应麟《三字经》将苏洵‘知过能改’的后学故事以‘苏老泉，二十七’写入历史教材……”《三字经》在座的诸位都太熟了，可能读到这一段就忽略过去了。苏洵，到现在为止史学界一直认为就是苏老泉对吧？《三字经》上面写得很清楚，“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可是苏洵到底是个什么人？自《三字经》后“恐世人都是先知苏老泉后知苏洵，两个人本为一人”作家李一冰写的《苏东坡新传》就说因为眉州有一口泉水叫老翁泉，便把苏洵和这口老翁泉名联到一起。然而我检点《东坡诗集》，看到苏东坡写过一首诗叫《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一句明确写出‘老泉’二字，而在避讳慎言的唐宋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出现子称父讳的。”什么意思？古人行文要避讳，苏轼怎么可以在他自己的诗里面称父亲老泉，所以这就问题来了。后世有人从这个问题入手，生出关于苏老泉的质疑种种。明人娄坚在《学古续言》卷二十三《记苏长公二别号》一文中， 凭借一份墨迹上的印章，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东坡此书，古淡遒劲……又纸尾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盖公自黄（指黄州）还朝，既衰而思其丘墓，而作此书不远，两别号殆相继于元丰、元祐之间也。当时如宗室（赵）令畤，尝从公为颍州倅，亦札记及此。而南渡后，虽马端临之博，犹以老泉为明允别号。至本朝杨升庵，其该洽为一代所推，亦仍其误。” 娄坚和杨升庵两个明朝大学者，他们就对上面讲的问题就提出疑问，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老泉是不是苏洵这个人？娄坚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东坡居士”和“老泉山人”都是苏轼的号，而不是苏洵的。这让我们感到意外，这是父冠子戴，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从南宋到元明，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名字都搞错，所以识人知人识古人是非常难的。看来《三字经》就是错误的开始。所以我想讲，写历史人物，除紧扣这个人的精神世界本质，从他丰富的人生的点点滴滴最后抓住主线来认识他，和从无疑处细节来考量也不可或缺。

诸多问题来不及一一细说，反正书摆在这儿，请各位有疑问或者对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批评，我洗耳恭听。作为一个传记作家，追求的就是对精神取向性认识，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然对文本的关注同样重要。一些史记类的著作，叫“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让人捧读生厌看不下去。阅读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天下之至美一定是存在大块文章里面。

人和人的了解，有的时候需要长年累月频繁接触，有的时候人和人的感情沟通就像惊鸿一瞥，瞬间即永恒。灵感上的共鸣可能比生活中的认识更真实。

南美洲诗人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本小说《莎士比亚的记忆》。一个是20世纪的南美洲诗人，一个是17世纪的英国大剧作家，要写莎士比亚的记忆，这可能吗？没办法想象这种可能，传记已经够难写的了。何况记忆！我记忆力算好的， 4岁开始记事，今天这个场合我想特别跟诸位分享一下记忆中的复旦。我第一次走进复旦校园是50年前，我去看伍蠡甫先生，当时和伍先生谈了他写的中国画史中国画论，感触良多。然具体细节已渺然不可述。

本次读书分享，我将刘传铭老师的《苏东坡大传》与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进行对照联读，收获了不同角度且更为深刻的阅读体悟。此前，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地位极高，与梁启超《李鸿章传》、吴晗《朱元璋传》、张东润《张居正传》并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正因有这部经典在前，当初文玲师姐推荐我读《苏东坡大传》时，我内心其实颇有疑虑：在林语堂先生的经典传记之后，当下还有作者敢再度执笔为苏东坡立传吗？但当我认真通读全书后，彻底读懂了两本传记的核心差异，也真切看到了《苏东坡大传》的独特价值。

林语堂先生写苏东坡，完全是以头号粉丝的视角，带着极致的崇拜、欣赏与热爱，将苏东坡塑造成一位完美的精神偶像，笔墨之间满是偏爱与推崇。而刘传铭老师同样是资深的“苏粉”，甚至爱之至深、共情至切，会心生羡慕与感慨——羡慕吕惠卿、沈括、章惇这些与苏东坡同处一个时代、甚至互为政敌的人，能与千古东坡同场博弈、同留青史，于他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荣幸。

写作手法上，两书也各有特色。林语堂先生的传记中，大量引用苏东坡原文，以感性解读、情感共情为主，通俗易懂、感染力极强。而刘传铭老师的创作更为多元，书中不仅合理借鉴、解读东坡原文，更融入了大量个人原创的散文、辞赋，文采斐然。

相较林语堂版本，《苏东坡大传》最大的优势在于学术性、丰富性与多维视角。这本书不止聚焦苏东坡一人的人生起落，更全景式铺展了大宋政坛风云、时代格局与各色人物群像，史料更翔实、考据更严谨、视角更客观。如果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入门必读，适合所有人初识东坡、爱上东坡；那刘传铭老师的《苏东坡大传》，就是深耕精读的佳作，能让我们真正读懂完整的苏东坡，读懂北宋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历史真相。

 书中诸多全新的观点解读，让我深受启发。刘老师跳出了世俗脸谱化的评判，从政治史学角度重新解读苏东坡的诸多观点，其中对苏东坡评价商鞅的独到剖析，打破了大众固有认知，视角新颖、论据扎实，极具参考价值。

同时，书中对苏东坡与章惇的恩怨纠葛、政治博弈的深度复盘，更是颠覆了我的固有认知。苏东坡与章惇本是同榜进士、年少挚友，乌台诗案之时，章惇尚且在朝堂之上为苏东坡仗义执言、尽力保全，二人昔日情谊真挚可见。而后期元祐年间朝堂更迭、新旧党争再起，苏辙主导了对旧政敌的清算，让二人彻底走向对立、反目成仇。世人常将二人的反目简单归为文人意气、私怨相争，但读完本书便知，这段历史绝非如此浅薄。章惇绝非世人刻板印象中的奸佞小人，他是极具天赋、能力卓绝的旷世奇才：年少两次高中进士，因初次名次低于晚辈、心生傲骨再度赴考，足见其心气高远；朝堂突发火情时，众官员慌乱失措，唯有他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沉稳气度深得帝王认可；就连与苏东坡同渡险桥、直面生死的从容，也尽显其大格局、大心脏。不仅是章惇，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等一众北宋名臣，都不再是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司马光重回朝堂后，全盘否定新法、执意废除原本利国利民的免疫法，苏东坡身处新旧党争夹缝中多方调和、尽力周旋，却无力扭转朝堂格局。这些顶尖文人、政治家的对立与博弈，从来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意气之争，本质是朝堂政治的囚徒困境。身处不同政治立场、秉持不同治国理念，为坚守自身政治主张、贯彻新政初心，他们不得不立场对立、相互制衡，这是时代格局与政治体系下的必然选择，绝非世俗八卦所言的简单恩怨情仇。

刘传铭老师以严谨的考据、客观的视角，还原了这群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与真实性，摒弃了非黑即白的浅薄评判，让北宋政坛的风云变幻、文人政客的理想与无奈，真实可感。这种不脸谱化、不世俗化的历史解读，让整本书的厚度与深度远超普通传记，也让我们读到了诸多林语堂版本中未曾触及的大宋政坛秘辛与历史细节。除此之外，本书的叙事结构也极具巧思，完全区别于传统传记的平铺直叙。林语堂的传记遵循常规叙事逻辑，按照童年、青年、壮年、晚年的人生时序层层推进，脉络清晰、通俗易懂。而刘传铭老师另辟蹊径，开篇便从苏东坡人生落幕的结局写起，打破常规叙事节奏，先让读者窥见东坡一生的底色与归宿。

全书最精华、最升华的篇章，是文末“泥土的救赎” 一章，也是我全书最喜爱的内容。作者将苏东坡黄州谪居的人生低谷，定义为其精神升华的巅峰，直言黄州岁月成就了中国文人诗性精神的终极胜利。这一解读极具高度，精准诠释了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内核。本书序言与尾声首尾呼应、层层升华，看似略有重复，实则字字点睛、句句深刻，将苏东坡的人生格局、精神风骨、生命境界解读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文人精神、诗性风骨。

云晴

虽是“大传”，却没有选取宏大编年式、流水账式的传统史料视角，而是依托书中一个个历史片段、人物细碎瞬间，以 “惊鸿一瞥” 的微观视角窥探人物内心与时代底色，也是我收获最深的历史认知启发。 书中两处观点令我深有共鸣：一是论史者大多只选取自身愿意采信的史实，故而史难存绝对真相，史书本质常常是撰述者视角下的个人化历史；这恰好契合《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的观点：没有人能完整看清客观现实，绝大多数人只会看见自己期许看见的世界。 这一道理也能和《题西林壁》、王安石诗作的哲理互为印证：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对历史与人事的评判便截然不同，正是视角选择决定历史解读。 本书依托细节、分设小标题，借甄选出的史实梳理了苏东坡一生思想流变，解释了他何以从北宋政坛关键人物，历经宦海起落蜕变为极具哲思的思想大家，也是这套历史观的落地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古人的生命价值、自我定位大多依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构建。早年身在朝堂的苏轼，人生围绕帝王、同僚、官场人际展开，理想与人生坐标都锚定在官场圈层之中；接连贬谪、远赴儋州之后，原有的官场社会关系彻底瓦解，生存环境发生颠覆性变化：日常交往变为底层平民，生计困顿需要亲身农耕劳作，直面山野自然，赖以定义自我的社会关系被全新的生活关系取代。正如本书555页所言：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更是灵魂的淬炼场，人真正的性情蜕变，依托人生观、价值观的彻底洗涤与重塑。环境与社交圈层的剧变，剥离了世俗功名带来的身份枷锁，让苏轼跳出原有价值体系，在劳作、自然、市井烟火中体悟生命本真，思想变得厚重多元，完成从士大夫政客到生命哲思者的转变。

“文讲心路、画证灵魂”，和常规文字传记不同，本书采用文字与书画结合的创作形式，以图像补充文字留白的情绪、潜意识，跳出传统传记纯文字叙事局限。书中一句“灵魂抵达不了的地方，画作可以抵达”精准点明绘画的独特价值：画作能够直抵人的内在灵魂。 依托留存的书画遗存，既能还原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彼时世人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将画作与文本内容对照，从题材选取、笔墨表意、审美取向中，既能看见苏轼艺术、思想与所处时代的相融之处，也能发掘他超脱时代的独特性，图文互参，让人物解读跳出纯文字的局限，也是这本书区别于普通传记的出彩之处。画作选择按生平时序排布：早年朝堂帖札、黄州贬谪书画、晚年海南渡海墨迹，对应人生起落。例如《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等，以原作映照心境变迁。

郭瑞俊

刘老师好！2019年我们曾在儋州东坡书院做过一次关于东坡的分享，当时读的是美国人比尔·波特写的《一念桃花源》。在结束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作为东坡的粉丝，我愿意用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去换取跟苏大胡子相处一个下午，听他胡说八道，然后跟他谋一场大醉！  

2024年我回四川看望老岳母，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想一定要去看几处与东坡相关的古迹，以了数年来的心愿。

一

参访文同故里（7月29日）

文同故里在四川绵阳市盐田县永泰镇，从南充出发到盐田大约100公里，高速公路很快，但要到达文同故里，还须在乡间小路上驱车40公里。又绕了个把小时，总算找到了文同故里。

苏轼自称是文同的“从表弟”，两人实属老乡，并无血缘关系，因为爱竹画竹而定交，成为三代世交。经苏轼牵线，文同的儿子娶了苏辙的女儿，自定亲之日起，苏轼即在书信上迫不及待地称文同为“亲家翁”。由此可见，他以前所说的表兄弟其实是一种虚称。苏轼称文同“诗辞书画”四绝，文同画竹神形具备，“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即苏轼对文同的夸赞之词。苏轼自认为是文同画竹的私淑弟子，文同也相当认同，曾经说“我墨竹一派在徐州也！”指的就是当时在徐州任知州的苏轼。

文同故里名“诗竹园”，依文同墓而建，山下新建有“文同清风馆”，为文同生平陈列馆，但大门紧闭，不见一人。沿山步道有各种石雕文同诗画，沿途有一草庐据说是文同故居以及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大概率为近年新建。山顶广场立有文同石塑像，长袍宽袖，右手执笔，迎风而立，当为整个诗竹园集会和祭拜的地方。

文同是大画家，为官清廉死于陈州任上，当时竟无钱归葬。还是一年后苏轼逃脱了乌台牢狱之灾，南下黄州经过陈州时和弟弟苏辙一起资助了一笔钱，他的儿子才能够扶柩归葬故里。可见东坡即使身处困境，依然不忘资助朋友，这也为二人的友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

再探三苏祠（7月31日）

眉山距离成都大概80公里，从成都过去全程高速。规划中有一条成都大经济区的环线，串联起了绵阳、乐山、眉山等八市二州，被成都人戏称为成都的八环，乐山正好在成都的八环之上。

我是第二次去眉山。三苏祠位于眉山古纱豰行巷，是苏轼之母程夫人经手买下的一块5亩多的宅基地扩建而成。大门上“三苏祠”的匾额为清代咸丰年间书法大家何绍基所题，笔力遒劲，历久弥新。迈进大门，在前厅门柱上赫然看到复旦中文系老系主任郭绍虞手撰的对联一副：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源。落款：郭绍虞，时年八十有八。据说这是1980年他在三苏祠所题。三苏祠号称“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千百年来留下了名人匾额对联无数，而复旦老教授郭绍虞的对联在醒目之处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令复旦学子颇为欣慰的一件事情。

苏轼曾在故乡生活了26年，苏氏故居在南宋时改宅为祠，明末毁于战火，估计应该是张献忠屠川所为。康熙四年重建，成就了现在的格局。三苏祠号称留有北宋旧物“五碑一钟”，院中另有古井一口，至今井水清冽，我照例打了一桶水上来洗了洗脸，正好沾沾三苏的灵气。

关于三苏祠里的建筑如启贤堂、来凤轩、披风榭等，大家说的很多，我感兴趣的是苏宅里的那棵荔枝树。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在杭州任上，有《寄蔡子华》一诗，内有“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枝待我归”的词句。据考证，苏氏兄弟送苏洵及苏轼妻子王弗灵柩归葬眉山，丁忧期满回开封之前，有友人蔡子华、杨君素、王庆源三人在苏宅栽下了一棵荔枝树，期待荔果满枝的时候，苏氏兄弟可以回归故里品尝，可惜他们走了便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是苏轼在杭州留下了这首诗，可见当初四川是有荔枝的。三苏祠有荔枝树根标本一株，传说就是那棵宋朝的荔枝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枯死。馆方把树根留下来，做成了一个标本，放在边上走廊里。

据传，当初四川荔枝最有名的是涪州的红荔枝----丹荔，即当初唐朝杨贵妃所食的品种。杨贵妃喜食荔枝，她既是四川人，当初四川又产荔枝，从四川跨过秦岭到长安也相对比较近，所以贵妃所食大略是四川荔枝。《长安三千里》说荔枝是从岭南运过去的，与史实应该不太相符。2007年三苏祠又从涪州也就是涪陵移植了一棵丹荔种在原处，边上的一个导游给我看了手机里2023年那棵树结满荔枝的照片，据说现在三苏祠也在打造“东坡丹荔”品牌云云。

三

追拜合浦、雷州（8月5日）

8月6日我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段文字：回琼途中，夜宿合浦，印象中《东坡志林》有“记过合浦”一条，查合浦即为宋廉州所在。1100年宋徽宗登基，下旨苏东坡“量移廉州安置”。东坡六月二十日从澄迈通潮阁夜渡海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随身除诗书文稿外还带有一只海南收养的大狗----乌嘴。这条大狗“过澄迈，泅而济，路人皆惊”，他后来也为它写了一首诗。东坡渡海先到雷州，与被贬此地的弟子秦观见面。秦观有《江城子》为记：“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别后不久，秦观先于老师而逝。

这是苏东坡第二次到雷州，三年前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辙则是同年闰二月，被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俩相遇于藤，相与同行。六月五日抵达雷州，十一日兄弟惜别于徐闻递角场，相处整整一个月，此后再无相见。雷州是他们兄弟的恨别之地。

东坡是从雷州二次渡海到达合浦的，那段时间天气不好，可能有台风。《东坡志林·记过合浦》条接下来写道：“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以济徐闻，复厄于此乎？稚子过在旁鼾睡，呼不应。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而已果然。”

还好“天不丧斯文”！东坡安抵合浦，居留57天，后北上逝于常州。东坡在合浦“海角亭”留有“万里瞻天”一匾（存疑），遗迹有东坡亭等，在今日廉州幼师校园内。雷州西湖有苏堤、苏公亭等，传说为当初苏氏兄弟居留之所。两处皆有东坡塑像，一坐一立而已。

我这样一条朋友圈，海南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兄看到说：雷州、合浦之行，谋划已久，惜未成行！并盛赞此行“捷足而明目，远见以卓识”！公羽兄实在是过誉了！

四

关于《苏东坡大传》的几点陋见

刘老师这本书我是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认认真真看了一遍。我有几点陋见，供大家商榷。刘老师作为艺术史教授年过七旬，亲撰此书，令人敬佩！本书是我所见东坡传记里印刷最为精美、书画资料最全的一本传记，这是刘老师的本色当行，也让读者耳目一新。但是本书在体例和引文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错漏，我想刘老师身为艺术家，可能不太在意。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读者，还是希望在将来做一些修订为好。

一是128页，作者谈到东坡离开江宁之后，想象他可能会去苏州去凭吊“已谢世23年的梅尧臣”。梅尧臣祖籍苏州吴兴，但是他们家族在唐朝末年就已经迁居到安徽宣城，梅尧臣的墓地在宣城，附近有梅溪、梅桥等胜迹，史称“梅宣城”。所以想象他从江宁到宣城去凭吊梅尧臣可能更合理一点。（作者回应：写这段时我想象的是到苏州去凭吊建沧浪亭的苏舜钦。）

二是199页“最后的乡愁”这一节，开始即说：治平元年（1064），苏轼和章惇的凤翔相会似乎是个偶然。接下来的一大段都是描述苏轼和章惇的交往，但似乎忘了解释为啥他俩的相会是个偶然。读这一节时我一直在等待这个答案，可惜没有等到。其实这次苏章会非常精彩，当时章惇作商洛令期满回京，专程到凤翔探望苏轼。苏轼陪他在凤翔游历了4天，“遍游南山诸寺”，其中游仙游潭时有一座独木桥，苏轼不敢过去，而章惇几步就跨过去了，而且还挽着一棵老藤荡起来，在石壁上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的字样。苏轼当时就说“子厚日后必能杀人！”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三是200--201页，刘老师在谈论苏轼与章惇的交往经历时，全文引用了苏轼到黄州之后写的《与章子厚参政书》，在本书即将结束的506页作者又大段引用了这篇文章。在一本书里重复引文，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瑕疵。

我读书相对比较细一点，几点浅见，也是出于爱之深责之切，希望刘老师不要介意。

各位同仁、大德，大家好！

筹备读书会时我原本无意发言：一来刘传铭先生大作仅粗阅未精读，二来近期接连筹办七场学术会议，事务缠身、精力有限。但我素来深耕苏学、心系东坡，感念交流机缘，应邀浅谈拙见。

我原籍江苏徐州，东坡曾任职徐州、率众抗洪，我长期留心他彭城宦迹。我与东坡另有两层渊源：一是我牵头英译《苏东坡全集》，二是家中姻亲源自苏轼长子苏迈一脉，苏迈晚年定居皇藏峪附近，族人世代在徐州落地繁衍，凭学术与姻亲，我与东坡结下千载文脉之缘。

我本科主修英美文学，后深耕语言学与西方哲学，长于义理阐发而考据偏弱。两年入职海南大学后，依托校内专项课题启动《苏东坡全集》全本英译与数字化工程，才逐字研阅东坡原著。典籍翻译字字须慎，虽落笔精益求精，但在苏学文史考据上仍有短板，这也是我起初推辞发言的缘由。

市面上苏轼读物多标签化叙事，林语堂《苏东坡传》助推东坡走向世界，却固化了 “乐天天才” 的片面印象，掩盖其半生贬谪漂泊、困厄守志的人生底色。刘传铭先生跳出扁平化评述，还原鲜活立体的东坡，是本书核心价值。类比我已出版的二十卷《白居易诗歌全集英译》，世人误判白诗浅白通俗，实则诗文暗藏身世襟怀，足见标签化解读是古典研究大忌。

依托徐州史料可见东坡实干担当：守徐州时治水筑城、修建黄楼；所作《石炭并引》记载本地采煤兴业，助力北宋手工业发展。研读古籍须结合方志、实物、时代背景多方参证，方能发掘文字背后的历史价值。

当下碎片化浅读、功利治学成风，我曾向海大建言常态化开办读书会，以务实研讨矫正浮躁学风。古典文献翻译难点颇多，古时称谓、礼制自成体系，脱离典章实物极易译文失真，因此译研必须以正史、注疏、文物交叉互证，学问无捷径可走。

林语堂译本普及价值卓著，但受时代所限，解读框架不够周全。翻译不是文字简单转换，重在还原作者本心与人生境遇；文本释义本无唯一定论，但译书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贴合原著，还原客观完整的东坡形象。我将以全本英译承载文化使命，推动苏学走出国门，让千年东坡文脉在当代与海外持续焕发生机。

东坡心法，自渡人间

人生如川，岁岁迭代，世事如途，步步修行。苏轼半生颠沛、一世浮沉，于起落荣辱中，淬炼出一套可自渡、可自愈、可恒安的人生调适体系。其道根植庄学，其心通透澄明，历经风雨而不颓，屡遭困顿而不陷。这套沉淀千载的四重心法，便是东坡留给世人的生命智慧。

其一，以庄生相对之观，坦然纳悲，清醒入世。东坡的通透，非虚妄无忧的乐观，而是历尽沧桑后的清醒自持。乌台一案，几近殒命；黄州惠州儋州三迁，半生飘零；平生济世报国之志，屡遭折挫、屡受浮沉。苦难非虚、困顿非幻，皆是生命真实的际遇。他跳出世人非喜即悲、非得即失的二元执念，不以苦难为禁忌，不以失意为不堪，坦然接纳悲欢为人生固有之常态。能正视悲哀，方能安放身心；能容纳起落，方能从容行路。

其二，以万物齐一之理，勘破私执，消解内耗。世间悲欢，从非一人之独遇，而是众生之共历。人间十事九不如意，从来非命运偏苛一人，而是世事本有之常局。世人多困于执念，常纠结“何以是我”，将一时坎坷视作终身绝境，在反复内耗中封闭心境、桎梏人生。东坡观万物同源、祸福同轨，知浮沉众生皆有，得失人人难免。看破苦难之普遍，方解自我之桎梏；放下偏执之纠缠，方得心境之超然。

其三，以长河时间之维，放宽眼界，缓释困顿。人生本是长程，非止片刻光景。东坡不以一时成败定平生，不以一隅困顿困此生。《赤壁赋》有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流水不息而江河未绝，月有盈亏而清辉不减。眼前潦倒，不过岁月长河中细碎浪花；当下迷雾，不过漫漫征途中转瞬云烟。一时荣辱不足拘，一瞬得失不足困，以长远观岁月，方知低谷终有归平之时。

其四，以本心自主之权，主动破局，逆势新生。此为东坡处世智慧的核心要义，亦是人生重启、绝境翻盘的根本底气。所谓“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时势之进退、际遇之厚薄，由天由时；心境之开合、人生之取舍，由我由心。得志之时，则怀家国、济苍生，以入世担当立身，修堤利民、勤政济世，不负胸中鸿志；失意之际，则安身心、守本真，以出世通透自渡，躬耕东坡、寄情诗文，烟火安顿风雨人生；纵处蛮荒远谪、绝境穷途，亦能开教化、兴文脉，拓全新境遇、启全新人生。境遇可困一时，本心不可被困；世事可乱一时，方寸始终自持。

纵观东坡一生，以庄学立根基，以通透渡风雨，以主动破浮沉。由此形成正视悲苦、放下执念、放眼长时、主动突围的完整人生哲学，一套永不陷落、永续修复的生命系统。

浮生起落，皆是寻常；人间悲欢，皆可自渡。习得东坡四重心法，便能顺境守初心、逆境守本心，困时可自愈，乱时可自安。纵使一生风雨辗转，亦能渡尽世间悲欢，行至澄澈，从容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