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分子诊断”，你可能觉得陌生而艰深；不过，如果告诉你“核酸检测”就是一种分子诊断的应用，你可能就恍然大悟。

事实上，分子诊断作为一种检测技术，虽然诞生不久，但已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可快速锁定许多感染性疾病乃至肿瘤的“元凶”，从而实现及时治疗和预防，帮助人们免除病痛、挽救生命。

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毕业、如今为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世生物”）总裁的王国强，正是国内较早投身这一领域的专家。他带领团队创业十余年来，公司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体外诊断产品提供商，2019年更是成为上交所科创板首家分子诊断上市企业。

“我是学医的，没有当医生；我家乡的父辈推崇‘学而优则仕’，我也没从政，而是误打误撞办起了企业……”王国强偶尔这样调侃自己。然而，这个“误打误撞”撞击出了不一般的火花，没走上“寻常路”的他，却从另一个维度实现了自己学医济世的理想，践行了复旦上医 “正谊明道”的院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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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强在校门前留影

见到王国强的那天，天气晴好，阳光暖照，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中，一栋栋浅色楼宇排布其间，简洁而利落。12年前，王国强的创业公司就栖身于其中半栋小楼；如今，那点空间早已容纳不下这家发展壮大的企业，旁边另一整栋楼也挂上了“硕世生物”的牌子。

“之后我们还会有新的更大的办公地，打造成我们的研发中心。”王国强的语速有着中年人的沉稳，但谈到未来规划时，神情间又透出一股“挥斥方遒”的青春意气。

一如他当年来到上海、来到上医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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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处处都留下了记忆

生于1970年的王国强，人生轨迹原本在家乡山东按部就班地延展：考上大学，念了医科，毕业后在滨州医学院工作。

但他对学业的梦想远未停歇——他想要到上海医科大学（即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深造。

“上医在我们学医人的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老一辈人就有‘南上医，北协和’的说法。”说起母校，王国强如数家珍。“上医是1927年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医学院校，1956年全国一、二级教授评定中，上医就有16位一级教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国现代医学的很多学科开创者都是我们上医的。现在校园里还有他们的雕像群。”兼之上海是国际性大都市，是对外交流的桥头堡，所以“能考到上医来，是咱的一个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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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福庆草坪上憧憬未来

1996年，梦想成真，王国强考入上医，在组织与胚胎学教研室攻读博士学位。入学第一天的开学典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典礼就在我们那个老图书馆举行，闻玉梅院士来给我们开讲。”闻老师回顾了自己在上医求学、工作的历程，以及祖国从十年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的变化。让王国强印象尤深的是，她特别提到自己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性大会的经历。“她教了我们一句话：开任何大会要抢占第一排，有提问机会的时候要抢做第一个提问者！因为那个时候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我们要在国际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声音。”王国强觉得，这个理念可以举一反三，放在如今国内的交流活动也是一样，“你坐第一排，就会聚精会神，接受得更好，对吧？你第一个提问，就能引起大家对你的关注和认知，对吧？也可以对个人和公司进行很好的展示。”

很快，王国强又感受到了上医强大的学习氛围。“自习教室晚上从来就是满的，座位要靠‘抢’。”毫无悬念地，他也加入了自习教室“抢座”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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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期间的王国强

最绵长的影响莫过于院训“正谊明道”。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老师们都言传身教着严谨、求实的作风。

王国强的导师钟翠平教授，虽然在生活中对待学生像孩子般关照，但在学业、课题工作中“那是非常严格的”。著名病理学和肿瘤分子生物学家顾健人院士给王国强他们上分子生物学时，专门讲了一个“某全球知名实验室为发论文造假致身败名裂”的案例，警示大家在医学的道路上务必踏踏实实每一步。基础医学院的论文开题会上，老教授们对各个学科各个学生的开题方向都要细细推敲，绝不含糊，严格程度让学生们都觉得是在“过关”。“经过那一关，对上医的学风就有更深的体验。”

“忙的时候不去回想，一旦回想起来这样的事例太多了。科学的东西不能靠吹，需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现在做分子诊断也是这样，要经得起推敲验证。”院训传递的理念、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以身作则，都潜移默化地培养着王国强此后的创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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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强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留影

在上医的这些年中，有一门课深深地影响了王国强，那就是顾健人院士讲授的分子生物学。

“那时候，全球的分子生物学也才刚刚起步，我们没有那种正式出版的教材，用的是顾老师手刻的讲义。但当时顾老师就说了，分子诊断这门技术未来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那是1996年，王国强入学上医的第一年，科学家的目光已经看到了未来。

分子诊断，是指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患者遗传物质结构或表达水平变化而作出诊断的技术。它可以探究人类过去认为无法触及的一些领域，可以将疾病的诊断大幅前移，效率也大幅提升。之后一二十年的现实也验证了“改变世界”的预测。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分子诊断技术可以很快“抓到”病原体，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防治。近三年来，这项技术还被广泛应用到了抗击新冠疫情中，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核酸检测”。

而2001年，博士毕业的王国强正好处在这一技术大变革的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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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中的王国强

“当时，这个技术诞生时间还不长，我们中国跟欧美发达国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那时海外的这类主流实验室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是我们华人，还有很多华人学习深造多年后回到国内，把这个技术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生命科学界还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2000年左右，人类基因组破译完成，这是一项全球性的重大工程，被誉为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当时我国也参加了其中1%的基因测序任务。此后，随着科技的进展，基因测序的成本迅速降低，对后基因组的研究就变得非常迫切；这也促进了基因表达谱产业的兴起。

“所以说，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

2001年，他来到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的一个机构，从事一项基因表达谱项目产业化的工作。这个机构做科研，但同时也是一个公司化运作的国企，在这里的实验室，“一张芯片可以分析人类的4万个基因，非常有意思”。王国强就此切入分子诊断行业，与国内很多大的研究机构、企业和专家有了交集。过程中，王国强有个强烈的感受：再好的技术最终都要应用到实际中才能发挥效用，“包括我们这个分子诊断技术，要运用到医院，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意义才更大”。

于是，2006年，他加盟了国内一家较早做分子诊断的企业，主要从事女性宫颈癌筛查产品的研发生产。现代研究证实，宫颈癌是迄今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肿瘤，它的主要诱因就是高危型HPV病毒（人乳头瘤病毒）的持续性感染。理论上只要把相关病毒防住，就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因此，检测病毒、筛查高危人群的环节不可或缺。

“我觉得加入颈癌筛查防控的工作很有意义！”“意义”这个词，反复出现在王国强的讲述中。“我是学医的，没有干成医生，但是通过做产业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投身到医疗工作中，可能会挽救更多的生命……”

那段时期，王国强在接触病例、使用医疗终端的过程中，也亲眼看到了一些残酷的现实。

上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我国大医院的很多高端医疗设备是被外资垄断的，“我们讨论过，一旦发生极端情况，源头断供，我们的看病就医就成问题了。比如核磁共振设备，缺个配件人家不供了，你修不起来就没法用。你的药品、诊断试剂，人家断供了，你就没有了。大家现在都知道芯片行业遭遇‘卡脖子’，其实医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于是，一个念头涌进了他的头脑：这么高的垄断率，迟早需要国人去打破，就是不知道由谁去做这件事？

进而，一个信念又占据了他的心：既然总要有人做，为什么自己不能成为去做的那个人呢？

于是，在技术迭代的浪潮里，在对意义感的追寻中，一种使命感又油然而生，创业的想法水到渠成。

“我下定决心要创业，要解决我们临床遇到的痛点，包括要去开创一些业务门，做出有自己特点的产品，服务于全人类的健康。这在当时就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后来从中总结提炼了一下，发现还能用来激励团队呢！”

2010年，硕世生物注册成立。王国强所说的将创业初心总结提炼后激励团队的话语，就是7个字——“硕世诊断˙为健康”。这是他希望全员牢记的公司使命。“这和我们的院训也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把为民众谋福祉作为自己的使命。”

而“硕世”这个名字，也寄托着宏大的心愿。

“我们创业的人，一开始面临的苦恼就是‘核名’。”王国强坦言，如今起一个寓意美好又不重名的公司名称实非易事。“有人后来跟我开玩笑，问我为什么不用‘博世’？其实我们想过，但被人家用掉了。”

那么，最后灵感从哪儿来呢？“是我的一位很有文化的亲戚发动家人，群策群力起的。”这名字不但一举通过核名，而且也有许多好的寓意，“‘硕世’就是硕果累累的世界嘛，也就是美好的世界。于是相应地，我们的英文名叫做bioperfectus，bio是表示生物学的前缀，perfect就是‘很好、最佳’的意思，us是拉丁文后缀，也可看作英文的‘我们’。”

这个来之不易的名字还带来了意外的效应。由于太容易被谐音成“硕士”，起初大家出差时常常开错发票；后来发现，这个误会倒是带来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大家总要解释、辨识一番，无意中也强化了记忆。

和许多创业公司一样，硕世生物诞生之初，也走过蹒跚学步的阶段。“我们创业的同行都会惺惺相惜，因为大家创业之初都会面对差不多的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归结为人、财、物。

人，是首要的。王国强至今对当年能“挖”到刘中华加盟自己的公司感到骄傲，也很感动。刘中华是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培养的博士，曾参加过抗击SARS疫情战斗，还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慰问；刘中华博士毕业后，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工作。作为研究分子病毒学的专家，他是全国传染病重大专项子课题的负责人，专业水平和能力都是上选。

2010年，当王国强发出邀请时，刘中华自己手上还有课题，就问能不能兼职；王国强表示，不能，创业需要破釜沉舟。刘中华最终答应了，辞去原先工作来到硕世生物成为公司董事、技术总监、副总裁，全面撑起了技术工作。而王国强自己主要负责市场。一支十几人的骨干团队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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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强参加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

科技创业人才企业管理与资本运作培训班

人有了，还得有财和物。王国强一直觉得公司“很幸运”，比如选址，最初公司在上海起步，之后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公司在泰州建立生产基地，所注册的江苏硕世成为日后的上市平台；上海的部分则成为研发基地。同时，公司在创业第一年就有了500多万元收入，第二年翻倍，较早实现了自我造血。2011年，公司还获得了华威国际资本的投资……

“人、财、物都有了以后，你还得有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产品。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用分子诊断技术来解决临床遇到的实际问题，王国强将之聚焦到了两大领域：传染病和临床妇幼。

王国强手中有一份引以为豪的记录——从2010年入行以来，中国所有突发、新发传染病，硕世生物都是第一个开发出诊断试剂的。

这个“第一”，离不开布局的远见。一来，公司早早打通了所有上游供应链，保障了研发速度，只要某个传染病的病原体测序完成，就能快速研发、生产出相应的检测产品；二来，王国强坚持做全产品，并不仅以眼前需求的冷热为导向。这一点，作为领头人是要扛压力的。

就如2022年在全世界爆发的猴痘，硕世生物早在2016年就完成了其分子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留样……然而那时病例很少，一连几年只卖出去不到10盒的货，主要是一些实验室买去做储备。有人质疑，不赚钱的产品何必要做？但王国强说：“我们既然做这个行业，就要承担这个行业的责任。如果大家都只想做赚钱的，那这些谁来做？这些同样是社会需要的，一旦疫情爆发，你再想到去做，时间就不够了！”

结果，6年后的今天猴痘疫情爆发，王国强的公司第一时间为全球100多个国家提供检测产品，成为全球出货量最大的一家公司。

“现在我们有五六百种检测产品，世界上只要有名字、有基因序列的传染病病原体，我们这都有产品。大部分不赚钱，是亏的，因为产品使用量太少了。可是也要做，因为再少也会有人需要。做了以后，可能10年都没有回报，但也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上就会有。”

凭借这一格局，在疾控领域，公司当仁不让地拥有了全球最全种类的传染病检测产品。

齐全的供应链和完善的研发水平，也让公司的生产效能遥遥领先。2013年H7N9型禽流感爆发，团队在三天内开发出了检测试剂盒，物流配送无缝衔接，保障产品及时供给26个省市自治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团队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就推出检测试剂盒。“2020年1月10日新冠肺炎病毒基因序列公布，我们1月13日晚上8点就完成工艺线，第二天发了产品上市公告。查了公开报道，我们是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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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硕世生物在国内率先开发出H7N9禽流感

检测试剂，CCTV1来公司专访王国强（左）

这样的“中国速度”令人刮目相看，背后也有团队的倾力付出。“那时候我们的人都不休息，夜以继日24小时转。我工作一天的时间抵你三天，我就不信我们赶不上！”

在临床妇幼领域，王国强也投入了大量心血。

“儿科的传染病，像流感、手足口、呼吸道合胞、麻疹、风疹呀，我们都有检测产品。妇科则是我们重点研究的领域，从公司成立开始就在做。”

王国强团队的努力，让国内一项妇科常见检查——白带常规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白带常规可用来诊断女性下生殖道感染，也就是各类阴道炎。阴道炎易反复发作，给女性健康造成很大危害。

“其实，反复发作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跟过去的检测技术诊断不够精确有关。”王国强解释说，早期的白带常规检查是用显微镜来做的，取阴道分泌物做涂片放在显微镜下检查，准确性并不高。王国强的团队跟妇产科感染协作组一起，将传统技术如形态学技术、酶化学技术和传统评分创新融合起来，开发了阴道微生态评价系统，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信息。

2018年，这一全新技术被写入国内妇产科教材，这也是王国强和他的团队引以为豪的成果。配合该项检测，硕世生物还研发了全自动阅片系统，已应用于全国4000多家医院，大大提高了诊断效率与精确性，也为有效治疗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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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王国强在北京参加全国生殖健康

产业协会表彰大会

更令王国强骄傲的，是公司做出了全球第一款商业化的分型定量HPV检测产品。HPV检测是宫颈癌筛查手段，过去宫颈癌筛查以细胞学方法为主，漏诊率超过50%，“这还是高级医院的水平，能筛查出来的概率比翻硬币还低一点”。检测HPV用于宫颈癌的筛查已成为主流，但困扰临床医生的是HPV定量问题。

“我们查乙肝、丙肝病毒，样本量可以标准化，比如抽10微升血，这次是10微升，下次也是10微升；抽你10微升，抽他也是10微升。但HPV检测取的是女性宫颈的脱落细胞，要靠一个毛刷到宫颈去刷一下。你这次让医生刷1000个细胞，下次还刷1000个细胞，这是做不到的。”

当时全世界对这个问题都束手无策，王国强决定挑战一下。经过研究，他和团队利用人类体细胞中的单拷贝基因原理，基于多重荧光PCR技术平台测定样本里单拷贝基因的数量，反推样本中的细胞数量，然后把细胞这个分母固定，最终得到每一万细胞中每种病毒亚型平均病毒载量的均值。“这个走通了，就真正实现了分型定量。”2015年，这一模型申请了专利；直到今天，硕世生物的这一检测技术仍然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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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王国强（中）在公司实验室指导实验

这又是一项意义非凡的突破。这项检测技术可为临床医生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大大增强对临床治疗的指导，HPV分型与定量作为分流管理的参考指标，还能实现宫颈病变人群的精准风险分层。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中国是主要缔约国之一，国内的“两癌（乳腺癌、宫颈癌）”筛查也在持续推广，新技术大有用武之地。

“我们还在建中国的宫颈癌筛查模式，将术后随访、治疗评价都纳入进来。”这些对女性的生命健康都是极大的福音，以至于王国强经常和公司同仁说，“我学医没干医，但如果这辈子的工作把宫颈癌防住了，那也会骄傲一辈子！”

创业之初，王国强为公司设定的愿景是“用五到十年成为行业龙头企业之一”。“龙头”如何判定？当时他的想法是能够上市，登陆资本市场。

2019年12月5日，距“十年之约”未满，硕世生物成功上市。王国强幽默地跟部下开玩笑：“当初我们画的‘大饼’，都实现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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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日，硕世生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右一为王国强）

通过了上市这场“大考”，硕世生物迎来两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公司规模和产能迅速提升。从2019年至今，团队从400多人扩至近2000人，产能扩充10倍以上。上市第二个月，就遭遇新冠疫情来袭，手中有了资本的王国强果断花几个亿，到全球各地去抢购当时极其稀缺的检测设备，及时推出产品。在产能、销售额大幅增长后，公司的辐射能力也与日俱增。在国内，占有了更多原先专属于进口产品的市场，“像上海的一家妇产科医院，原先检测产品只用进口品牌，现在我们的产品在那里的用量已是进口品牌的四倍”。对海外，近年来公司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供货，越来越多的合作正在拓展。为此，公司也进行了更高层面的全球化布局，包括在欧美设立分支机构，更好地服务海外客户。公司的愿景也调整为“全球体外诊断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品牌在公众中的传播度、可信度也大幅攀升。这为公司带来了广告效应和影响力，同时也让王国强更严格地审视公司自身。当年在上医接受的严谨而系统化的医学思维训练，此时帮助他更务实、全面地开展工作。对产品，他强调要坚守品质，“这么大量的产品不能说做到件件完美，我们不怕问题，就怕不知道；只要知道了问题在哪里，就要优化品质”。对团队，他努力用文化来凝聚，“这十二年来，我们推崇的一些行为准则，如以客户为中心、坚持艰苦奋斗等等理念性的东西，支撑了我们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公司设定的使命、愿景，还是所培育的核心文化“品质、效率、公平、公正”，在很多时刻都显示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紧急情况，团队并肩战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熟悉疾控领域运行的王国强深知一场硬仗已然开打。他一个动员令下去，全公司的400多号员工义无反顾地赶了回来，奔赴研发、生产及市场一线。在武汉疫情最危急的时刻，公司携手美年大健康捐赠1800万元驰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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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

王国强（左一）在公司研发中心实验室指导工作

社会责任，团队毅然扛起。从2020年至今，公司先后向泰州、香港等城市捐赠防疫物资；向相关国际友好城市意大利帕维亚省、荷兰奥斯市，以及东南亚、美洲、非洲的国家和地区捐赠核酸测试试剂、核酸提取系统、抗原检测试剂等；向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捐赠暖心衣物。2022年上海疫情反复期间，还向母校复旦大学捐赠100万元设立专项关爱基金，援手莘莘学子度过难关。

人类健康，团队视为己任。硕世生物一方面持续在产品上发力，另一方面也积极用公益的形式为公众健康赋能。2020年至2022年，公司以“三八公益活动”为契机，在全国开展HPV免费筛查，获得中国癌症基金会颁发的“社会公益奖”；2021年，公司向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关爱女职工专项基金捐赠1000万元；2022年，公司向江苏省运动会赞助800万元，助力全民健身；不久前，向中华儿慈会科技筑梦专项基金捐赠100万元，关爱下一代成长……

12年创业耕耘，正在迎来累累硕果，遥相呼应着当年公司定名“硕世”所寄托的梦想和壮志。回首一路征尘，王国强觉得，虽然也经过大大小小的坎，但整体还属顺利。他常常说：“我们真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我要感谢团队，也要感谢总有贵人相助。”

当然，有道是“自助者天助”，最大的“贵人”永远是志存高远、全力拼搏的自己。